Sunday Bloody Sunday

2007-01-24 19:21:19 有害書籍愛好者
靠加密封杀盗版的路子是行不通的

2007-01-24 19:21:45 皮不皮
同上

2007-01-24 19:21:57 皮不皮
但是数据级别的加密是可行的

2007-01-24 19:22:16 皮不皮
每张盘都带狗

2007-01-24 19:22:37 司马子耕
每张盘都带人

2007-01-24 19:22:47 司马子耕
[图片]以后没有电脑了 所有的都模块化

2007-01-24 19:22:48 皮不皮
[表情] 是说软件狗

2007-01-24 19:22:57 皮不皮
一种硬件

2007-01-24 19:23:05 司马子耕
我说查到半的人

2007-01-24 19:23:44 皮不皮
每张盘的编码方式不同 只有用专门的特定硬件来播放

2007-01-24 19:24:00 有害書籍愛好者
那么大家会选择其他格式的

2007-01-24 19:24:21 皮不皮
当然要有优势

2007-01-24 19:24:33 皮不皮
比如超高清晰度

2007-01-24 19:24:35 司马子耕
特定硬件 就是我说的 模块化

2007-01-24 19:24:48 司马子耕
没用

2007-01-24 19:24:51 司马子耕
人眼分辨的能力是有限的

2007-01-24 19:24:54 皮不皮
电脑本来就是模块化的

2007-01-24 19:25:05 有害書籍愛好者
现在是消费者的需求与出版商的贪婪之间有矛盾，最终总会把现实拉到靠近需求的地方的

2007-01-24 19:25:11 皮不皮
比如携带多视角

2007-01-24 19:25:28 皮不皮
我只看不花钱的 -_-

2007-01-24 19:25:37 皮不皮
所以没有矛盾

2007-01-24 19:25:41 司马子耕
技术壁垒 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

2007-01-24 19:26:04 有害書籍愛好者
清晰度又怎么样？MD还不是输给了MP3？夸它音质好也是白搭

2007-01-24 19:26:13 皮不皮
嗯

2007-01-24 19:26:17 司马子耕
就是mp3已经满足需求了

2007-01-24 19:26:23 皮不皮
我是说 从技术角度来说

2007-01-24 19:26:36 皮不皮
没有别的办法

2007-01-24 19:26:59 皮不皮
类似现在的卫星电视加密

2007-01-24 19:27:30 皮不皮
就像网游很难有盗版

2007-01-24 19:27:52 司马子耕
客户 就拿一个终端？

2007-01-24 19:27:55 和谐的社会
四伏算不算倒班?

2007-01-24 19:27:58 皮不皮
嗯

2007-01-24 19:28:05 皮不皮
sf 算

2007-01-24 19:28:10 皮不皮
但是还是可以控制的

2007-01-24 19:28:32 皮不皮
通过终端跟服务器的连接密钥收费

2007-01-24 19:28:38 有害書籍愛好者
大众需要的是廉价的娱乐消费品，价格肯定会被一步步拉低，肯定不会服从于出版商和设备生产商期望通过技术垄断进行的高利润压榨。所以与其和盗版做徒劳的战争，不如想着怎么做好支付和售后服务方面的事情。

2007-01-24 19:28:48 皮不皮
大家都交钱了就便宜了

2007-01-24 19:29:01 司马子耕
便鞋问题怎么解决？

2007-01-24 19:29:08 皮不皮
正因为只有少数人交钱才会这么贵

2007-01-24 19:29:37 有害書籍愛好者
当小额支付足够方便的时候，当用户不在乎零星的支出时，盗版的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

2007-01-24 19:29:42 皮不皮
终端的成本永远比解码器低

2007-01-24 19:29:43 司马子耕
措！ 它能控制人们一定交钱的话 就会贵

2007-01-24 19:30:02 有害書籍愛好者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控制总是短暂且徒劳的

2007-01-24 19:30:04 皮不皮
便携性 会更高

2007-01-24 19:30:15 皮不皮
而且应用范围很广

2007-01-24 19:30:19 皮不皮
不只电影

2007-01-24 19:30:20 有害書籍愛好者
而且正激发了盗版的需求

2007-01-24 19:30:29 皮不皮
一切操作都可以用终端实现

2007-01-24 19:30:39 皮不皮
大部分的运算是服务器提供的

2007-01-24 19:31:43 有害書籍愛好者
嗯，无线终端瘦客户机

2007-01-24 19:31:46 皮不皮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变

2007-01-24 19:31:57 皮不皮
这是趋势

2007-01-24 19:32:07 皮不皮
微软也在弄在线服务

2007-01-24 19:32:22 皮不皮
通用终端是个好东西

2007-01-24 19:32:34 皮不皮
连电脑都不用买了

2007-01-24 19:32:43 和谐的社会
[图片]又是一个轮回么

2007-01-24 19:32:43 皮不皮
也不用考虑升级

2007-01-24 19:32:47 和谐的社会
回到CS时代

2007-01-24 19:33:56 和谐的社会
这天还很遥远吧....

2007-01-24 19:34:03 和谐的社会
3G还没来呢

2007-01-24 19:34:03 皮不皮
也不算远

2007-01-24 19:34:18 皮不皮
10年内技术就差不多了

2007-01-24 19:34:45 皮不皮
也许以后就插管子了

2007-01-24 19:34:57 皮不皮
也许会跳过这个阶段

2007-01-24 19:35:17 皮不皮
浏览器会越来越强的

2007-01-24 19:35:26 皮不皮
基于通用浏览器

2007-01-24 19:35:28 司马子耕
屁屁 换个颜色

2007-01-24 19:35:37 皮不皮
[表情]

2007-01-24 19:35:43 司马子耕
不然说话不太好分辨

2007-01-24 19:36:02 皮不皮
这个

2007-01-24 19:36:16 司马子耕
战士 用这个吧？

2007-01-24 19:36:51 皮不皮
当个人用户没有实质上的电脑的时候 盗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2007-01-24 19:37:21 司马子耕
可是 问题是 这是前进还是倒退呢？

2007-01-24 19:37:27 皮不皮
前进

2007-01-24 19:37:32 司马子耕
每个应用都封装好了？

2007-01-24 19:37:38 皮不皮
专业的问题由专业人员解决

2007-01-24 19:37:46 皮不皮
不用担心升级

2007-01-24 19:37:51 皮不皮
不用担心病毒

2007-01-24 19:37:51 司马子耕
就是说 我只有听不听收音机的选择

2007-01-24 19:38:01 皮不皮
虚拟机

2007-01-24 19:38:19 司马子耕
这仅仅是名词

2007-01-24 19:38:35 皮不皮
那动词呢?

2007-01-24 19:38:38 司马子耕
就像 义工 比义务劳动好听 其实没什么

2007-01-24 19:39:03 皮不皮
但是对于普通用户 这样的东西更吸引人

2007-01-24 19:39:04 司马子耕
收音机 和你的 虚拟机 一个意思

2007-01-24 19:39:14 皮不皮
收音机是单向的

2007-01-24 19:39:23 司马子耕
你可以选台啊

2007-01-24 19:39:24 皮不皮
终端是双向的

2007-01-24 19:39:58 皮不皮
现在管理服务器都是用终端的

2007-01-24 19:40:11 皮不皮
不用跑到服务器那

2007-01-24 19:40:17 司马子耕
节目制作人（你所说的专业人士）给你搞好了你所有想要的频道

2007-01-24 19:40:35 皮不皮
节目 是单向 服务是一种互动

2007-01-24 19:40:50 司马子耕
只是说来好听罢了

2007-01-24 19:40:52 皮不皮
这种东西卖得不是信息

2007-01-24 19:41:02 皮不皮
卖的是处理机能

2007-01-24 19:41:08 皮不皮
这就是区别

2007-01-24 19:41:12 司马子耕
不提供信息的服务 谁会要？

2007-01-24 19:41:22 皮不皮
对于你来说

2007-01-24 19:41:28 皮不皮
没有任何区别

2007-01-24 19:41:39 皮不皮
除了信息都是存在服务器上

2007-01-24 19:41:44 司马子耕
对于任何人来说 可以骗一时

2007-01-24 19:41:47 皮不皮
跟普通电脑操作完全相同

2007-01-24 19:42:14 皮不皮
当然可以出现简化版本

2007-01-24 19:42:37 皮不皮
适用于不同形式的终端

2007-01-24 19:42:48 皮不皮
没有人骗什么

2007-01-24 19:43:10 皮不皮
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

2007-01-24 19:43:35 皮不皮
当然现行的电脑还能使用 不同种类的终端都可以继续用

2007-01-24 19:43:53 和谐的社会
不太希望看到这样的东西出现

2007-01-24 19:44:03 司马子耕
用技术的多样性弥补 需求的多样性？

2007-01-24 19:44:03 和谐的社会
这样一来,不用GFW老大哥一样笑眯眯的

2007-01-24 19:44:09 司马子耕
不可能 成本太高了

2007-01-24 19:44:12 皮不皮
但是以后没有相应的软件出现 其他的终端会慢慢变少

2007-01-24 19:44:29 司马子耕
[图片]

2007-01-24 19:44:32 皮不皮
正是因为这样 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喜欢这东西

2007-01-24 19:44:48 皮不皮
每个人的电脑都有很大的资源浪费

2007-01-24 19:44:56 司马子耕
然后变成只有“收音机”了
然后为了节约成本 商家不再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然后 每天只有音乐台

2007-01-24 19:44:57 皮不皮
集中起来利用效率会更高

2007-01-24 19:45:14 皮不皮
任何软件都会继续使用

2007-01-24 19:45:25 皮不皮
但是 不会有盗版了

2007-01-24 19:45:38 司马子耕
政府？
那个民主政府敢这么干？
不说别的 他的支持者都会背弃他

2007-01-24 19:45:40 司马子耕
就为了一个盗版问题？

2007-01-24 19:45:47 皮不皮
不是

2007-01-24 19:45:51 皮不皮
好处多很多

2007-01-24 19:45:57 司马子耕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就是 在线

2007-01-24 19:46:25 司马子耕
如果操作系统 必须在线
何来盗版？

2007-01-24 19:46:33 皮不皮
这种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出路

2007-01-24 19:46:50 皮不皮
在线的极端就是终端

2007-01-24 19:47:01 司马子耕
你说的好处 归于一点：“便于管理”！
可是 这个多样化的世界 追求的不是统一 而是多样性

2007-01-24 19:47:05 皮不皮
终端服务

2007-01-24 19:47:15 司马子耕
怎么实现服务？

2007-01-24 19:47:19 皮不皮
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服务

2007-01-24 19:47:27 皮不皮
你不喜欢微软的终端

2007-01-24 19:47:34 皮不皮
可以用novel的

2007-01-24 19:47:36 司马子耕
我这里有多样性需求 要求你的服务来满足

2007-01-24 19:47:44 皮不皮
当然可以

2007-01-24 19:47:48 皮不皮
比如呢

2007-01-24 19:47:52 皮不皮
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2007-01-24 19:48:03 皮不皮
目前是如何实现的

2007-01-24 19:48:33 司马子耕
你有10000员工的话
它自身就有1-10000种需求

2007-01-24 19:48:47 皮不皮
目前的PC上 你有什么需求

2007-01-24 19:48:50 皮不皮
如何实现的

2007-01-24 19:49:02 皮不皮
我来给你讲解终端上如何实现

2007-01-24 19:49:13 司马子耕
PC还在发展
而你提出的设想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

2007-01-24 19:49:18 皮不皮
不会的

2007-01-24 19:49:23 皮不皮
集中计算而已

2007-01-24 19:49:29 皮不皮
你理解的有偏差

2007-01-24 19:50:04 皮不皮
这个范围越大成本越低

2007-01-24 19:50:14 司马子耕
你说的就是 服务器和终端
如果统一的服务器--终端关系
当然没问题

2007-01-24 19:50:33 皮不皮
什么叫统一服务器

2007-01-24 19:50:38 皮不皮
统一终端

2007-01-24 19:50:58 皮不皮
那你说说你的问题

2007-01-24 19:51:22 司马子耕
1、你这样解决的成本问题 交给谁？

2007-01-24 19:51:24 司马子耕
2、如何实现？

2007-01-24 19:51:32 皮不皮
什么如何实现

2007-01-24 19:51:34 司马子耕
难道推到现有企业？

2007-01-24 19:51:57 皮不皮
这种服务现在就有

2007-01-24 19:52:05 皮不皮
但是仅限于商业用途

2007-01-24 19:52:10 皮不皮
桌面应用还没有

2007-01-24 19:52:33 司马子耕
为什么没有？
别人觉得应该留给别人去赚这笔钱？

2007-01-24 19:52:48 皮不皮
目前带宽问题还没到位

2007-01-24 19:52:52 皮不皮
不够稳定

2007-01-24 19:53:20 有害書籍愛好者
我觉得你们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可能有偏差，皮皮可以把自己的概念再完整、浅显的说一遍吗？

2007-01-24 19:53:21 皮不皮
但是 大公司都在研究

2007-01-24 19:53:35 皮不皮
我也觉得他理解的有偏差 -_-

2007-01-24 19:53:45 皮不皮
浅显的话 不是很容易

2007-01-24 19:53:57 和谐的社会
你是说ctrix?

2007-01-24 19:53:59 有害書籍愛好者
现在肚子痛，大脑短路中

2007-01-24 19:54:03 司马子耕
只要 能保证在线
或者操作系统 必须在线
管理版本相当容易

2007-01-24 19:54:04 皮不皮
说白了就是 所有硬件托管

2007-01-24 19:54:13 皮不皮
个人不用关心硬件了

2007-01-24 19:54:34 皮不皮
对硬件都是以终端的形式远程访问

2007-01-24 19:54:45 皮不皮
硬件资源统一规划

2007-01-24 19:54:49 皮不皮
统一调配

2007-01-24 19:55:00 皮不皮
操作系统统一维护

2007-01-24 19:55:32 皮不皮
商业和教育方面已经有实用的应用

2007-01-24 19:56:07 司马子耕
这不就是一个“无数个频道的收音机（或电视机、游戏机什么的）”么？

2007-01-24 19:56:24 司马子耕
比如？　有个例子比较好理解

2007-01-24 19:56:38 捍卫战士
[图片]这玩意发起病毒来，一秒钟就全球蔓延啊，爽！

2007-01-24 19:57:27 皮不皮
是的

2007-01-24 19:57:39 皮不皮
因为带宽无限

2007-01-24 19:57:41 皮不皮
-_-

2007-01-24 19:57:58 皮不皮
都是超高带宽的本地网

2007-01-24 19:58:04 皮不皮
病毒传播很快

2007-01-24 19:58:09 皮不皮
但是有办法控制

2007-01-24 19:58:21 皮不皮
而且交给专业人员处理 解决也很快

2007-01-24 19:58:30 皮不皮
而且查到根源也很快

2007-01-24 19:58:31 司马子耕
这样和公司开发系统的　服务器有什么不同？

2007-01-24 19:58:43 有害書籍愛好者
今后不是这种模式，病毒传播也会很快

2007-01-24 19:58:48 司马子耕
都连到主机作业

2007-01-24 19:58:49 皮不皮
司马子耕 19:58:31
这样和公司开发系统的　服务器有什么不同？

这句话不太理解

2007-01-24 19:58:52 捍卫战士
[图片]怕就怕，病毒设计者也很专业啊

2007-01-24 19:59:08 皮不皮
再专业你要在终端下写病毒

2007-01-24 19:59:31 捍卫战士
你怎么确保人家在终端下写病毒？

2007-01-24 19:59:34 司马子耕
银行业务单一　所有银行的柜员　用的都是终端
直接连到主机作业

2007-01-24 19:59:36 捍卫战士
[图片]这就是问题

2007-01-24 19:59:37 皮不皮
可以做到终端虚拟环境保密 但是跟踪信息传播很容易

2007-01-24 19:59:53 皮不皮
司马子耕 对终端的概念有点狭隘

2007-01-24 20:00:18 皮不皮
银行用的一般是字符终端

2007-01-24 20:00:28 司马子耕
无所谓什么类型的终端

2007-01-24 20:01:06 司马子耕
应用都是封装好的
应用能事先封装好
因为服务单一

2007-01-24 20:01:40 皮不皮
不是

2007-01-24 20:01:51 司马子耕
服务单一 怎么广泛应用？
当然 你可以说 有无数公司 开发不同的服务给大家

2007-01-24 20:02:00 皮不皮
看过windows的 终端服务么

2007-01-24 20:02:07 皮不皮
不会服务单一

2007-01-24 20:02:12 皮不皮
仍然是操作系统

2007-01-24 20:02:24 司马子耕
保密[图片]　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话　还有什么问题？

2007-01-24 20:02:39 皮不皮
保密很容易

2007-01-24 20:02:48 皮不皮
但是只是个人用户层面上

2007-01-24 20:02:52 司马子耕
把一个世界的运行成本
加诸于几个公司的成本上？

2007-01-24 20:02:54 皮不皮
国家机器的话没办法

2007-01-24 20:03:00 司马子耕
这些公司 如何启动啊？

2007-01-24 20:03:05 皮不皮
不需要

2007-01-24 20:03:15 皮不皮
可以先做小规模的

2007-01-24 20:03:21 皮不皮
10台用户也可以做

2007-01-24 20:03:32 皮不皮
但是目前的带宽还差一点

2007-01-24 20:03:56 司马子耕
如果局限在小范围 什么样的贷款现在也可以提供啊

2007-01-24 20:04:02 司马子耕
贷款=>带宽

2007-01-24 20:04:02 皮不皮
所以

2007-01-24 20:04:11 皮不皮
教育 和商业

2007-01-24 20:04:25 司马子耕
比如 来几个例子

2007-01-24 20:04:25 皮不皮
有现成的应用

2007-01-24 20:04:49 皮不皮
比如商业应用的虚拟主机

2007-01-24 20:05:03 皮不皮
就是这种集体托管硬件的形式

2007-01-24 20:05:40 皮不皮
基于终端的无盘机房 几年前就有了

2007-01-24 20:06:20 司马子耕
我这么看

2007-01-24 20:06:20 皮不皮
windows 2000 以上就带终端服务了

2007-01-24 20:06:43 司马子耕
remote desktop?

2007-01-24 20:07:10 皮不皮
xp里面这么叫

2007-01-24 20:07:16 皮不皮
TermService

2007-01-24 20:08:21 和谐的社会
我觉得屁屁说的还是ctrix

2007-01-24 20:08:26 皮不皮
xp的是简化办

2007-01-24 20:08:32 和谐的社会
完全独立于操作系统的终端

2007-01-24 20:08:43 皮不皮
ctrix 是一种

2007-01-24 20:08:45 皮不皮
但是

2007-01-24 20:08:51 皮不皮
还有一定的距离

2007-01-24 20:09:07 皮不皮
关键不是终端的形式

2007-01-24 20:09:24 皮不皮
服务器的形式比较重要

2007-01-24 20:10:12 皮不皮
关键是多样化终端对资源的共享

2007-01-24 20:10:27 司马子耕
一个 或几个“超脑” 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2007-01-24 20:10:42 皮不皮
全世界的硬件资源共享

2007-01-24 20:11:00 皮不皮
不用再关心硬件了

2007-01-24 20:11:03 司马子耕
超脑下有子超脑、子子超脑

2007-01-24 20:11:08 皮不皮
整合联网

2007-01-24 20:11:38 司马子耕
核心硬件超级化
分类控制、提供服务

2007-01-24 20:11:45 和谐的社会
相比之下,还是网格更现实一嗲

2007-01-24 20:11:47 皮不皮
由主干网络连接起来的在线数据中心网络组成

2007-01-24 20:12:12 皮不皮
分布式计算与管理

2007-01-24 20:12:34 司马子耕
==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不就是版权问题么？

2007-01-24 20:12:46 皮不皮
这是完美的解决办法

2007-01-24 20:13:16 皮不皮
为什么网游很难盗版

2007-01-24 20:13:24 皮不皮
因为核心数据都在网络上

2007-01-24 20:13:36 捍卫战士
大家去看一部科幻小说吧

2007-01-24 20:13:38 皮不皮
本级就是一个专用终端

2007-01-24 20:13:46 捍卫战士
《大机器停止运转了》

2007-01-24 20:13:49 司马子耕
但是如果有黑客把数据修改了呢？

2007-01-24 20:14:03 司马子耕
就要恢复备份

2007-01-24 20:14:10 皮不皮
现在你如何防止入侵

2007-01-24 20:14:33 皮不皮
普通用户如何防止QQ密码丢失

2007-01-24 20:14:44 司马子耕
现在就是防止不了
但是 你说的“完美”如果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要花大功夫 搞它？

2007-01-24 20:14:54 皮不皮
硬盘浮云 谁来给你恢复

2007-01-24 20:14:56 司马子耕
但是 影响范围小啊

2007-01-24 20:15:05 皮不皮
一样的

2007-01-24 20:15:16 皮不皮
你现在已经很多信息存储在网络上了

2007-01-24 20:15:21 皮不皮
只是你没有发现

2007-01-24 20:15:47 司马子耕
如果我的本本 硬盘坏了
坏了就坏了
但是 如果一个或者几个 你说这样的 超脑坏了
怎么办？

2007-01-24 20:15:58 司马子耕
当然 这已经是细枝末节了

2007-01-24 20:16:04 皮不皮
这个你所谓的超脑

2007-01-24 20:16:12 皮不皮
并不是单独的一台电脑

2007-01-24 20:16:44 皮不皮
是成千上万台电脑连接起来组成的

2007-01-24 20:17:01 皮不皮
任何一台被破坏或者损坏 你不会有任何感觉

2007-01-24 20:17:07 皮不皮
就像做raid

2007-01-24 20:18:06 司马子耕
就是说 无数脑细胞组合成的脑子
但是我们只要使用 手、脚、口、鼻 就行了
不用让手脚口鼻 参与思考

2007-01-24 20:18:27 皮不皮
这个比喻 贴边

2007-01-24 20:19:09 皮不皮
远离技术层面

2007-01-24 20:19:12 司马子耕
问题是 现在的所有矛盾都来自“黑客”这个病毒
如何解决这个病毒

2007-01-24 20:19:54 司马子耕
你的“理想社会”只防“没能力偷东西的”

2007-01-24 20:21:06 皮不皮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杀毒工具的滞后 O-day 攻击 很难防御

2007-01-24 20:21:16 皮不皮
不是理想社会

2007-01-24 20:21:24 皮不皮
只是一个可能性

2007-01-24 20:21:32 皮不皮
近几年内可以实现的可能性

2007-01-24 20:22:11 捍卫战士
谁来推动？

2007-01-24 20:22:12 皮不皮
处理木马不难 难得是统一处理

2007-01-24 20:22:20 皮不皮
到时候自然会有的

2007-01-24 20:22:43 皮不皮
前两天联想还在吹这种东西

2007-01-24 20:22:46 司马子耕
[图片]自然？

2007-01-24 20:22:49 捍卫战士
[图片]进几年？

2007-01-24 20:23:10 皮不皮
连接带宽在100兆就可以了

2007-01-24 20:23:24 捍卫战士
[图片]据我所知，微软吹机顶盒也吹了十多年了

2007-01-24 20:23:30 皮不皮
嗯

2007-01-24 20:23:40 皮不皮
我是说技术成熟

2007-01-24 20:23:55 和谐的社会
屁屁还是在说网格么

2007-01-24 20:24:02 司马子耕
机顶盒 按这个观点 不就是一个 用于视觉娱乐的终端么？

2007-01-24 20:24:09 皮不皮
尽量不说技术术语 -_-

2007-01-24 20:24:20 捍卫战士
技术成熟？现在intel已经有100GHz的处理器

2007-01-24 20:24:25 皮不皮
网格 也是一部分

2007-01-24 20:24:31 捍卫战士
可是我们还在用2G的

2007-01-24 20:24:56 皮不皮
频率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2007-01-24 20:26:04 捍卫战士
[图片]我是举例，说明技术成熟和实际应用中的距离是遥远的

2007-01-24 20:26:13 皮不皮
而且这种连接 可以是不对称连接

2007-01-24 20:26:18 皮不皮
并不是很遥远

2007-01-24 20:26:23 皮不皮
上行数据很少

2007-01-24 20:26:36 皮不皮
除非要让数码相机之类的东西入网

2007-01-24 20:26:43 皮不皮
否则上行可以不是很大

2007-01-24 20:27:26 皮不皮
跟我做什么没关 就是设想一下 -_-

2007-01-24 20:27:27 捍卫战士
啊，如果这么说，现在的人机脑桥技术也成熟了，为什么不给每个人脑子上钻个孔，然后进入Matrix？

2007-01-24 20:27:41 皮不皮
并没有成熟

2007-01-24 20:28:22 捍卫战士
哦，那为什么你认为超脑的技术成熟了呢？

2007-01-24 20:28:33 皮不皮
超脑 我没说过这个名词

2007-01-24 20:28:49 司马子耕
他也说一步一步来

2007-01-24 20:28:59 捍卫战士
啊，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你刚才说的一堆

2007-01-24 20:29:06 司马子耕
你说的 就是这么回事 超脑 只是一个“滥名词”

2007-01-24 20:29:07 皮不皮
分布计算与分布存储

2007-01-24 20:29:09 捍卫战士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2007-01-24 20:29:14 皮不皮
目前广泛应用

2007-01-24 20:29:28 司马子耕
你们两个字太一样了
看不清观点了

2007-01-24 20:29:45 捍卫战士
这个没错，但这个是你观点的基础么？

2007-01-24 20:29:58 皮不皮
嗯

2007-01-24 20:30:11 皮不皮
就是分布计算与分布存储

2007-01-24 20:30:17 司马子耕
[图片]
这个顶 学校做的都是这个

2007-01-24 20:30:29 捍卫战士
况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分布式，最大的应用，CPU数量级达到多少？

2007-01-24 20:30:41 皮不皮
如果对称带宽足够 P2P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2007-01-24 20:30:45 捍卫战士
而你要链接全人类，数量级又是多少？

2007-01-24 20:31:14 皮不皮
你还是不懂

2007-01-24 20:31:46 捍卫战士
就拿带宽来说，这次光缆事件，如果发生在你说的那个时代，会怎么样？

2007-01-24 20:31:59 司马子耕
哈哈 9494

2007-01-24 20:32:16 皮不皮
不会比目前的状况复杂太多

2007-01-24 20:32:31 皮不皮
甚至更小

2007-01-24 20:32:36 皮不皮
这就是分布的好处

2007-01-24 20:32:45 捍卫战士
[图片]我的确不懂，所以我才有问题

2007-01-24 20:32:54 皮不皮
打个比方

2007-01-24 20:33:06 皮不皮
目前的信息只在美国存储

2007-01-24 20:33:12 皮不皮
所以光缆的影响很大

2007-01-24 20:33:27 皮不皮
如果中国本地有存储副本

2007-01-24 20:33:30 皮不皮
就好像跟没事一样

2007-01-24 20:33:37 皮不皮
当然影响还会有的

2007-01-24 20:34:16 捍卫战士
[图片]分布式存储，都是副本存储么……

2007-01-24 20:34:23 司马子耕
同步更新和备份？
两台主机的已经很麻烦了...

2007-01-24 20:35:02 皮不皮
专业问题不考虑

2007-01-24 20:35:08 皮不皮
说起来复杂

2007-01-24 20:35:18 捍卫战士
[图片]……哦……不考虑

2007-01-24 20:35:21 皮不皮
你理解成 raid就行了

2007-01-24 20:35:23 司马子耕
可是 可实现性
需要操作啊

2007-01-24 20:35:35 皮不皮
raid

2007-01-24 20:35:38 捍卫战士
好吧，接下来我没有问题了

2007-01-24 20:35:51 捍卫战士
也不继续讨论了，你们继续

2007-01-24 20:36:21 皮不皮
raid 可以假想成本地的分布式存储

2007-01-24 20:37:53 司马子耕
皮皮 总的来说
虽然我一直在唱反调
我明白 或者说 比原来更明白你说的东西了
谢谢你

2007-01-24 20:38:22 皮不皮
不客气

2007-01-24 20:38:28 皮不皮
我喜欢这样的讨论

2007-01-24 20:39:04 捍卫战士
sm8888

2007-01-24 20:41:06 司马子耕
其实 我很早就听过朋友说过分布计算的问题
可是 我觉得这个方式 主要是用来完成海量计算的
还真没想到防盗版（因为觉得杀鸡用牛刀了）

2007-01-24 20:41:55 皮不皮
网络的精神就是共享

2007-01-24 20:42:17 皮不皮
全世界的计算机做的就是海量运算

2007-01-24 20:42:41 司马子耕
如果想解决盗版问题
就像杀毒软件似的
在线、更新 才有实际意义
我觉得就是最实际、直接的方式

2007-01-24 20:42:43 皮不皮
而且不说别的这里的大家计算机的闲置资源都不少

2007-01-24 20:43:03 皮不皮
如何充分利用

2007-01-24 20:43:52 皮不皮
在线的目的就是部分数据不在本机存储

2007-01-24 20:44:05 司马子耕
对了 这不正是把统一的硬件资源 分散化么？
怎么你说 集中管理？

2007-01-24 20:44:07 皮不皮
发展到极端的情况就是完全在网络上处理

2007-01-24 20:44:39 皮不皮
集中管理分布在全世界的资源

2007-01-24 20:45:04 皮不皮
尤其可以利用P2P的方式

2007-01-24 20:45:11 司马子耕
我记得我的朋友也说
分布计算的目的是使用别人的空闲资源
目的就是分散管理、降低单个投入成本

2007-01-24 20:45:22 皮不皮
嗯

2007-01-24 20:45:33 皮不皮
就是这样

2007-01-24 20:45:40 皮不皮
比如电驴

2007-01-24 20:45:51 司马子耕
可是 你们一个说分散 一个说集中...

2007-01-24 20:46:10 皮不皮
对分散的资源进行更合理的配置

2007-01-24 20:46:22 皮不皮
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2007-01-24 20:46:39 皮不皮
从宏观上看我觉得就是集中管理

2007-01-24 20:47:20 司马子耕
被分散维护的资源
用于同一个目的
于是变成了集中管理

2007-01-24 20:48:33 司马子耕
我狭隘了
分散的是地理位置、维护团队
如果有一个应用能使用这些分散的资源
那就是集中了

2007-01-24 20:49:43 皮不皮
角度不同

2007-01-24 20:50:26 Yule找恋ing
...

2007-01-24 20:51:27 司马子耕
[图片]yule有体验

2007-01-24 20:55:16 亲爱的鱼尾纹
单机当然是没有前途的

2007-01-24 20:59:10 皮不皮
防止盗版 最关键的要有一个黑箱

2007-01-24 20:59:23 皮不皮
除了软件制作方别人不能打开的黑箱

2007-01-24 21:00:14 皮不皮
把黑箱放到用户手里 早晚他能撬开

2007-01-24 21:00:17 亲爱的鱼尾纹
怎么说？

2007-01-24 21:01:40 皮不皮
总有人有法子打开 -_-

施罗德
译者：多奇


尊敬的原奥斯威辛－比肯瑙集中营的各位幸存者们，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谢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给我的邀请，让我在这里面对各位讲话。

我相信，您们的这一邀请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在现在，它也还不是这样的。对我们德国人来说，面对这场最大规模的人类罪行，识趣的态度或许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在这个殃及成百万生命的杀戮行径所表现出的绝对的道德沦丧和意义虚无面前，我们的政治言说面临着自身失效的危险。

我们有心去弄明白那难以置信的东西，但它超出了任何人类的想像力。我们徒劳地寻求着最终的答案。

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少数那些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人的一份份见证词。
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屠杀现场的残垣断壁和历史档案。
除了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是我们的一种确信不疑，是我们坚信：在死亡营里，曾经是恶本身现形于世。

从此以后，恶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的或知识的范畴。然而，奥斯威辛之后，谁还有可能怀疑这个恶的存在，谁还可以怀疑它在那场受仇恨驱使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屠杀中把自己暴露无遗了呢？我们确定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避重就轻地退回到所谓“魔鬼希特勒”这一老调子上。纳粹意识形态的这个恶原本并非是毫无前提条件的。一种思想过程的野蛮化和道德的失控状态，我们很可以说都曾有过某种先期历史。然而，最为首要的是：纳粹意识形态曾经是人之所欲和人之所为。

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60周年之际，我作为民主制德国的代表站在各位面前。为着那些死难者——并且当着您们，当着您们这些从集中营这个地狱里活下来的人的面，我表达我的羞愧。

Chelmno, Belzec, Sobibór, Treblinka, Majdanek和奥斯威辛－比肯瑙，这些如今都成了与无辜死难者的历史，而且也与欧洲的和德国的历史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地名。对此我们心知肚明。

在对死者哀悼中，我们承受着这一份沉重，甚至在我们严肃的责任感里，我们也承受着这一份沉重。

上百万的儿童、妇女和男人被德国的冲锋队员和他们的帮凶用毒气杀死，或者被他们活活饿死和枪杀。

犹太人、吉卜赛－罗姆人、同性恋者、政治反对者、来自全欧洲的战俘和抵抗组织的斗士，无不遭到纳粹借助冰冷的、先进的工业装置杀害，或者被他们奴役至死。

在这之前，还从未有过一种更为深重的裂痕划破几千年的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直到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历史的断裂之痕才为人们在战后认识到它的全部严重程度。我们看见了它，但我怀疑，我们是否从来能够把握它。过去的时光是无法象时下说的，被“消解”的。过去已然流失而去。但它的痕迹，并且首要的是它的教训，却伸延到我们当今。

对于当时那种恐怖的程度，对于那无数痛苦和发生于各集中营里的苦难的规模，我们今天已不可能有任何的补偿。然而，给大屠杀死难者和幸存者们的后人奉献一定的善举却是可能的。长久以来，联邦德国以其国家政策和司法制度——并在本国男女公民法律意识的支撑下——信守着这一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张照片上的青年男女们，他们是当时1945年夏集中营里的受难者，他们在相互搀扶着。象大多数的幸存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被解放之后各自继续着极为不同的道路：有的前往以色列，有的移居南北美洲，有的回到欧洲其他邻国，重返他们自己的家乡。

但也有一些人继续留在了德国，或者回到原来的生活地，正是在那里，纳粹们曾经拟定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的方案。

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曾是极为艰难的决定，而且这样的决定常常也不是自愿作出的，毋宁说，那是希望完全破灭的结果。然而，希望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们已是伤痕累累的生命之中，许多人留在了德国。对此，我们今天感激不尽。

今天，在德国的犹太人联合会已成为欧洲第三大联合会。她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且还在发展。新的犹太教堂不断涌现。犹太人联合会已经是、并将始终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无法替代的一部分。他们那既辉煌又痛苦不断的历史对我们始终是义务和诺言并举。面对顽固分子的反犹主义，我们将以国家权力给我们犹太同胞以保护。反犹主义意识总还在出现，这一点不容否认。与之进行不懈斗争乃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使命。再也不能让反犹主义分子得逞了，再也不允许他们排挤、伤害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犹太公民——再也不允许他们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耻辱了。

一些极右势力，他们的愚蠢叫嚣和涂鸦已然引起了我们的警察和宪法保护的严重关注。然而，我们所有人与新老纳粹势力的较量必须以政治的方式进行。一切民主制公民的共同义务是坚定地抵制新纳粹分子的恶意煽动，坚决抵制不断兴起试图淡化纳粹罪行的企图。对于民主和宽容的敌人，具有防范能力的民主社会决不予以宽容。

女士们、先生们，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在要求我们保持警醒，要求我们不要不闻不问和装聋作哑。他们要求我们对那些践踏人权的罪行直言不讳并与之斗争。幸存者们的声音正在被听到，尤其正在被年轻人听到，例如，被那些在今天正用自己的眼睛了解奥斯威辛纪念地的年轻人听到。他们与曾经是集中营的受害者交流。他们为维护和保存纪念馆场提供帮助。他们也将为教育后代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活着的德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于那场大屠杀不应承担罪责。但他们肩负着某种特殊的责任。牢记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那场战争和种族屠杀，这已经成为经我们手建立起的宪法的一部分。对一些人来说，要他们承受这一部分是困难的。

然而，不接受它，丝毫改变不了这样的记忆已属于我们的民族认同这一事实。记住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它的罪行的时代，乃是一种道义责任。这一点，我们不光对那些死难者，对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亲属负有责任，是的，我们于此也对我们自己负有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

事情的确是：遗忘和排斥的诱惑是巨大的。但我们不会屈服于这种诱惑。

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这座大屠杀警世纪念碑对死难者既不能还以生命，也不能还以尊严。对于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来说，这座纪念碑也许能被视为他们的苦难的象征。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有助于警示我们与遗忘斗争。

因为，有一点我们已经懂得，假如我们不再记住，过去，当自由、公正和人的尊严遭到别人借助国家的权力践踏时发生了什么，那么，就决没有自由，决没有人的尊严和公正。今天，在德国的许多学校、企业，在工会联合会和各类教堂，人们做出了榜样性的工作。德国勇于正视它的过去。

从这场虐杀中，从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中，给我们所有人催生了一种明确的认识，对此，人们用“绝不重蹈”这样的话最好地表达了出来。我们愿意使自己保持这样的明确认识。所有的德国人，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欧洲人以及一切的国家共同体，都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学会彼此尊重，学会彼此人性地和和平地共处。

旨在阻止种族屠杀的国际公约乃是国际法从纳粹大屠杀中得出的直接教训。它赋予所有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特征、不同宗教或不同肤色的人有责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尊重并且保护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就连在座的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的各位，您们同样也以您们独一无二的工作为着所有人类的利益，在为此奋斗着。

与您们一道，我在死亡营的罹难者前鞠躬。即便是有一天，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可能在人类的记忆中淡漠了——他们的苦难命运将永不会被遗忘。他们安息于历史的心中。

来源：http://211.157.100.62/viewthread.php?tid=557&extra=page%3D3

黄卧云

公共利益区不但别于个人利益, 也区别于集团利益,它是社会不同个体利益和团体利益的调和与平衡。当一个地方各种利益都受到合理兼顾和尊重时,那里的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体现。平衡各种利益、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反对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合法的反对力量存在，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切实保障。

分歧和对立表明冲突和分裂，从感情上说好像应当尽量避免，但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的不同利益受到合理对待，恰恰是受益于分歧和对立。同传统和现有结论决裂，是所有新思想、新发现的起点。我们从对手那里受益良多，这一点不容易被人清晰地看到。认识到对立面的价值，不是靠人的本性，而是靠人的理性。人的本性不喜欢自己的对立面，人的本性喜欢统一，喜欢他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只有理性才会告诉人应该尊重对手，并意识到多样性的好处。

反对是净化权力的力量
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使担任公职成为典型的高收入与高风险并存的行业。最初也许是一个并不起眼的腐败案件，但它可能牵出来一个更大甚至是一串更大的腐败案件，过去包得严严实实的内幕就此揭开了，卷入的人数越来越多，几十上百，以至更多，其中不乏高级别的官员，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无期的判无期。他们有不少原先都是“好人”，但现在都完了。鉴于如此严重的职务犯罪现象，不但对如何给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必要保护，使他们免于堕落和犯罪，更对如何保护公共权力免遭大面积污染，理应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无论是保护掌权的人，还是保护权力，不外一是利用法律，二是利用制度。法律保护在于它能够让人们准确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从而主动离开危险，免受法律惩罚。但只要有相当一部分贪官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就会鼓励人们进一步想法逃避法律的惩处，即使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也会对之以更巧妙的逃避，比如把贪污所得转移到海外，通过退出官场到企业任职的方式推迟完成权钱交易……，其结果是在腐败犯罪和执法打击之间展开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制度保护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的权力遇到足够有力的抵制。他们的命令一旦畅通无阻，不但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大部分人都不能总是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对眼前利益的追逐会蒙蔽对长远利益的考量，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愿意从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性约束中得到保护。所有犯罪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而职务犯罪就更加是社会和制度的责任。

对上级或者对一把手惟命是从，它可能使任何荒谬和无理的命令都得到贯彻执行。讨厌阻力是人之常情。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强调令行禁止，为此他们要拒斥反对意见，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清理那些与自己“对着干”、妨碍他命令的人。他们以团结的名义排挤领导班子内部不与自己合作的成员。只有当听不到不同观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满意，并以为有了一个“团结的集体”。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不少时候是通过排斥不同意见的人来实现“团结”的。

的确，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班子是团结一致的，现在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的个人意见总是能变成领导班子的决定。特别是摆脱了公众监督之后，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达到了顶点，这时，“集体领导”就会出现集体谋私，集体丧失原则，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些地方整个“领导班子”溃烂的现象。当他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行动自由时，他的危险也大大增加了，因为当还有人敢于站出来抵制的时候，他会有所顾忌，会更加注意检点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事不正当活动的人一旦估计阻力可能来自其无法控制的方面，便常常由于恐遭反对而有所节制”（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正是对立面，对他构成了有效的保护。就在他干净地清除了对立面、获得胜利的喜悦时，他同时也就干净地清除了自己的保护伞。

尽管所有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在反腐风声很紧的情况下，自我保护意识还会加强，但只有自我保护非常不够。风险越高的地方，自我保护能力越弱。目前，官员保护自己的办法，要么凭个人意志保持廉洁的品质，不为不断涌向自己的金钱所动，要么依靠和使用“自己人”构筑利益联盟，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自我保护都不可靠。个人意志可以抵挡巨大诱惑的一时进攻，但难以抵挡巨大诱惑的持久逼进；而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联盟也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问题，导致整个自我保护系统的全线瓦解。

尽管从道理上说限制即是保护，但对不习惯接受限制的权力来说，最难接受的就是对它的限制。近年改革的焦点之一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一开始作为改革方向就一直被大力倡导。在被监督者同时又担负监督之责时，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理解“改革精神”和“探索”改革办法，而他们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把监督变成一项对自己最好不要造成不便的活动。各地热热闹闹探索的廉政办法，一般不外是把监督变成单位内部或家庭内部事务，如内部整改，妻子监督担任领导职务的丈夫，领导监督自己的妻子。一切内部监督都存在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流合污的危险。

公共权力承担服务公共利益的义务，但只有在它置于公众控制之下时，才可能担负起自己的义务。一旦任何一个公共职务都要遇到合法的和公开的抵制力量，权力就会得到限制，而担任公职的人们也就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对手。这不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是因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理解了抵制的优点。他们会体验到来自对手和公众的限制对自身的益处，他们从反对者和公众那里得到的好处比不便明显要大，因此愿意接受反对带来的各种不便。他们虽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多了些牵制，但作为交换，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得到了保证。既然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那么，利用它从事违法犯罪的机会也自然减少了，从而保护了官员，也保护了权力。

不同意见，社会的减灾器
按照通常的说法，命令畅通，令行禁止，就能保证效率，但这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即命令绝对正确。不要说不存在总是正确的命令，即使是正确的命令，让它在执行前遇到一些阻力也是可取的。权力制衡体制中常常出现议而不决的僵局，但为了安全，在议案的通过时竖起一道或者更多的障碍是必要的，以便让当事人作进一步的思考，正如城市交通出于安全需要通过各种措施限制车速，而不是让汽车危险地加足马力飞速奔驰。

效率需要一定的行政集权，但过于强大的行政集权就走向效率的反面，它不仅仅导致无效率，更导致严重的浪费和灾难。由于君临一切的权力使命令无人可以抗拒，不管它们有多么荒谬也总是能够畅行无阻：从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到“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形形色色的重点建设项目上马。它们的失败只有在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之后才逐渐被大众所认识。2000多万生命的代价制止了继续“大跃进”，损失上千亿元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则要过去40多年后才被承认是一座失败工程，很多重点工程没有逃脱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命运。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经受住这些接二连三的命令的蹂躏。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在这里是完全可以假设的：如果有反对和抵制的政治力量存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荒谬历史剧就不可能出现；如果黄万里能够用他的科学知识向社会呼吁，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劳民伤财的三门峡工程就可能不会修建，至会受到更严谨的对待。今天人们怀念黄万里先生不只是因为他敢于说真话——作为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科学家，更是因为他唤起人们对固执和无知命令的反思。

经济人通过市场各自做出经济决策优于集中决策，同时人们也发现，民主市场与经济市场运作得一样有效。纵使高度统一的权力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化解某些矛盾，但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有效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由于生活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它需要不断地增加权力机构，穷于应付，以致于陷入机构无限膨胀的窘迫之境；由于下级的错误只有上级才有权纠正，就总会存在着纠正上级权力的困难。

权力有原则的公开竞争必定产生反对的力量，对于当权者，反对派是制造麻项的根源，它迫使决策者面向公众为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辩护，对于社会，它却大有益处，它的益处正在于它制造麻烦，它让不同的观点有机会得到社会輿论的评判，使错误的观点经受大众的检验，它迫使当权者不得一意孤行。

社会必须有纠正错误决策的力量，是因为：如果个人的错误是由其本人承担全部后果，他的错误也由他自己纠正，坚持错误就意味着他要继续接受错误决策的惩罚，他具有立即纠正错误的强大动机；但如果个人在代表公众进行决策，他的错误决策要由社会来承担后果，社会就有义务、有责任制止其错误。由于共公策决者长期以来不承担错误决策的后果，很难及时纠正错误，相反，他会为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维护错误，坚持错误。

繁荣源自思想竞争
对立面的存在为社会始终保持思想竞争的局面创造了条件。每一次思想对立都是一次思想交锋，思想交流。通过交锋和交流，思想进入更新的境界。彼此不同的主张必然要在竞争和交锋中显示自己的优势，并且，竞争各方也从对手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在竞争中丰富和完善自身。竞争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最佳途径，充分的竞争不但使优秀的主张得以脱颖而出，也使不同的主张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彼此竞争包含着相互学习。当竞争者都力争获得创造的优势时，繁荣──思想繁荣和物质繁荣 ──就会到来。而且总是先有思想繁荣，然才有物质繁荣，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获得繁荣是不可靠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竞争造就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或者说，正是那些被正统派所拒斥的“五花八门”的思想和观点带动了社会进步。

人们观点相左，意见分歧，是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现象，而观点一致，意见统一，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有非强制的一致才是有益的，强制下的一致就是消灭竞争。某种观点一旦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对其它观点进行排斥和打击，就妨碍人们自由创造。步调一致看起来是诱人的，所有的人都劲往一处使，它其实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对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致命的伤害。矛盾、冲突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理的状态，容忍对立，即是容忍探求，容忍发展真理。

到了检讨我们的“强国梦”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来，充满道义感的强国理想激励着几代人，也控制了几代人的头脑，它把经济目标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在大力抓钢铁，抓粮食，抓革命，抓经济，抓建设，抓企业，抓项目，抓出口，抓农业，抓工业，抓教育，抓思想，抓宣传，抓产业化，抓现代化，为此高度地集中利用社会资源，极大强化政府集权。强国的需要压倒了人民对自由的需要，压倒了社会对法治的需要。但是历史一再证明，用权力追求强国达不到强国的目的，强国是“抓”不出来的，是计划不出来的。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为了其自身利益自由创造带来的伟大副产品。

比强国理想更值得追求的，是更合意的生活方式，把改革理解为强国之策会使改革误入歧途。改革的目的是使多数人获得更合意的生活方式──自由是它的根本特征。
追求绝对一致不但与强国梦有关，与无止境地追求权力有关，也与追求某种完美理想有关。别尔嘉耶夫，这位视力是正常人两倍的俄国哲学家，发现了追求完美的危险，人类关于完美社会的设计，总是包含着高度一致的理想，包含着全面安排生活的意图，它所希望的完美生活只能是强迫的善。

更合意的生活方式并不表示它完美无缺，它表达的理想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不要面对不公正的强迫。在我们接受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时，也要接纳它的缺点；在我们追求法律下的平等时，还得承认人在自然禀赋和财产上的差异；我们希望从全球化中受惠，就得同时承受它带来一些的损失。如果要拒绝民主和自由的缺点，就只有不要民主和自由；想得到一切方面的平等，就必须面对奴役；不接受全球化的不足，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让理性的力量支配社会
对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千方百计把公民变成没有思想的顺民，看起来便于管理，易于使社会保持无所作为的稳定，但它隐藏的风险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顺民转向暴民。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生命浩劫，无数生命死于暴民之手。这些暴民同时又是顺民。顺民总是被利用的对象，并以此为满足。他们把服从作为自己的本份，他们会喊口号，会举双手赞成，会跳忠字舞，但不会思考，也不知道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别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利。暴民对破坏和毁灭抱有病态的狂喜，而不会顾及自己以外的人。从顺民到暴民只有一步之遥。顺民只懂得服从，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不由自主地作决定，他们既然可以把命运交给当权者，也就可以把命运交给“造反派”。

从顺民到造反者的转变过程历史上通常是这样完成的：顺民由于顺从，他们的利益最容易遭到侵犯，当这种侵犯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他们的力量就会呈爆发之势喷涌而出。一个刚刚从剧烈的暴乱中诞生的新政权会想到给民众休养生息，安抚他们，让他们顺服社会的新主人，但随着创立政权的一代人的消逝，处境被动、默无声息的顺民又逐渐被遗忘了，他们重新成为掠夺的对象，在最无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先是占山为王，随着地盘越占越大，与当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武力争夺由此拉开了序幕。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时，它保有统治；政府无力对付武力挑战时，它就失去统治。

国内和平与稳定不是靠一方居于压倒优势来实现的，相反，一方占据压倒优势的企图和努力使社会不得安宁，因为建立绝对优势无非是要建立绝对垄断，获取绝对利益，而这只有反复地求助暴力才能实现。斯大林建立起绝对统治权的过程，是不断对“无数敌人”施加暴力和无休止地制造动荡的过程，它包括反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粉碎托洛茨基派的“反苏罪行”，清除政治上的“两面派”，消灭富农阶级，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特务余孽”，等等。它不停地制造自己的敌对分子和反动派，然后与之作斗争，进行连绵不绝的清洗，最终消灭竞争对手。

在那些有较高政治文明的国家，获得安宁与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必须要受到理性的控制。党派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任何一方都不会运用暴力谋求获胜。那里经常发生政见纷争和对抗，争取权力的竞争有时异常激烈，但没有任何需要打击和消灭的敌对分子。这样的社会就是由理性在支配的，而不是由权力和力量在支配。


(据2004年12月下《南风窗》)

来源：http://www.cantonline.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97&blogId=1

2004-12-05 22:28:33 捍卫战士
[:|]头顶三尺有神明啊

2004-12-05 22:37:35 有害書籍愛好者
(捍卫战士) 22:28:33[:|]头顶三尺有神明啊

为啥不是四尺[:|]

2004-12-05 22:37:54 有害書籍愛好者
浮空能力还不行呀

2004-12-05 22:38:17 有害書籍愛好者
那矮子头上的神灵岂不是吃亏一些？[:L]

2004-12-05 22:38:28 捍卫战士
三尺基本上保证人跳起来的时候脑袋不碰到就行了……

2004-12-05 22:38:56 过儿
那手伸起来然后跳呢？

2004-12-05 22:38:58 有害書籍愛好者
那排球队的头上神明…

2004-12-05 22:39:10 有害書籍愛好者
神明还在乎这个？[:L]

2004-12-05 22:39:27 有害書籍愛好者
真废柴啊

2004-12-05 22:39:55 半瓶可樂
神明根据这人的能力 决定在头上面多高的。

2004-12-05 22:40:13 半瓶可樂
大部分都是三尺。

2004-12-05 22:40:29 有害書籍愛好者
嗯，下次要说头上（某函数）有神明

2004-12-05 22:41:06 猫行天下
头上f(l)有神明

2004-12-05 22:41:20 半瓶可樂
f(l)？

2004-12-05 22:41:41 有害書籍愛好者
这神明生活还真乏味

2004-12-05 22:41:41 猫行天下
与长度有关的函数

2004-12-05 22:42:06 半瓶可樂
[:O]酱紫。。。。。

2004-12-05 22:44:47 有害書籍愛好者
一大帮子神明－－预计不少于全球总人数－－整天啥事也不干，就在人脑袋上某个固定高度晃荡，既不为生存而工作也不创造艺术作品，既无忧愁也无快乐，既无生离也无死别，就为着某些迂腐的道德律（而且还是众人没有统一意见的道德律）而存在，比人这种生物可怜多了

2004-12-05 22:49:10 捍卫战士
其实，作为一种不同于我们习惯的物质存在，神明们在理论上是可以一个人照顾全世界所有的人的。通过克隆的方法，一个神明可以分别飘在几十亿人头上

2004-12-05 22:49:45 有害書籍愛好者
那可够忙的，还是多用户系统呢

2004-12-05 22:50:20 捍卫战士
这是分布式应用

2004-12-05 22:51:26 过儿
住房子不够高，神明...

2004-12-05 22:51:36 半瓶可樂
................

2004-12-05 22:51:39 有害書籍愛好者
我不明白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格格不入的家伙，怎么可能这么热衷于维护我们的道德准则？他能不能够理解都是个问题…

2004-12-05 22:52:40 捍卫战士
[:D]问题本身不在于这些家伙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人们自认为他们会帮助自己做些什么

2004-12-05 22:54:05 有害書籍愛好者
明明可以自己独立走路，还要幻想手里杵着根拐杖来安慰自己给自己打气[:L]

2004-12-05 22:54:53 半瓶可樂
[:L]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拿拐杖嘛。。。

2004-12-05 22:56:22 捍卫战士
如果是走平路，的确大部分人不会要求拐杖，可是如果是登山呢？更多的人们是会借助一些工具的——起码这样可以让他们自己感觉不那么无助

2004-12-05 22:56:35 有害書籍愛好者
如果你倒霉了，那就是头上三尺有神明
如果你总是不倒霉，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如果你到死了还过的快活，那就只好靠末日审判、来世…来平衡心理了

2004-12-05 22:57:36 捍卫战士
哈哈。没错。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啊

2004-12-05 22:57:38 有害書籍愛好者
总之只要有实用价值，管他什么都可以拿来当工具

2004-12-05 22:58:13 捍卫战士
[;d]这个……算是心理建设工具吧

2004-12-05 23:01:53 有害書籍愛好者
登山的工具带得太多也不好，越精简越好…我比较欣赏有能力 free solo 的人

2004-12-05 23:04:05 捍卫战士
没错。事实上，神明那帮家伙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控制力的。还是有很多人可以自在地54他们并且享受生活

　　　　经可读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读的态度将影响读的及格,态度不对的话,读了没有半点好处,还会对自身造成巨大的伤害。古代文人们大多属于死读经,读死经的人物,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危害。
　　　　<<五经>>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传说是孔子收集编撰的,其中包括<<诗>>、<<书>>、<<礼>>、<<易>>、<<春秋>>。
　　　　注意这五部书，它们被合称为“五经”，大黄金时代结束后，儒家学派在政府,中当权，这五部书支配中华人学术思想近两千年之久。
　　　　《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感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的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
　　　　《春秋》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封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各有各的名称。如楚国史名《(木寿)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教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榖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的当作一本圣书。
　　　　《诗经》出现于纪元前十二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规定，依孔丘的标准，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这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损失。《诗经》里的诗篇，包罗人生万象，从战争到和平；从闺房到宫廷；从农田到政府；从政治到恋爱，并且有很多其他书籍上所没有的情调和鸟兽草木的名称。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谈话中必须经常引用上面的诗句，以显示他的高深学问，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当作辞典运用。孔丘的门徒再加发挥，索性把所有的诗篇，都赋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传》、《榖梁传》赋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样。这部诗选，遂被尊为经典，脱离了文学的范围，成为儒家的五种经典之一。连男女间的情歌，都被形容为圣人们庄严的政治意识（这使我们想起基督教《旧约》中《所罗门之歌》被诠释为上帝的预言一样，两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书经》又名《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选集，包括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纪元前二十三世纪夏王朝，纪元前十九世纪商王朝，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观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比英雄还要高一级，所以他们的文告宣言自然成为经典。知识分子也必须经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为自己的意见找到权威论据。
　　　　《礼经》内容全部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礼节仪式。孔丘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的甘心于现状，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东西，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自由权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就会永远和平。所以孔丘认为礼的教育——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纪元前十二世纪时那种贵族的乐园时代。正如一个政党的政纲政策一样，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体方案，全在这部经典之中。后来这部经典分为下列三书：《礼记》、《仪礼》、《周官》，内容更详尽，范围更扩大，但主旨不变。 ——这五部因为孔丘编纂删订而被尊为经典的古书，在大黄金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
　　　　正是这种死读经的精神,严重的制约了中国文化的进步,甚至出现的倒退的情况。
　　　　先是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的经典儒家学说,到西汉老董将其神学话,带上了迷信色彩, 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于是汉武帝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到了宋代,周、程、张、朱之流开始搞什么理学了, 前面曾提及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根据——《五经》。另外还有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如孔丘言论集《论语》，即占仅次于五经的地位。朱熹又把《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五经四书》”，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
　　　　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曾有人对他吟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色说：“鬼语，鬼语。”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目的的行为，都是邪恶。第三 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
　　　　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州长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就出现了黑格尔所描述的情况:他们以撒谎著名,随时随地都欺诈、撒谎,发现后也不觉得可耻。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黑格尔还总结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一个显著特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每一次盛世的来临之前,都有一场伟大的思想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文景盛世”前有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南北朝民族大融会造就了隋唐盛世。满人入侵给夕阳中的帝国带来了一点点新鲜的血液,在落日中造就了”康乾盛世”。而最大的冲击来自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所以思想贵在创新,不能在抱残守缺,认为中国文化就是老大,应该多到外面看看,别人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不要一天就抱着老祖宗留下的那几本书翻个不停,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五本书经过两千年的研究与在研究,还可能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吗?而且以前的研究大多也是附会之言。当然我们还是要读经的,其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却绝对不值得去研究,那只是浪费青春,浪费智慧的蠢事。

一

西得瑞克·爱尔顿博士悄悄地从后门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脱掉外套，把它收进窄小的柜子。他捡起桌子上整齐的一叠病历卡，这是接待员海伦娜小姐放在那儿的。只有四人病人，当然，如果他不限制，求医的人恐怕得成百上千。爱尔顿的业绩是如此辉煌，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名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公众心中他的名字就等于心理治疗。他的眼睛掠过头一页，皱了皱眉头。之后，他朝通向治疗室的单向玻璃望过去，那里面有四名警察和一个穿束缚衣的男人。卡片上讲这个男人叫杰拉得·鲍塞克，他在超级市场杀了五个人。在被捕之前，鲍塞克先生还打死了一名警官，并打伤了另外两个。

除了束缚衣，这位先生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他大约25岁，棕色头发，蓝眼睛，眼睛周围有着淡淡适中的皱纹。现在，他面带轻松的笑意，懒散地凝望着梅伦娜。后者正假装伏在桌子上研究她的卡片，其实，她明显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观众"。

西得瑞克转身回到自己的桌子边上坐下，鲍塞克的卡片上讲了更多有关杀人案的内容。当这位先生被捕时，他坚持说他杀掉的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地球人，而是"登上自己飞船的长着蓝色鳞片的金星蜥蜴人"。他自信那样做只是出于自卫。

西得瑞克·爱尔顿博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科幻小说中的事情，许多人还当真!自然，这不是小说家的过错。在早先，同类的病人也把其它类型的幻想当作真实的存在。人们曾将这样的妇女当作巫婆烧死，把男人当作鬼怪砸死。

西得瑞克突然拉过有线话筒，向对讲机里说道；"请将杰拉得·鲍塞克带进来。"

接待室的门被打开了。接待员海伦娜小姐只对西得瑞克微微一笑，就又快步闪了出去。四名警官前后"保卫"着杰拉得·鲍塞克走了进来，轻轻带上门。

印象满深刻!西得瑞克想着，朝桌子前的椅子点了点头。警官将穿束缚衣的男人安置在那里，并小心地不离左右。

"你是杰里·鲍塞克(杰里是杰拉得的爱称)?"

穿束缚衣的男人会意地点了点头。

"我是西得瑞克·爱尔顿博士，心理大夫。你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带我?来这儿?"杰里拍着手狂笑起来，"你可真会开玩笑。你是我的老同伴卡·卡斯托。带我来这儿?笑话。离开你，我怎么能生活在这只充满恶臭的水桶里呢?"

"充满恶臭的木桶?你在讲什么?"

"咱们的宇宙飞船呀!"杰里答道，"喂，卡斯托，松开我，行吗?这种愚蠢的游戏我已经玩够了!"

"我的名字叫西得瑞克·爱尔顿。"心理大夫一字一句地说，"你并不在宇宙飞船上，你是由站在你身后的四名警察带到这里来的，而且……。"

杰里·鲍塞克回过头，用坦诚奇怪的眼睛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个人之后，打断了大夫的话。"什么警察?你是指这些个--齿轮锁吗?"他回过头怜悯地望着爱尔顿博士，"你最好救救你自己，卡，你在幻想!"

"我的名字是西得瑞克·爱尔顿博士!"

杰拉得探过身，用同样肯定的口气说道："你的名字是卡·卡斯托，我拒绝称你为西得瑞克·爱尔顿博士，因为你是卡·卡斯托。我会一直这么叫你，因为在这个完全疯狂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持些许不变的理性，你该立刻停止在自己炮制的梦境中飘来荡去了!"

西得瑞克的眉毛拧到了额头中间。

"有意思，"他停顿了片刻，微笑了起来，"这也正是我刚刚希望对你讲的话。"

二

西得瑞克还在继续微笑，杰里严肃的表情渐渐地被化解了。最后，一个回应性的微笑浮出他的嘴角，两个人终于笑作一团。站在后面的四名警官莫名其妙地相互望了望。

"够了!"西得瑞克喘了口气说，"我猜想咱们摆平了。都是硬果子，不好啃。"

"摆平就对了!"杰里很高兴。"不过，"他严肃起来，"我还被绑着呢!"

"是穿了件束缚衣。"西得瑞克说。

"是绳索!"杰里坚决反对。

"你是个相当危险的分子。"西得瑞克给他解释，"你一共杀死了六个人，其中一名是警官。你还打伤了另外两名警察。"

"我炸死了五个登上我们飞船的金星蜥蜴海盗，熔掉了一个门上的齿轮锁，还烧掉了另外两个齿轮锁外表的漆皮。你也知道我做了什么，卡，怎么空间疯狂症让你把什么都拟人化了呢?这幻觉什么时候产生的?肯定在你认为有更多不该上飞船的人登上了咱们飞船的那一刻发生的。你最好到那个有锁的小柜子边去，吃下一粒黄药片，这药能够消除你的幻觉，它不会损害你的。"

"假如你讲的是真的，那你又为什么穿着束缚衣坐在这儿呢?"

"我没有穿束缚衣，我只是被绳子绑住了。是你绑的我，你不记得了吗?"杰里急切地说。

"站在你身后的是齿轮锁?这是你的看法，对吧?好，如果其中一个齿轮锁走到你的面前，用拳头打在你的下巴上，你还认为它是齿轮锁吗?"

西得瑞克示意一名警官走上前来。这个人很仔细地给了杰拉得重重的一下子，不过并没有伤着他。杰里眼中闪出吃惊的目光，之后，他看着西得瑞克，笑了起来。

"觉得怎么样?"西得瑞克问。

"怎么样?"杰里笑了，"天哪，你想象的那个齿轮锁，不，那是你梦中的警官，他走到我的面前，而且打了我!"他遗憾地摇了摇头。"你难道不明白，卡，这不是真的?放开我，我就能证明这一切。我会打开这些'警官'的身体，走到外面，穿上太空行走服或者磁力鞋，或者无论干些什么。也许，你怕我做这些事情?你被保护性的幻想所缠绕，而我又被绳子所束缚，你又把这些绳子想象成精神病人用的束缚衣。你认为你自己是爱尔顿博士，一名心理学大夫。你认为你是正常的，而我疯了。也许，你想象中的自己是个名医吧?人人都想找你看病，肯定没错!你名扬四海，你甚至幻想有个美丽的接待员，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海伦娜·菲兹罗伊。"

杰里点了点头。"对，就是她。"他极其理解地说，"海伦娜是个火星港的协调员，我们每一次在火星上着陆，你都与她约会。但是，她总是不理睬你。"

"警官，再打他!"

当杰里的脑袋随着警官的动作而摆动的时候，西得瑞克问道："现在，你的脑袋在动，这是我的想象吗?"

"动什么?"杰里说着，笑了，"我没有感觉到动。"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的意识里没有些许的理性能告诉你，你的推理并非真实?"

杰里伤感地笑了笑："我不得不承认，当你看起来是那么绝对自信，认为我是个病人的时候，我常常会怀疑我自己是否错了。放开我，卡。让我们不要感情用事地解决问题。我俩之间总有一个是疯子。"

"如果我让警察脱下你的束缚衣，你会怎么办?抢过枪并试图杀掉更多的人?"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情，"杰里说，"如果那些海盗返回飞船，你又犯了空间疯狂症，以至于欢迎他们上船，事情可就闹大了。你必须放了我，我们的生命全系于此，卡!"

"你又从哪里搞到枪呢?"

"枪通常放在齿轮锁那里。"'

西得瑞克看了看四位警官，又看了看他们手中的来复枪。警宫中的一个朝他勉强地笑了笑。

"恐怕我们现在还不能脱掉你的束缚衣。"西得瑞克说，"我现在准备请警官带你回去，明天咱们再继续谈。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件事情，努力去发现那堵将你的理智与现实隔开的墙。一旦你找到缺口，整个幻觉就会消失。好吧，警官，带他走。明天这个时候再见。"

警察抓起杰里，犯人低头看了看大夫，有一种温和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

"好吧，卡，我会努力照你讲的去试试，我也希望你想想我的话。我很有信心，因为有好几次，我发现你的眼中闪出了诚实的怀疑，我希望……"警察粗暴地将他推往门口。杰里回过头，恳求地叫道："卡，吃一片药柜里锁着的黄药片吧!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的。"

三

将近5点半钟的时候，西得瑞克应付完所有病人，锁上了医院的大门。他伸了伸胳膊，叹了口气："今天真够累的。"

海伦娜抬头望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字："我还有一点就干完了。"

一分钟之后，她取下打字纸，放到桌子旁边的文件架上面。

"明天早晨我会把它们分类归档的。"女接待员说，"很累，是不是，博士?那位鲍塞克先生是我为你工作以来见到的最不寻常的病人。还有那位可怜的波兹先生，一位成绩卓著的经理，每年挣500，000美金，可他却打算放弃不干，他看起来可是没什么毛病。"

"他是正常的。血压高的人经常会有微量的脑溢血，这种出血点是那么小，以至于它的影响面积不会比针尖大，但它对心理的影响则是使人完全忘掉他知道的事情。他可以再学习，但是人的理智必须永远正常才能支持自己找到机会。他已经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使他的公司损失了150万元。这就是为什么我答应他，把他当成一个病人……唉，真正让我心烦的是杰拉得·鲍塞克!海伦娜，我说乱了，我同意把一个年收入为500，000美金的经理当成自己的病人。"

"鲍塞克挺可怕的，是不是?我不是说由于他是个杀人重犯就可怕，而是他谴责您……"

"我明白，我明白。"西得瑞克说，"让我们来证明他的看法全是错的。怎么样，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我们有约定的!"

"这次让我们打破约定!"

海伦娜坚定地摇了摇头："目前更不行。再说这也不能证明什么，他已经在那一点上击倒了你。如果我和你去吃饭，那只能证明你是在梦幻世界里实现了一个愿望。"

"噢!"西得瑞克叫了一声，他的勇气消失了，"梦里实现!那是句脏话。他怎么知道黄药片的?我不能使我的思想摆脱这个想法，那就是假如我们确实在宇宙飞船上，假如真有那种将客体人格化的空间疯狂症，一枚黄药片也许正是治疗的办法。"

"怎么讲?"海伦娜问。

"这种药片总是能将从神经末梢传来的神经电流在强度上扩大三倍，其结果是外界现实的感觉信息阻止了幻想的插入。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三年前，当他们第一次生产这种药片的时候，我就吃了一片。你一定会吃惊的，你实际上看到的东西是那么小，特别是人，小极了。你平时看到的只是感觉与意识之间插入的符号。我不得不将整整一周的约会治疗取消掉，因为吃过药之后，我发现，如果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所创造的符号去调节感觉，我就没法与外界的人打交道。我指的不是正常的人，而是各种复杂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症状。"

"我倒希望有机会吃一片。"海伦娜说。

"那是一种扭曲。"西得瑞克说着笑起来，"当一个处于梦境中的角色服用了黄药片，他会发现，世界除了幻想之外，是完全不存在的。"

"为什么我们不共同吃呢?你一片，我一片!"

"啊哈，"西得瑞克讲得肯定，"那我肯定得停止工作了!"

"你是怕醒来时自己正在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上面吧?"海伦娜大笑起来。

"说不准。我疯了，是不是?今天的事明显地表现出，我个人的现实天地有重大的漏洞，这漏洞是如此明显，我恐怕必须向你问一下了。"

"你当真吗?"海伦娜问。

"当真!"西得瑞克点了点头，"我问你，警官怎么会把杰拉得·鲍塞克直接带到我的办公室，而不是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精神病房，让我去那里见他呢?地区律师为什么不在这之前与我接洽共同研究这一个案例呢?"

"这个……我……我不知道。"海伦娜说，"我没接到电话，他们直接把他带来了。我以为你适应他们了。今天第一个病人是弗斯科夫人，我立刻打电话取消了她的预约。"她睁大眼睛望着西得瑞克。

"现在我知道病人的感觉了。"西得瑞克说着跨过接待室的空间，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很可怕，是不是?想一想如果我吃了一枚黄药片，所有的一切就都消失了--我的学历、我的地位、我作为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的名望……还有你，告诉我，海伦娜，你能肯定你不是火星港的协调员吗?"

他对她笑着投去古怪的一瞥，慢慢关上了房门。

四

西得瑞克脱下大衣，直接走向有四方小玻璃的接待室。杰拉得·鲍塞克仍旧穿着束缚衣，在同样的四名警卫的看护下坐着。

西得瑞克来到自己的座位跟前，还没有坐下，就打开了通话器：

"海伦娜，在带杰拉得进来之前，请先替我接通地区律师的电话。"

在等待中，他扫了一眼病人的病历，同时揉了揉自己的双眼。他整夜未眠。

电话铃一响，他便抓起了听筒。

"喂，是戴维吗?"他抢先说，"我想问你那个叫杰拉得的病人……"

"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地区律师的声音传了过来，"昨天上午10点我给您挂电话，可是没有人接，这之后我就没找出时间再打。我们警察局的心理学专家沃尔兹说，您能使这家伙在几天内摆脱他的幻想，至少可以让我们有时间得到一些敏感的回答。在关于刺杀金星蜥蜴人的幻想之下，一定还有其它的杀人理由。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可你为什么将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呢?"西得瑞克问道，"这自然没什么，可……我认为你无权这么做：带着一个病人离开病院，还冒险地穿绕城区!"

"我希望这不是强迫您，要知道我们很急。"

"好吧，戴维。他就坐在我的接待室里，我尽力使他回到现实吧!"

西得瑞克慢慢挂断电话。"不是强迫!"他小声地嘀咕着。

"海伦娜，把杰拉得带进来!"

五

通往接待室的门被打开了，病人和警官再一次鱼贯而入。

"早上好啊，卡!"病人先打了招呼，"昨晚睡得可好?我听到你一整夜都在跟自己说话。"

"我是西得瑞克·爰尔顿博士。"大夫坚定地说。

"啊，对了。"杰里说，"我曾经答应你，试一试照你的方法去看待事物，对吧?我一定尽力配合你，爱--尔--顿博士!"杰里转向警官。"现在让我们瞧瞧，这四个……是什么来着?不是齿轮锁，是警察，对吧?早晨好啊，警官们!"他向他们鞠了一躬，接下来，他环顾左右。"这是您的办公室，爱尔顿博士?一个出色的办公室，嗯?我猜你座椅前面的这个东西不是飞船上的星图桌，而是医用办公桌。"他仔细地打量着桌了，"全金属的，桌角还包了铅皮呢!"

"这是木头做的，完全是桃木的。"

"是，是。瞧我多傻!我是真的想进入你的世界里，卡……对不起，我说错了，是爱尔顿博士。或许，您该到我的世界中来，虽然我现在处于不利的地位，被绑着。我不能像您一样走到锁着的药柜前去吃下一粒黄药片，您吃了吗?"

"还没有。"

"啊哈，为什么不描述一下您的办公室呢，爱尔顿博士?"杰里说，"让我们做个游戏，您只介绍出物体的一部分，看我能不能试着补充上其余的部分。就从您的桌子开始，这是真正的桃木桌子，一个经理式的办公桌，就从这儿开始吧!"

"好吧!"西得瑞克说，"我右手边上是对讲机，它是灰色的，塑料的。正对着我放在桌上的是电话机。"

"等等，让我看看能不能说出你的电话号码。"他倾过身子去看电话机。由于穿着束缚衣，所以要特别保持平衡。

"嗯，"他皱着眉头，"号码是'桑树5-9037'。"

"不，是'香柏7-'"

"等等，让我来念。'香柏7-4399'。"

"看，你的确看见于这里写的号码了，而且只是像闹着玩那么随便就能做到!"西得瑞克轻松地说。

"难得您认可。"

"假如你不是真正地看见我所存在的现实，你又如何来证明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呢?"

"您可真问对了，爱尔顿博士!"杰里说，"我想我已经明白我的大脑在跟我开什么玩笑了。我在读您的电话号码，但那上面的数字并未进入我的意识。正相反，它只是以我的幻觉形式出现，以至于我有意识地假装瞧电话号码，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我自己心里想：他的电话号码一定是一个他所熟悉的数字，最有可能的是火星港那个叫海伦娜·菲兹罗依的姑娘家的电话号码，因此我告诉你那号。可惜我错了，当你说是'香柏'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你的公寓号码。"

西得瑞克仍旧坐在那里。"桑树5-9037"的确是海伦娜公寓的电话号码，直到杰拉得说出这个数字，他自己才意识到这一点。

过了片刻，西得瑞克才缓过劲儿来："这么说，你现在开始明白了。一旦你认识到了你的意识与现实之间是被一堵墙分割着，它正被符号化的推理形式所取代，这就离打破它不远了。一旦你看到哪怕一个现实的东西，剩下的幻觉就会消失殆尽。"

"我现在明白了。让我再多试试，也许我能行。"杰里阴沉地回答。

他们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直到最后杰里能够描述出世界而只犯一点点小错误为止。

"你开始突破了!"西得瑞克高兴起来。

杰里仍然在犹豫，"我猜是吧，我必须这样。在认识水平上我有我的观点，一种理性化。当然，我已经开始抓到了你的想象的方式了。因此，当你给我一个或两个关键点，我就能把其余的东西找出来，但是，我一定努力，爱尔顿博士。"

"好。"西得瑞克发自内心地说，"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见，到时我们要突破障碍。"

四名警官把杰拉得·鲍塞克带走之后，西得瑞克走到外屋。

"请取消剩下的预约。"

"这是为什么?"海伦娜抗议。

"因为我感到不舒服。"西得瑞克答道，"昨天我才第一次见面的病人，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呢?"

"他可能看过电话簿。"

"一个被关在城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能看到电话簿?昨天，他又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呢?"

"他只要读一读我桌上的名牌就行。"

西得瑞克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铜制的名牌："对不起，我忘了。我对这东西已经习惯了，所以注意不到。"

他急急地转过身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六

他在桌子旁边坐下，而后又站了起来，走进消过毒的白净的实验室。没有顾及到其它的电子仪器，他径直走到药柜前。在柜子的上层，那个玻璃瓶子里的东西正是他想要的。那里装着100粒鲜艳的黄药片，他倒出一片，扔掉瓶子，然后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坐下来，将黄药片倒在一张白纸上。

这时，通往接待室的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海伦娜走了进来。

"我已经回绝了今天所有的预约。"海伦娜说，"你怎么不去上上高尔夫球课?这样你会好些的。"她一看到纸中央的黄药片，立刻住了口。

"你的脸看起来这么吓人?"西得瑞克问，"是不是因为假如我吃了黄药片，你就不会存在了?"

"别开玩笑了。"海伦娜说。

"我不是开玩笑。在你房间，当你提醒我，你桌子上的铜制名牌，我低头看时，最初只是一片模糊，接着才变得很清晰实在。这一下让我记忆起，我曾想象过要雇一位接待员，并想我首先要为她做一个铜制的名牌。当她辞职的时候，我可以将牌子送给她留作纪念。"

"可那牌子是真的!"溜伦娜抢着说，"当我开始为您工作的时候，您就给我讲过这话。您还告诉我，要我一定庄严地许诺，决不接受您的邀请去共进晚餐或做其它的事情．您说您有充足的理由这么要求我，因为工作和娱乐不能混为一谈。您记得吗?"

"我记得。这是每一个男人在自己的现实中自我保护的办法，在女人回绝你之前，先下手让自己免于遭难。自我保护是精神病人生活的第一法则。"

"不对!"海伦娜说，"噢，亲爱的，我就站在这里，这是真实的!我不在乎你是否会解雇我，我一直很爱你。您一定不能被那个杀人狂打败。当然，我确实不认为他疯子，他只想找出种办法使自己看起来疯了，这样可以为杀人开脱，免遭起诉。"

"你这么认为?"西得瑞克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他也许像我一样，是个心理大夫，你明白吗?夸大妄想!"

"肯定!拿破仑就是精神病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拿破仑!"海伦娜笑着说。

"或许吧。但是你得承认，如果你是真实的，那么即便我吃了黄药片，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使事实更加坚定。"

"然而这会使您整整一周都无法工作!"

"为了神志清醒是要付出些小的代价。"西得瑞克说，"我准备服药了。"

"您不能!"海伦娜冲了过来，抢夺药片。

西得瑞克眼疾手快，转身将药片放进了嘴里。响亮的吞咽声表明他已经执行了自己的决定。

他坐下来，奇怪地望着海伦娜。

"告诉我，海伦娜。"他温和地说，"你一直都知道你只是我幻想中的一个尤物吗?我想知道为什么……"

他闭上眼睛，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上帝啊，"他高声地嚷道，"我觉得我正在死去。上一次吃药，我没有这种感觉。"

他的思想变得清晰起来。他睁开眼睛。

在他的眼前，是航空星图桌子。桌上有一个跌倒的药瓶。黄色的药片撒了一摊。在控制室的另一边，躺着杰拉得·鲍塞克。四个齿轮锁中的一个顶着他的后背。鲍塞克打着呼噜，许多绳子缠绕在他身上，使他不可能站起来。

远处的墙边上，有其它三个齿轮锁。其中两个的外漆烧得很焦，另一个与门相接的锁有一半被熔掉了。

在控制室不同的地方，还有五个半被烧焦的金星蜥蜴人躯体。

一种钝痛从卡的胸中升起。海伦娜·菲兹罗依不见了，消失了!就是刚才，她还站在这儿，还承认爱他。

一个记忆不可抗拒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西得瑞克，爱尔顿博士不是他自己，而是曾经为他获得三级战斗机飞行员证书进行体检的心理医生!

七

"上帝啊!"卡叫出声来。他突然感到恶心，于是冲进浴室。

过了好一会儿才舒服了一些。他从洗脸池边站立起来，向镜子里的自己望了好长时间。镜子里的他，面颊紧绷，眼窝深陷。他一定有两三天处于神经错乱之中。这可真是头一次。可怕!怎么会这样?他从来没有切实相信过空间疯狂症这种病。

忽然，他想起了杰里。可怜的杰里!

卡踉踉跄跄冲出洗手间，来到控制室。杰里醒着，看到了卡。他勉强露了个笑脸："您好，大夫。"

卡像被子弹射中了一样。

"我突破了，爱尔顿博士，就像您说过的那样。"杰里说着脸上绽开了笑容。

"忘掉那些吧!"卡大声地吼道，"我吃了一颗黄药片，找又回到正常的世界中来了!"

杰里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大夫，现在我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真太可怕了，我杀了6个人，我的确是罪恶极大，我愿意接受处罚。"

"忘了那些!"卡吼叫着，"你别给我来幽默了。只等一分钟，我就解开绳子放开你。"

"谢谢您，大夫，您心真好。脱下束缚衣，我会舒服得多。"

卡跪在杰里身旁，解开绳子。

"你一会儿就会好的。"卡帮助自己的同伴杰里揉着软弱无力的胳膊。靠在那里一动不动，神经和生理的紧张已经把他弄得动弹不得了。

卡慢慢地循环按摩到杰里的后背，然后是他的脚下。

"您不要担心，爱尔顿博士。"杰里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杀死那么多的人，但我保证决不再干了。我一定是精神失常了。"

"你现在能站起来了吗?"卡一边问一边搀扶起杰里。

杰里前后走了几步，先是不稳，后来就比较协调了。由于很久没有运动。他走起路来，像个机器人。

卡又开始感到恶心，但他控制住了。"现在怎么样，杰里孩子?"他担心地问。

"我很好，爱尔顿博士。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杰里说着，突然转身，走到空气门边，并打开了飞船换气舱的门。

"现在，再见了，爱尔顿博士。"

"别走!"卡叫喊着追了过去。

但是，杰里已经进入了换气舱并回身关上了大门。卡试图打开门，但是，杰里已经扳动了抽气泵的闸门。

"杰里!杰里!不!不要这样!"卡恐怖地尖声叫着。

从门的厚厚玻璃窗望出去，由于空气的失散，杰里的胸膛在真空中迅速地膨胀起来，然后，瘪塌了去，痰和血的混合物从他的嘴里和鼻子里流了出来。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鼓凸出来，其中一只裂开，从他的脸颊上流淌了下来。在杰里最后瞥向换气舱的时候，他是笑着的。

卡最终停止了尖叫，倒在甲板上。他呜咽着，由于刚刚在光秃秃的金属甲板上奔跑，想要制止这一切，他折断的关节正汩汩流出鲜血……

　　●丁刚

　　有一句老话，说我们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句话虽然还没有过时，可在我们的媒体上，挂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等诸多西方媒体电头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出自一些街头小报的消息甚至堂而皇之地上了我们某些网站和某些报刊的要闻栏目。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我们也绝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中国的媒体，不是美国媒体的传声筒，更不是“垃圾新闻”的传播者。
　　

　　某些媒体在不知不觉地为美国人制造声势

　　几天前，有一家报纸编译了美国一家媒体对美国西点军校应届毕业生的报道。那是一篇“美国味”十足的报道，任何读了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感到字里行间渗透出的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暂且不说这样的编译是否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即便是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我们中国媒体也没有这个必要去为美国人作宣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说过，“美国人从电视中看到的只是令人热血沸腾的镜头，而只有一幅完整的图像才会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们的丑行。这些丑行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如今自私可以用国旗包装。假如你关注一下完整的图像，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现实中。”而我们的媒体通过这样的翻译而给予中国读者的，会不会是一个用美国国旗包装过了的“图像”呢？更令人担心的是，有的时候，美国人可能恰恰正需要的就是有人替他们来营造这样一种气氛。

　　美国人说要围剿本·拉登了，我们的大报、小报和网站上就全是打本·拉登的消息；美国人说恐怖分子要对美国搞袭击了，我们有些媒体就根据消息，编几篇全面综合的报道，有的还郑重其事地将这些新闻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可我们的编辑有没有想一想，假如这是美国人在故意放风呢？假如布什政府有意需要全球媒体的配合宣传呢？

　　笔者在美国工作时，曾采访过一些研究政府公共关系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美国政府对付新闻记者很有一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媒体讲什么话，甚至上午讲什么，下午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从9·11事件后美国媒体的报道看，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媒体，引导舆论。美国的政治家大多具有一定的公关素质，他们不仅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不应告诉媒体，更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他们往往通过选择时间、地点、场合、记者和信息量，来左右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如果我们某些媒体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全文照录的方式来翻译美国的新闻，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了美国政府的“扬声器”，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人制造了声势。长此以往，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会对中国读者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某些美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某些编辑替美国人搞宣传很有气魄

　　记得美军打伊拉克的时候，国内一家主要网站在新闻主页上放了布什的大照片，照片上还写着几个大字：“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美军攻打伊拉克开始后，一些国内媒体为了搞到所谓的独家新闻，就直接从美国国防部的网站上翻译，甚至连那些宣传色彩极浓的照片也扒下来直接放在自己的网页上、版面上。就是美国的一些媒体恐怕也未必会为布什或五角大楼做这样赤裸裸的宣传。

　　更有甚者，今年“两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在中国一家主要门户网站的主页的最显著位置上，出现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在布什老家拉选票的大照片。而这条新闻是从美国媒体的报道编译的，用的照片显然也是从美国网站上扒下来的。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这些国际新闻编辑的气魄！

　　相反，美国媒体对中国媒体有关报道的转译或引述就相当吝啬了。笔者以《人民日报》为例在去年某月作过一次统计。我查了30天内的《纽约时报》，发现只有一篇文章出现了“人民日报”，但这篇文章却既不是编译，也不是引用《人民日报》的报道，而只是提到《人民日报》报道过某个人的事情。《华盛顿邮报》在这30天内甚至连《人民日报》提都没提过。而在国内一家著名网站上，这30天内有103条消息都是直接引用《纽约时报》的，101篇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引用经常散布反华言论的小报《华盛顿时报》的也高达31篇，另外还有不少直接编译美联社和其他一些美国报纸的消息，已无法统计。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再次连接到某门户网站的新闻主页上，在国际新闻栏目下的10条新闻中，来自美联社的占3条，美国有线新闻网1条，《纽约时报》1条，纽约《每日新闻报》1条，根据美国媒体“综合报道”的1条，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的消息各1条，另外还有一条是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的。

　　列入这家网站新闻主页最前面要闻的4条国际新闻无一是中国媒体报道的。第一条是中国某报关于美军要在太平洋搞演习的报道，基本上是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新闻稿编写的。另一条消息是“美英提出新版伊拉克决议案”，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编译的。还有一条是“美调查机构即将公布9·11及伊战情报失误的报告”，翻译的是美联社的报道。最后一条是“俄罗斯发生大爆炸”，用的是俄罗斯当地媒体的报道。

　　在我们的报纸、网站上，美国媒体的声音是多么响亮啊！美国人炒什么新闻，我们就跟着炒什么新闻。“中国推动了国际油价上涨”、“印度的崛起将取代中国，最终削弱中国的发展”、“因中国需求增加，国际市场钢铁紧张”……这些夹杂着美国利益的观点通过我们的媒体在影响着我们的舆论。当我们有些人为钢铁价格会不会再涨而忧虑加重时，美国的投机商们已经偷偷地笑着在大把大把地数钱了。中国某些媒体就这样被人家当枪使了，可自己还沉浸在所谓的国际眼光中洋洋得意呢。


　　“别人的报道不是你的‘新闻’”

　　在中国的媒体上有一定的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是可以理解的。像美军太平洋舰队要举行演习的消息当然完全应该报道，这也是中国读者比较关心的新闻。加之美国媒体的实力强，报道的速度快，中国媒体引述美国媒体对一些突发性的重大新闻的报道也是情有可原。但现在的问题是，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太大了，而且中国一些媒体的所作所为是在不断拉大这种差距，这根本不是用实力可以解释的。特别是那些来自右翼或反华报纸和黄色小报的消息，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实力差距所造成。比如，布什拟启动保障机制，限制钢铁进口。在南方某主流网站上，这则与中国有关的重要新闻居然没有被列入前10条国际要闻，而来自一家小报的“克林顿与戈尔女儿有染”的消息却列在其中。

　　互联网的应用给了我们很多方便，但同时也给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就拿美军太平洋舰队要举行军事演习这个消息来说，对中国媒体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美军的新闻稿或是美联社的消息来报道这件事，应该有全面的分析。同时报道也应该尽可能冷静客观，避免炒作，避免渲染美军舰队的实力。其实，即使是一些欧洲媒体也不会对美国军方发布的消息或美国媒体的报道做那么详尽的翻译。我查了一下瑞典的网站，这种情况就并不突出。大多数国际新闻，即便是发生在美国，也是由瑞典自己的通讯社发出的。而在国际新闻的排行榜上，与瑞典有关的新闻总是排在前面。虽然也有一些引述外电的报道，但更多的来源于瑞典媒体的驻外记者发回的报道。这里面除了有版权的因素，当然也有编辑的考虑。

　　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报纸的网站上，更是极少看到编译外国媒体报道的文章。原因何在？在美国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参观过美国媒体。许多编辑都告诉我，“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记者去采访，就最好不要报道，别人的报道不是你的‘新闻’。”
　　

　　“垃圾新闻”在腐蚀着我们的读者

　　不久前，我在一家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据美国《国民问讯》杂志报道，因虐待阿布格莱布监狱伊拉克囚犯而一夜“成名”的美国小个子女兵林德·英格兰最近又爆出私生子丑闻。这种黄色小报的垃圾居然由中国一家大通讯社发出，并堂而皇之地上了中国网站的要闻栏目。

　　《国民问讯》是个什么类型的杂志？如果连这点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根本就不配作国际新闻的编辑。这本杂志完全是一份煽情的小报，它专门捏造稀奇古怪的假新闻，美国人也是看看就随手扔掉的，没有人会把它上面刊登的东西当成是真的新闻。比如，有家中国网站登过的“惠特妮险被丈夫掐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一间酒店秘密参加疯狂色情派对”等消息就是出自这家杂志。

　　方舟子先生（旅美华裔学者）在讲到中国媒体乱编、乱译时有这样一段评语，现抄录如下，算是给国内某些译者和编辑提个醒：“《每周世界新闻》（国内有关换头术的报道即引自这家报纸）这家报纸的名字听上去很严肃正经，其实是美国六家著名的‘超级市场小报’之一(因为在超级市场贩卖，所以有这个名称。这六家小报是： National Enquirer, Star, Weekly World News, Globe, National Examiner, Sun)，以捏造稀奇古怪的假新闻博人一粲为业，例如本周的头版新闻，是发现了萨达姆的秘密日记，里面记载萨达姆曾经与法国总统希拉克有过同性恋一夜情云云，一见即可知是搞笑文章……可笑的是，美国小报上的这类一见即知其伪的搞笑假新闻却频频被当成真新闻出现在中国大小报纸上，而且流传颇广，真要让人怀疑中国这些报纸编辑是不是被人做了‘换头术’，不知道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了。”在方舟子先生点出的这几份报刊中，就有《国民问讯》这份小报。

　　可怕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编辑被换了头脑，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摘编自这6家小报的中文报道已经多的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绝大多数都是低级趣味的小道消息不说，有不少都上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国际报道中的低级趣味和媚俗化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这些“垃圾新闻”在严重地腐蚀着我们的读者。
　　

　　炒作害了读者，也害了媒体

　　在某些中国媒体眼里，如今的国际新闻就是美联社怎么说，路透社怎么说，就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怎么说。他们忘了新闻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绝不是新近发布的消息的翻译。他们还忘了，新闻媒体负有解释新闻的责任。

　　据说有些媒体现在搞国际新闻报道就是找几个懂外文的来编译，根本用不着采访、核实，只管把人家的东西拿来翻译就是了，有的甚至连出处也不提，译文读起来就像是自己的记者亲历现场写成的一样。

　　有些译文虽然也提了出处，但却是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我手头上就有一篇对伊战争前的报道，是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翻译的。报道说，目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正在积极促成巴格达发生政变，把萨达姆赶下台，从而避免“倒萨”战争给海湾局势带来的巨大冲击。有一些中国报纸用了这则消息，但殊不知，沙特的官员第二天就出面辟谣。可再看那些用过这些报道的报纸，却很少有登出辟谣消息的。这样的报道根本无法追问，因为编译这篇报道的人和编辑有足够的理由告诉你，这是客观报道，有来源，而且来自美国权威媒体。可这样的报道真的就能算是客观全面吗？它给中国受众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近日，美欧在诺曼底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国某些媒体照样来了个全面报道，把国外网站上的东西编一编，再扒点照片，就搞出一篇花里胡哨的综合报道来，很少有历史、战略的深入分析。记得还有一次，当美国一家杂志刊出一篇介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伍夫威兹的文章后，中国某媒体竟基本全文翻译照登，未加任何评论。不知道这位编辑或译者对此人有多少了解，比如他在思想体系上是属于哪个派别的？他的对华态度如何？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允许美国媒体登出这样的文章？所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媒体没有向我们的读者做一定解释，那至少就是不负责任的。

　　笔者曾同几位国内报纸的编辑谈过这些问题，他们告诉我，现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只有跟着读者走才能生存。那么，是我们的读者真的那么庸俗吗？还是我们的某些媒体，我们的某些编辑在刻意炒作呢？我们的媒体是否负有引导读者的责任呢？

　　国际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这种炒作现象不仅害了我们的媒体，也害了我们的读者，它已经到了足以让我们惊醒的地步了！

来源：http://www.reportchina.com/569.htm

2004年8月14日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喜欢用鲜血写成的，因为你将发现，鲜血即是灵魂。”
——弗里德里克·尼采
“看看那些肤浅的人吧，他们把呕出的胆汁撒在纸上称作报纸。”
——弗里德里克·尼采

历史，不一定意味着发生过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仅仅是一些人的报道或言论。然而真实的历史，是应该被人们相信并且牢记的。现在我们谈到的历史——不论它是有关个人、国家还是国际的，都是由记忆、阐释、感觉和偏见组成的，而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最终事实。
简而言之，我们有关个人、国家和国际间事物的知识以及理解，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我们个人喜好和我们对此的反应的影响。
所以，要形成对世界真正清楚的认识(在每一个方面)，我们就需要得到更可靠的信息。
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通过普通的媒体，人们不可能得到重大事情的真实报道，多数人认为他们依靠阅读、听广播和看电视就能得知事实真相，然而那些不是真相，是一些编辑们希望大众看到的东西。
如果你在同一天买来各种可以弄到手的报纸、杂志，看看它们就同一事件是如何发表评论的，就会发现它们提供的是不同的故事，其中有不同的重点，对原因的不同的解释甚至还有不同的事实。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可能根本不会在另一张报纸中出现。
真实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实际上是一顿由丰盛的谎言和空洞的宣传构成的大餐。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其实都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机构，它们不是被政府控制，就是听命于广告公司。许多媒体几乎成了彻头彻尾的娱乐性行业。为了维持生意的运转，商人们必需把产品卖出去，媒体也一样。如果他们不依靠兜售让人激动、惊讶或者能激起某种原始欲望的新闻，那么公司就可能会破产。
民众对于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有两种态度：崇拜，或者将其毁灭，他们经常为离奇的新闻所吸引。一个英雄在同一时刻可以被描述成坏蛋。报纸与大众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他们可以在同一个版面把恶棍变成英雄，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的一个新 I闻界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绝妙的例子：一天晚上，报纸收到了一则 l消息，是关于一名普通人做的事情，有可能吸引公众的眼球。故{事的细节并不重要。报纸的最初打算是将这人描述成一个英雄。 I他们打算给这个故事加点润色，配上照片，以对待一个正面人物 I的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正当他们策划这个故事的时候，另一1则消息来到了新闻中心。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比第一个更适合被 l描绘成一个大英雄。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大英雄的事迹不能 l出现在一个版面上，于是编辑们决定把第一个英雄改变成恶棍。 l第一个人刚刚还是正义者，这会儿已经成了候选坏蛋。结果是， l他为他的所作所为(尽管是同一件事情)受到了百般攻击和诽谤，而一刻钟以前还受到赞扬。一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被编辑毁了。当你下一次阅读报纸新闻的时候，请记着此事，凭借不同的写作口吻，任何人都可被描绘成英雄或者坏蛋。今天的报纸不过是些给成人阅读的连环画和儿童故事。
今天，阅读正规报纸(与街头小报不同的那种)的人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找到了可靠的消息来源，可悲的是他们又犯了个错误。正规报纸的闲聊、废话，事先经过包装修饰的内容与小报一样多，倒是小报有时候更接近事实真相。形成这一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小报的新闻工作者们素质一般较高。正规报纸的记者、专栏作家和投稿者经常为小报写稿，因为小报付给的稿酬一般更高。基于同样原因，小报的记者、专栏作家和投稿者一般不向正规报纸投稿。第二，小报发行的数量远超正规报纸——因此广告收入也很多，他们从广告商那里得到的压力也比发行量小的正规报纸少得多；同时小报也更不在乎惹恼那些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最后，因为正规报纸的大幅版面需要想尽办法来填充，因此重复的新闻屡见不鲜。它们与电视节目一样，都是游说政客们的最爱；但对于普通读者却显得空洞无物。
多数的大众传媒，不管是正规报纸、小报、杂志、广播或电视，都充满了偏见。如果这些偏见被光明正大地提出，倒也没有太大的妨碍，问题是它们常常是隐蔽的，那些有既定利益的集团(例如食品工业和制药工业)出于它们自身的考虑，炮制了一套理论来作为它们行为的后盾；它们甚至有目的地、系统地利用、培植今天社会中存在的恐惧和偏见，以便能为它们服务。新闻记者们欣然顺水推舟，把偏见粉饰成事实加以报道。 ．
今天在报业界普遍存在的对动物活体解剖的支持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全球的报业公司是如何对既成事实的强大势力卑躬屈膝的，它们对其对手极力诋毁，哪十白它们的对手拥有无懈可击的事实依据。
今天，所有用于传播信息的媒体都被用作当权者的传声简。无论事实究竟如何，总是干方百计地使人们相信这个声音的正确性，可能导致怀疑的内容都被删去或淡化处理。所以每当你在报纸或者电视上看到一则故事的时候都要试着问问自己：“这个故事的出现将对谁有利?”“为什么他们要给我讲这个故事?”你得培养一种正确对待新闻的心态。
极权主义者的代言人，或者说笔杆子，恣意歪曲着语言，他们改动字眼以隐藏真实的含义。
例如，看看从事活体解剖的人(以及他们在媒体上的辩护人)是如何歪曲语言以达到掩饰他们真实行为的目的的：那些从事并支持动物实验的人其实对他们从事的勾当感到羞耻，于是使用委婉的说法来文过饰非。常见的说法是，动物们“参加了”实验并“帮助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结论”。其中“实验”可能被改为“过程”，这样能使人更好受些。实验者们有着自己的语言。这里是部分所用到的词汇和它们的实际意义。
声带反应——嘶叫
大呼吸道窘迫——窒息
对不利的刺激发生明显的运动反应——试图挣脱
双眼视力剥夺——将眼皮用针缝起来
移颅——切掉脑袋
表现出临终行为——即将死去
惊恐反射——逃避、退缩
不良电刺激——电击休克
热损伤——火烧或开水烫
令人惊恐的事实是，不仅仅是活体解剖者用这些辞藻(那至少还可以理解)，记者们也在使用这些词汇和短语。活体解剖的支持者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即宣传对问题的缓j中作用，于是他们说服政客和记者接受他们的观点。
极权主义的宣传机器摧毁了人们的道德准则，因为它破坏了所有道德价值的基础，那就是事实真相。事情的最终结果，就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中的人们经常感觉不到压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具备了思考的能力，而且认为他们身处的世界没什么不对劲的，这真是可悲。人们从不考虑自身利益，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根本就剥夺了人们为自己思考的权力；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偶尔为自己思考也是社会不允许的。
有许多因素是媒体偏见的指南针和催化剂。
有些影响来自于广告商，他们的要求比较简单直接，容易理解。
但是公司老板和股东们施加的影响就要隐蔽得多，同时也更邪恶和有效。拥有跨国公司的公司主席希望和某个政府谈判的话，就不希望他的任何一家报纸或者电台发表对这个政府不利的言论。聪明的编辑和节目制作人把了解老板的意图为己任，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应该留神的、看不见的使命。如果他们行事太“独立”的话，他们将很快被解雇(为了不在公众当中引起太大的反响，将一名编辑解聘的工作常常以提升的面目出现，例如提升到一个更具有吸引力和更高年薪的职位。但失去的是编辑的职权。几个月以后当此事被淡忘后，那个编辑将很容易被“处理掉”)。
电视中获得的信息总是最不可靠的。而当大多数人需要信息时却常常打开电视，电视使人们感到愉快，他们盯着屏幕，上面正显示出一些动态的画面。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第一时间看清了事实真相。然而电视实际上是肤浅的，矫揉造作的和自吹自擂的。微笑、插科打诨、漂亮的装着牙套的牙齿和一点“荤话”在今天总比那些无聊的老套，比如情感、公正和事实来得重要。和电台一样，电视节目也需要大声读出以便让人听见。这意味着一个1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需要用15分钟时间才能播报完成。这也意味着电视新闻中不可避免的简略化将导致被报道事件一定程度的失真。与报纸相比，电视和电台中的新闻节目含有的字数要少得多，因此内容也少得多。
依赖照片和录像也是电视的一个主要缺陷。在关键新闻中由于经常缺少可播放的图片和录像(很显然当使馆被炸、发生暴动、飞机失事和铁路事故发生之前不可能让录像机到位)，因此工作室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员有两个选择：要么使用资料库中的图片和录像(但经常不说明该镜头是以前摄录的)，要么改动新闻，使之迎合手头的资料。
多数电视台向公众展示的影片资料都是事先预备好的，如果你发现事情发生的现场有些电视摄像人员，并不说明他们当时正在干什么——他们仅仅是被编剧安排在那里掩人耳目的。至于编剧把人安置在那里的原因，是因为他收到了一些神秘的“邀请”。电视是主管公共关系的官员们的最爱，也是负责游说政客的梦想。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可以像弹钢琴一样自由和富有表现力。甚至可以说，上述的政客和公关部门的官员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模式。
从事电视工作的人尽一切可能在公众面前掩饰他们的缺点。他们会经常批评报纸(特别是小报)处理故事的方式，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曾看到电视节目制作人播出了出版界的摄影记者们挤成一团抢镜头的场面，并公然称他们为“饿鬼”。好像电视新闻组和那些看电视的观众都没有充分注意到，电视台的摄影记者、音响师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乌合之众的一部分。
通过电视手段对事实进行曲解是再容易不过了，任何其他媒体都要甘拜下风。进行电视采访时如果将摄像机长时间地对着被采访人，或者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将镜头对准他，那么很容易制造出一个假象，使观众对被采访人产生误解。如果这种手段没有得逞，那么就通过剪辑的手法，把一个敏感、充满智慧又诙谐幽默的人变成一个呆滞、口吃、思维混乱的人，再呈现在观众面前。如果这些仍不能使编辑和出品人感到满意，那么就干脆把那些尖锐、发人深思和机敏的言论统统删掉。
所以，观众们请记住：电视主要还是一种娱乐手段。
为了对记者和编辑施加影响，一种社会关系机构经常举办非赢利性的、公正无私的、客观的研究工作，目的是就某个特定的事件进行研究，并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在媒体上公布调查研究的结果。但有趣的是，调查研究的最终结果总是对出资赞助调查公司的那些公司有利。报纸和电视的记者们对这样的结果似乎很满意，他们把这些结果囫囵吞下，从不考虑到底是谁赞助了调查公司。
当新闻被发布以后，工作室的编辑们就着手寻找“特邀嘉宾”。他们最先想到的是那些专家。他们知道专家很容易找到，他们的讲话前后连贯，逻辑性强，而且一般不索取费用。编辑们经常从公共关系公司或公司的代理请到这些专家。为了掩饰这些嘉宾的真正来历，他们被介绍为来自某某基金会、某某局、研究机构或是信息分析办公室。实际上那些独立的机构的确存在，从表面上看也具有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他们似乎真的用独立的方式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因此看起来真像这么回事。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工业巨子和政治派别用金钱收买的工具。
在这些机构工作并获得丰厚报酬的雇员，个个都是篡改新闻的行家里手。当然篡改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他们的主子。例如，遍布世界的制药公司竭力支持健康和医疗方面的作者，为他们推出的每一种处方药物唱赞美诗。推广某种药物的活动的最佳结果是成为一场全民战役，让每一位病人都购买和使用此药物(如果药物不需要处方就可买到的话)；或者让病人主动向大夫们要求提供这种药物(如果是处方药物的话)。这种运作方法如此有效和有潜力，以至于吸引着药物推广开支逐年迅速增长。
有些时候，制药公司的行为十分狡猾。例如，有些公司用一种相当聪明的方法来影响专栏作家，即：提问与回答的方式。记得几年前我还是专栏作家的时候，经常会收到关于治疗某种特定疾病的传单，在此前后一天左右的时间内，我会收到“读者”的“信件”，内容恰好是询问那种药物所适用的病状：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例如我是在星期二收到关于某种疗法的资料的，该治疗适用于年龄46岁的女性左撇子的头痛症状。于是，瞧}星期三我就收到了一封来自46岁的女性左撇子的信，向我抱怨她的头痛症状，并询问有什么有效的疗法。
公共关系问题专家和医生们也善于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制造混乱，故意让人们看不清健康的真正威胁，从而保护公司的商业利益。例如，当我正从事本书写作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则美国报纸上的新闻，宣称他们得到了“好消息”，即：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供电线路和癌症的发生有关。关键问题是，什么叫“确凿的证据”?这个给人们深刻印象的词语意味着什么呢?
确凿的证据，意味着通过实验得到的结果。通常是动物实验结果。(科学家仍然支持进行动物实验。虽然在正常人眼里，动物实验的结果与人类的关系很小，但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进行动物实验可以得到与人类相关的、重要的流行病学数据。)
如果在没有获得动物实验数据的情况下，想要知道“确切的证据”，那么穿着白大衣的研究者们将宣称，只能通过人类统计学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具体应该设计一个“双盲的”实验，即选择一批志愿者，使他们直接站在高压电缆下1 O年、20年或者30年。另一批在各方面条件都相似的志愿者将同样被安排在电缆下持续同样的时间，不同的只是电缆里没有高压电。为使实验符合“双盲法”的要求，无论实验的参加者还是设计者都不能被告知哪条电线是有电的，哪条是没电的。
在实验结束后需要的只是计算两组人群中患有癌症的人的数量。如果通过统计学分析表明，第一组中癌症的比例显著高于第二组，那么就是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高压电确实有促进癌症发生的作用。(但即使那样的结果已经得到，我相信世界各地的电力公司会想方设法提供证据说明：电力的致癌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很显然，这样的实验是不会进行的，也就是说，不可能获得“确凿的证据”，表明高压供电线路与癌症的发生有关。
以前，当我指出进食肉类是癌症发生的原因之一时，缺乏“可靠的证据”也被用来作为挡箭牌。农场工人、屠宰场和庞大的国际肉类公司迅速对此作出了反应。他们指出，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认为他们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实验性研究，即一组由几十年吃肉的人组成，另一组由几十年来吃类似于肉而实际上不是肉的食品的人构成。如果双盲法的研究证明了肉食者癌症发病率增高确实有统计学意义，那么我的结论才算成立。
出于我能够理解但无法接受的原因，肉类工业并不急于接受基于广泛流行病学调查证明的、肉类与癌症关系这一事实。
同样的万应灵药，也就是“确凿的证据”的说法，经常被烟草工业借用。
于是有的人会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吸烟能导致癌症。”这说法的确没什么错，因为需要对此加以证明，就又需要两批志愿者：一批不断吸烟若干年(比如30年)，一批同样吸“烟”，不过不是真正的烟，只是外观和味道相同的替代品。在实验结束的时候用上述统计学方法进行比较，得到“确凿的”结果。
最后，关于饮酒与交通事故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怎样得到“确凿的”依据呢?好吧，让我们问问科学家。他们认为，必须有两批志愿者……下面的内容就依葫芦画瓢吧。
事实是，有大量的流行病学数据支持上述事件是存在联系的：饮酒与交通事故、吸烟与癌症以及肉食与肿瘤。我也相信在高压线附近工作和生活会使患癌症的几率增加。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大夫们都力图使人们相信，流行病学数据不是“确凿的数据”。
所有这些针对健康的威胁都具备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被财力雄厚的工业公司严密地保护起来。为数巨大的金钱都被用于公共关系公司和出版公司。电力、烟草、酒精和肉类相关的工业都急切地试图阻止那些高利润的产品与不好的东西相关联(比如癌症，以及许多对健康有害的疾病)，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今天，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新闻通讯，它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发行。这些真正独立的信息来源涵盖了从时事政治到商业新闻的大量内容。······（部分内容略）订阅一份以上这样的报纸，将比每天阅读通常意义上的报纸和看电视能更准确地获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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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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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9 14:10:17

作者：calon 　 个人主页　

第一，作者在描述科学家的回答时采用了明显的夸大其词的手法。即使科学家们提出来的检验手段中还有双盲实验之外的项目，只怕作者也一一隐去。

第二，流行病学的数据未必就是完全可靠的。作者如此支持流行病学数据无非是因为他所得到的这类数据支持他的悲天悯人的呼吁，看上去他是在揭露大公司操纵的科学家的阴谋，实际上也不过是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罢了。

“我也相信在高压线附近工作和生活会使患癌症的几率增加”说得实在太草率，也证明了上一点所言非虚。“相信”某事物有害，然后有某一方面的数据作证，就可以直斥反对这个结论的实验是别有用心吗？为何在相信之前不想想所谓“流行病学数据”确实有可能不够“确凿”呢？
哦，作者已然相信了这个结论，又怎么会反思呢？

第三，关于高压电线与癌症的关系，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taipower.com.tw/main_6/main_6_6_3.htm

目前诸方仍持不否认不确认态度，且一般认为无大影响，像作者那样急吼吼的“相信”必然有因果关联，恐怕并非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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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8 21:04:22

作者：yichan 　

我不知道您是否认真看懂了作者的意思，文中说的是那些研究者以各种理由拒绝证明产品的有害性，认为科学实验只有“双盲”一种的恰恰是作者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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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8 0:04:25

作者：calon 　 个人主页　

原来某些公司宣称其产品寿命有多少多少年都是假的…

是否作者仅是高中毕业？原来科学实验只有“双盲”一种…

按作者的意思，不管有没有证据，凡是耸人听闻的担忧和建议都应该得到采纳而不必进行验证？那么大家都学着夸大其词好了，反正踏踏实实验证事实的人不如靠直觉行事的道德家们来的“正派”

原文内容如下：

2004年8月17日

当麻烦被人们预见的时候是很容易对付的。而当我们坐等麻烦现身的时候，所有的对策都会失效。正如医生所说：“一种消耗性疾病在其开始的时候，诊断虽不易但治疗很有效：而任其发展的后果就是，诊断虽然变得显而易见，但人却病入膏肓。”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假设你不幸得病而去拜访医生，你会以为自己将得到科学的治疗——该疗法一定经过可信、负责、诚实的科学家们的反复检验。
事实并非如此。
仅有1 5％的治疗措施具有确凿的科学依据。在医学杂志中仅有1名的报道从科学上讲是可靠的。
这是哪门子科学?
现在的临床大夫没有把他们的治疗措施付诸检验，也并不乐意这样做。他将会争辩说该治疗措施是无需检验的，因为他知道它们有效。
这就是科学?
现在的医学教育是基于灌输而不是调查或科学实验的。在医学院校的学生们只能接受知识的轰炸，但没有时间或机会向权威发问。不幸的是，权威的言论很多是建立在过时发霉的内容之上的。
如果医学是科学的话，当一个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应该被提供一种最佳的、有科学证明的治疗方案。同时，这种治疗是特别地针对那种疾病的。治疗某种特殊症状的方案必须可以预见治疗的结果。由于诊断技术是建立在科学的手段之上的，因此它在一定的知识范围内应该是可靠的。
但这一切并未发生。医生们仍然凭他们的个人观点和“预感”，而不是科学原理下结论。
新的医疗技术和方法不断地被大量应用于临床。这些技术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医生也不知道一旦它们被用到患者的身上将发生什么长期效应。医学并不预见灾难的发生，它只是应对灾难的后果。穿着白大褂的人们从不为自己说出以下的话而脸红：“不会有事的，”；“这绝对安全”；“我们从不认为那可能发生”。尽管20世纪的医学灾难不断发生，但人们还是认为自己的医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可以信任的、可靠的。他们这样说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希望、更需要自己的医生们是值得信赖和可靠的，而不是医生们果真如此。
在《医生的困境》的前言中，剧作家萧伯纳讲了一个发生在1 9世纪末流感大爆发期间的故事。在英国伦敦，一个晚报的编辑将一名装扮成流感患者的记者指派到各个医生诊所去，最终出版了所有的开业医生对这名患者的建议和治疗方案。
尽管报社的这种做法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某些人认为这是对起码道德品质的破坏。但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尽管记者所报告的症状完全相同，但他得到的治疗却是各不相同。
至今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医学科技的发展是巨大的，但是不同的医生所偏好的治疗方案中却存在着万花筒般的差别。
医生会为不同的症状出具不同的治疗方案。他们手头病人的住院时间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具有相似症状的病人需要手术时得到的手术方案也是不同的。
去看医生好像买彩票，尽管买彩票的都是你，但你永远得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号码。
暂且不说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大多数医生对于他们的治疗手段的科学性深信不疑。他们陈述自己意见的口吻，仿佛那些观点是刻在石碑上一样的万古不变。
但是多数关于治疗的决定的产生，都不是基于科学，而是比猜测、个人经验、知觉和偏见好不了多少的东西。
可悲的是，许多无价值并且危险的治疗方案在多年来一直得到使用。当人们坚持要求医生为他们的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的时候，他们通常用“临床情况判断”为自己辩护。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够职业的回答，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医生过于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即使某种技术在科学上已经有了定论，大夫们对那些不符合他们个人偏见的结果仍然视而不见，他们热衷于从事“新疗法”，而且直到这个疗法杀死了太多人以前他们是不乐意罢手的，除非出现了一种更刺激的“新方法”。
研究显示，二分之一以上的患者其诊断都是错误的。可以想像，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其治疗也是有问题的。又因为疾病的现代治疗方法具有很大的效能，所以有很多病人不是死于他们的疾病，而是某些不正确的治疗，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医生们用尽其所能来掩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一种巫术而是科学。医疗职业者创造了一种规模庞大的伪科学系统，其中有如此众多的先进仪器设备，可以用来证明医生决定的权威性。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花样了。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和非洲的巫医都认识到需要用某种方法来说服病人，于是他们就创造了一种由神秘的草药、歌唱、舞蹈、骨头发出的嚓嚓声、圣歌和仪式组成的、常人看不透的系统以帮助达到他们的目的。今天的临床大夫手头有好多花哨的玩意儿可以提供，但这仅仅是花哨的玩意儿而已。
一个医生最近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参观他崭新的健康中心。
“你真是现代医疗的严厉批评家”他说，我立刻就知道他认为自己不属于我曾批评过的人物之列。“你应该来看看我们造的最现代化的中心。”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我是个时刻关注着医疗界发生的一举一动的人。因而几天以后我跨过健康中心巨大的玻璃门，来到了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我看到了白色的墙面、地板和天花板。一队精干的接诊护士穿着洁白无暇的服装，戴着白色的护士帽侍立一边，我不得不掐了自己一把，心里怀疑自己是不是死了，到了天堂。
在医学发展之初，医生不得不在原始的糟糕的条件下行医。比如简单然而很人性化的家庭手术病房。从那时到现在，医学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记得我的一个好友把房子边上的一间温室改装成了一个诊室。诊室又冷又小，来看病的患者在客厅里等待。客厅的桌子上摊着一些被多次翻阅过的杂志以供患者们娱乐。那些看杂志的人们大多需要等上4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
医生的妻子不时走进客厅，以确定没有人在里面抽烟、吐痰或者喧哗。这个严肃、结实的女人还把杂志摞得整整齐齐以便别人阅读。
当我的这个好友看完一个病人的时候，他会大声说：“下一个!”叫号的方法很简单，但是有效。这个方法不需要电力和电子线路，不会像20世纪的新玩意那样出现故障。
当一名患者诊断结束后，他会一边系着衣服或者裤子的扣子，一边从诊室的边门出去，从那里通向花园，从花园可以到达侧门。这是个相当有效率的系统，在关键的客厅到诊室的部位永远不会发生阻塞。
那些日子我相信是永不会再来了。
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健康中心的医生自豪地伴随在我左右，他向我介绍说，在这栋崭新的建筑物内，每个医生都有可为他工作服务的检查室和手术室，还有一间设备齐全的手术室用于进行门诊手术。
但是令他最骄傲的，看来还是药房——一个药品琳琅满目、定能给你深刻印象的药品商店。在整个建筑物中它位于中央，一个让人们齐来崇拜的药物神殿。
“每个病人只需经过三道程序”，他像一个导游似地解释道：“首先他们到接诊室那里，由护士给他们编号，其次，由一名医生为他们看病，最后他们到这里获得处方药物。当医生在他的终端机上完成开药动作的时候这里就从联网的计算机上得到信息，当病人取完药物以后，他就被自动给予下次复诊的时间。”
“如果病人不需要用药的话怎么办?”我问道。
医生瞪着我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的话。”
我改变了一下提问的方式：“如果病人需要的只是另一次门诊的随访观察而不是药物治疗，怎么办?”
那医生仍然瞪着我说：“每个病人都需要治疗。人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治疗，不用治疗他们来这里干吗?”
“哦，我认为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需要治疗这个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我回答，此时心里的感觉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但那些需要治疗但不需用药的人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治疗呢?”医生问。
“我不知道”，我耸了耸肩说：“这要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正骨疗法、针灸、饮食疗法、放松锻炼或许还有冥想……”
我终止了我的发言，因为医生的表情看来很紧张。
“我没有意识到你是那种疯子，”他说道，同时使劲拉了拉他的白大褂，好像那是一件防污染的盔甲，同时他本能地朝后退了两步。
“有些人确实只需要医生同他们说说话，”我尽量表现得低声下气。
医生冷冷地答复：“看来你行医的时间的确不长。”
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心中充满悲哀的情绪。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医学已经被强大的、利润丰厚的制药工业控制了。
医生不再为患者的健康考虑，他们的工作变得很简单——分发药片。
安娜特(这里隐去了真名)几个月前一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被人砸碎了。她来到楼下，发现她的汽车被盗贼破窗而入，盗走了汽车里的音响设备。这已经是在同一个月内她的汽车遭到的第三次破坏。
安娜特是如此沮丧，被眼泪模糊了视线，以至于在准备早餐时被餐刀割破了手指。男友立即为她清洗了伤口，他们一起来到了附近的外科诊所。
为安娜特清创缝合的大夫问她为什么老是哭?于是他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安娜特对当地的犯罪率如此之高感到心情十分压抑。医生在处理完毕伤口后为她开了些药。
几天后安娜特出现了耳鸣。她的男友得知此事后建议她再去看医生。男友叮嘱她询问医生，耳呜是否是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医生对安娜特的疑虑一笑置之。他认为患者本身患有耳鸣，于是开了些据说对耳鸣有效的药物。但是他告戒安娜特，药物可能并不会使症状完全消失，因为有些患者的耳呜会持续数年之久。
一周后耳鸣仍然存在，另外安娜特感到焦虑和容易激动。为此她又去看了医生，交代了自己的症状，告诉他自己除了耳鸣、焦虑以外还增加了失眠的症状。于是医生把最初的药物加了量，还给了安娜特一种安眠药的处方。
当病人向医生咨询最初给予的是什么药物的时候，得到了抗抑郁药的回答。安娜特对抗抑郁药的应用有些怀疑，但医生认为是有必要的。依据是：当安娜特第一次来处理手外伤的时候曾向医生抱怨自己“心情压抑”。而后医生又告诉她，坚持规则用药是治疗的关键。因为迅速停药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又一周过去了。安娜特的症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加重。她变得几乎不能起床，感到恶心、眩晕、激动，耳鸣也加重了，她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听广播或看电视。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兴趣。于是男友再次向医院预约了门诊，不过这一次是安排在病人的家中。
但是为病人缝合伤口的那个最初的医生不在，于是医院派了另一名大夫。他浏览了一遍安娜特用过的药物清单，认为治疗没错，只是剂量需要增加。这个大夫理所当然地增加了药物的剂量，并用了一种新药以“辅助治疗”。他还建议病人下床多走动走动，最好是来一次远足什么的。
于是安娜特试图下床，但证明努力是徒劳的。她感到天旋地转，因而最多只能坐着而已。耳鸣还是一点没好，并且更增加了消化不良和皮疹。持续存在的恶心使她不能进食，日渐消瘦，终日以泪洗面。令人吃惊的是她的讲话变得越来越困难，男友不得已又向医生求救。
这回又来了一位新医生。他承认自己搞不清楚病人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他可以做的是再增加一种药物，并使原来抗抑郁药的剂量加大。他的确那么做了。因为病人身上的皮疹有感染征象，药品清单里又增加了一种抗生素。医生说，需要充分的休息。在医生到来的这段时间内安娜特始终在哭泣，临走时她又拽住医生的领子向他嚷嚷一些没人能够听懂的音节。这医生十分震惊，认为病人需要到医院里住一阵子，并说自己将和同事商讨安娜特的住院事宜。
3天后最初为病人作缝合的医生来了，病人此时正好在卫生间，她承受着腹泻和胃痉挛的痛苦，还在无休止地哭泣。
医生显然被这可怕的情景镇住了。他向安娜特的男友承认，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到这种田地。但医生坚持主要的问题是抑郁症。从安娜特的症状分析，显然是所谓的精神崩溃。同时他又加上一点，即患者可能存在激素和免疫系统的某些失调。还有，小中风的可能也无法完全排除。因为他量了病人的血压，比正常偏高。
医生说他将帮助病人住院，安娜特的男友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与病人单独相处下去了。
但两天来，令人着急的住院通知一直没有等到。他们打电话到医院咨询，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的情况并非紧急问题，所以需要等别的病人出院，同时恰巧没有所谓重病号“争夺”此空床，才能得到解决。等有了空床，他们会和安娜特联系的。
当晚，趁男友出去工作的时机，安娜特用了超剂量的药片。她把所有能找到的药片都吞了下去。男友回来发现此事后，急忙打求救电话，把安娜特送往最近的急救中心。没想到急救中心十分拥挤，丧失了神志的病人不得不在走廊的急救折叠床上躺着。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安娜特发生了呕吐，呕吐物被吸入气管引起了窒息，她死了。
安娜特的所有症状都是药物的作用弓I起的。
在此提供给大家这个故事，目的是让大家自己感受这个悲剧的道德含义。
医生不是仅有的、背叛了我们初衷的科学家，也不是仅有的、行为脱离了社会需求的那些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道德可言。因为烟草业、药物工业和其他一些工业巨头，都斥巨资赞助许多研究，以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安全的，而除此以外，人们的其他选择都是不安全的。每个研究都被设计成致力于发现投资者感兴趣的东西，如果实验中出现了违背初衷的结果，那么该结果可能完全被忽略，或者用一些隐晦的手段加以掩饰。
我的最大担忧之一，就是在未来的基因研究领域。
20多年前研究者们就将许多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定位、分离和克隆。几年前，食品工业界已经被基因工程描绘的蓝图弄得兴奋不已。受雇于食品工业，或为食品工业的目标而努力的科学家们，正忙于把不同食品的特点糅合到一起，以使它们尝起来更“鲜美”，或延长它们的保质时间。基因工程已经创造了具有抗病虫害能力的土豆，半绵羊半山羊的新物种，和“立方形土豆”，在做三明治的时候更加方便。甚至已经有了关于把人的基因整合到植物中去的报道，据说这样做可产生更符合人消化道生理特点的作物。(如果我们已经整合了足够多的人类基因到土豆中去，当我们哪一天拿土豆开刀的时候，它们会不会向我们开口抗议呢?)
农民和科学家正忙于将基因分离、提纯、重组，以得到更大体型的作物，满足这个世界对食物的畸形需求。现代化的大型实验室正紧张工作以培植新作物，提高产量和增加农业的利润。
但是这些其中隐藏着危险：由于基因作物的每一个体都是相同的：包括每一株小麦，每一个土豆和每一个西红柿。因为基因作物的高产量，农民都愿意种植它们以得到最大利润。如果一切OK贝U无伤大雅，但如果出现了专门侵犯这种作物的虫子、细菌或者病毒，那么每株植物都将受到侵害，结果可能是全球的、灾难性的。
大约在1 50年以前一种真菌造成了爱尔兰的土豆荒。今天，我们的农业结构比当年的爱尔兰更加脆弱。只要出现一种针对出身于实验室的基因作物的真菌或者细菌，就能造成全球性的土豆或小麦短缺，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饥荒。
我认为那样的结果是毫无疑问地会出现的，当那些农民由于基因作物的固有缺点而破产时，都会无一例外地向政府伸手，要求政府出钱以弥补他们财政上的损失。食品工业中没有一个人会为粮食短缺造成的死亡人数飙升而大惊小怪——这也是他们的贪婪、自私和短视的政策决定的。由于农民和食品工业的功劳，世界的前景将是饥饿、不断增长的粮食短缺和由于饥荒造成的、旨在争夺粮食的战争。
时钟滴答作响。不久以后，想要逆转科学家们对我们的粮食进行的破坏将成为不可能。我认为基因工程是我们任何人遇到的最大的威胁之一。但看来人们对此大都漠不关心。因为记者们都沉迷于基因工程所能提供的美妙梦想里，政客们也没有使科学家停手的理由：因为代表着世界上大食品公司的说客们都在努力减少基因工程引起的怀疑和担心它一旦失控带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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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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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9 14:03:41

作者：calon 　 个人主页　

当然不会理解成玉米大豆相同，有问题的是（某种作物）“每一个体都是相同”这句话，因为转基因作物与克隆还是两码事的。

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到底如何？估计作者的消息基本来自激进环保组织的“科学”报告（看看不懂装懂的ETC对纳米技术的批评吧），又或者报纸上耸人听闻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豆腐块文章。基因作物还停留在提高作物抗旱、高产能能力的水准的时候，“把人的基因整合到植物中”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就被引用了，并以此达到恐吓公众的效果，实在称不上高明。

至于农业往物种多样性的反面前进这种事情，是在农业刚刚出现时就开始了，可以这么说，有组织的农耕本身就是一种脱离“自然”的行为，许多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理由根本是把农业的帐都算到转基因头上，实在是冤枉。

西方人反对基因作物恐怕更多的是欧美农业贸易战的结果吧？在这种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坚持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评价转基因作物才是可取的吧？

也许作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说话不够厚道，即使目的再值得称道，也不应被默许。
全面贬低作者还说不上，但是谈论到科学的时候最好还是专业一点好，沙滩上建的房子可不怎么牢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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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8 21:18:09

作者：yichan 　

恕我愚钝，我不明白基因作物导致同一品种的作物基因越来越单一化的看法有什么错，"由于基因作物的每一个体都是相同的"这句话的翻译可能不太好，但我认为不会有人理解成玉米和大豆是相同的吧？西方人反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和转基因作物泛滥有关，由于文化差异可能中国人很难离解。
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我想有思考力的人会从中受到启发，也会过滤掉一些偏激的看法，对此我没有时间去一一评判。欢迎有人提出真知灼见，但因一点偏差全面贬低作者，我看也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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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7 23:47:11

作者：calon 　 个人主页　

"由于基因作物的每一个体都是相同的"

笑死我了，就这水平…

“在科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道德可言。”
联名批评布什能源计划的科学家的努力就被忽视，而小说和电影中科学怪人、狂人、公司奴隶的科学家形象却深入人心。
科学家们提醒人们可能存在的危险，人们却认为是科学造就了这一切…
这就是人性啊…

像苹果、香蕉、洋鸡等等这样的食品都应该从餐桌上撤去才对啊，不是早就破坏我们的农业结构了么？回到原始社会才是最保险的做法呀…

对转基因不宜太过乐观，也不要太过恐惧。科学带来的伤害往往是那些不懂科学的人的作品。

周筱赟，葛剑雄

〔摘要〕当前的中国史学中存在将历史研究和应用混淆的弊端，片面强调“古为今用”，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作为历史学两个不同层面，其要求和目的都是有区别的。
〔关键词〕历史研究；历史应用；古为今用


20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自70年代末逐渐摆脱“文革”的政治话语束缚之后，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优秀成果迭出，成绩斐然。但在这一片兴盛之下，市场经济的冲击、研究队伍的萎缩和流失、功利主义的盛行等等，史学依然潜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史学所不能左右的当下外部因素外，史学自身也应该成为反省的对象。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普通受众，还是不少的历史研究者，当前对待史学最大的弊病，就是混淆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应用之间的界限，脱离历史事实，一味片面强调“古为今用”，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一、“古为今用”不应是历史研究的目标

“古为今用”一词，几种权威的辞书，如《汉语大词典》〔1〕、《辞海》〔2〕、《现代汉语词典》〔3〕、《中国大百科全书》〔4〕均失收，按照我们的理解，历史研究中的“古为今用”，是指研究者不仅要向受众提供正确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经验得失，为今天判断、处理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依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古为今用”中的“用”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绝对客观的，随着主体的不同会发生转变。同样的事实和观念，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讲极具价值，对那一部分人就可能毫无意义。既然某一命题究竟有没有“用”，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那么历史研究者应该根据谁的标准来判断呢？如果历史研究惟一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那么在研究之前首先必须确定研究命题的有用与否。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是很难正确判断哪个命题有用，或一个命题的哪一方面的实际功用更大。而且，随着人的认识与社会需要的变化，有用和无用也完全是相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有用，也没有绝对的无用。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国内收藏家注意的多是书法优美的手书经卷，对账册、契约一类不屑一顾。当年敦煌文献自甘肃运往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员纷纷盗取，都是挑选这类经卷。而今天人们无疑早已意识到，后者在历史研究中对复原当时生活实态具有更大的价值。

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绝对的无用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是个人的选择或兴趣爱好的差异。有些研究的价值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或者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即便有一些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确实找不到实际用处，但这种研究的过程可能会形成或验证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或者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训练。如某个历史细节的考证、某人的生卒年月一类，本身可能并无多大意义，但是考证的过程却训练了研究者挖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

我们固然不宜用有用与否来要求历史研究者，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历史研究者的专业标准来苛求非专业人士。政府部门或其他非专业人员，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所需，有取舍地学习和使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古为今用”对于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运用的人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会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加以取舍利用，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试想当美国总统接待来访的英国女王，在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时，就未必一定要提独立战争中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了。一定要提及，应该也是一语带过。这种选择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不可避免的，但这样做，并不等于否认这段历史的存在。在研究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史，或者研究美国独立战争史时，无论是美国的历史学家，还是英国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蒋大椿先生在国内较早便提出了将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的构想，认为这样才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5〕，这一见解正是抓住了症结所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作为历史学两个不同的层面，应该严格区分开来。“古为今用”更大程度上对历史应用的要求，这一口号不是为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提出的目标。“古为今用”追求的是现今的实际效果，一旦史学工作者将历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单纯为了“古为今用”而进行研究，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惟一标准，历史研究就很可能蜕变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

即使是在历史应用中，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研究的成果所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剪裁，但绝不会歪曲、篡改既定的事实。北宋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是希望这部书能使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6〕，强调的是历史对后世的“资治”作用，但他在撰写过程中发现原始记载互为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详加辨析，说明取舍的理由。对于异说，也记于《考异》一书中，以备后人查考。而当前某些研究者，却借着“古为今用”的名义，先入为主，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寻找甚至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史实”，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要么绝口不提，要么歪曲篡改，用自己的目标来重新“创造”历史。这样，历史岂不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二、片面强调“古为今用”的弊端

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总是说我们中国人了解中国史、研究中国史，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自己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倍感自豪，如果只是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服务，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关心的应当是历史事实的真相，而与研究者的国籍无关。否则，如果涉及国家的耻辱、民族的陋习、文化的劣性等，就不必研究、甚至一笔抹杀吗？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无论哪一国的历史研究者，研究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应用这一成果，如故意忽略或隐瞒某些事实，强调或夸大某些事实，以使自己一方处于有利地位，赢得外界道义上的支持等，但这早已不属于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研究者的事了。

近几年来就有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五四运动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推翻，诸如河图洛书的传说都是信史，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三皇五帝确有其人，不仅有具体的出生，还有世系明确的直系后裔；似乎惟有如此才是爱国主义。这使我们想起了清代以来的一种潮流，外界传入中国一种新事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制度方面的，总会有人出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暗示外国人只是拾了中国古人的牙慧，至少是受了中国古人的教化或影响才有的。清朝皇帝中，康熙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他曾经亲自向来华的传教士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几何等知识，但他学习之后却得出结论，这些西方学问“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7〕10余年前足球开始风行时，便有人撰文称足球实起源于唐宋流行的“蹴鞠”，20世纪80年代允许股票上市时，又有专家撰文论证股票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出现，进入90年代更有学者论证市场经济中国古而有之，这实在是历史研究和运用的一种倒退。但是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类盲目复古、西学中源的论调，不过是晚清或更早的沉渣泛起，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当前还有一些人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把《周易》及阴阳学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的源泉。其实稍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看出，先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即便有现代科学家从《周易》或阴阳学说中获得灵感而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的科学价值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学界广为流传的莱布尼茨（Gott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从中国的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故事，其实并非事实，而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解。早在1679年，莱布尼茨以外交官身分旅居法国期间，便完成了题为《二进制算术》（De L'arithmetique Binaire）的论文手稿，对二进制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包括用0和1表示一切数的规则，二进制运算法则，并与十进制作了比较。1697年初，莱布尼茨将二进制的设想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闵明我（Marie Philppe Grimaldi, 1639～1712），但未引起对方注意。〔8〕直到1703年，莱布尼茨才从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籍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处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图（莱布尼茨误以为此图为伏羲所创），发现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数学来解释，这在莱布尼茨本人撰写的论述二进制数学的论文中写得很明白〔9〕，但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即便真有其事，那么这些学者为何不可以研究一下，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并进而研制出计算机呢？

除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下将史学泛政治化外，当前历史研究弊病的另一大表现，是强调所谓“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近10余年来，各地争夺名人诞生地、活动地、重大事件发生地，以及不顾既定的历史事实，一味为祖宗翻案等事件频频发生，其实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本来是早有定论的，有的根据现存的史料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比如西施故里的所在地，浙江的诸暨和萧山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诸暨和萧山两县毗邻，历史上又长期同属会稽郡，县界可能有所变动，西施居住的那个村的原址，早已无从查考。更何况西施其人不见于《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而记于《管子》、《庄子》以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究竟只是小说家言抑或实有其人，还是个疑问。今天两地学者所引以为据的本地所存的西施古迹，多为后人附会，根本不可能是春秋遗迹，显然不能当真。再如对孙武的故里，先秦古籍并无记载，司马迁只说“孙子武者，齐人也”〔10〕，语焉不详。到了《新唐书》中有了孙武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11〕的说法，于是就出现山东的惠民、博兴和广饶三说，而该条史料，来源于唐元和年间（806～820）所编的《元和姓纂》。有人认为该书中的“乐安”指唐乐安郡，有人认为指汉乐安县，有人认为指先秦齐国乐安邑，一时众说纷纭。且不说孙武祖父的采邑是否一定为孙武的出生地，《元和姓纂》中所列郡望名称，既有郡名，又有县名，既有唐代地名，又有前代地名，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很难作出判断。

也有的史实本来是很明白的，如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东汉末属于南阳郡邓县，是南阳郡下辖的37个县之一，这一点，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得很清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12〕，当时是刘表的统治区。而今天的河南南阳，东汉末虽然与今天的湖北襄阳同属南阳郡，但从建安四年（199）张绣降曹开始就一直是曹操的控制区，刘备怎么可能于建安十二年（207）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呢？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13〕，只是从当时的郡名而言的。历史学界对此早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到了1990年《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的“三顾茅庐”、“隆中对”要确定首发式地点时，襄阳、南阳之争就白热化了。有人在文章中声称诸葛亮躬耕地关系到“南阳二千万人民的利益”，发起10万人签名的活动，这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历史事实可言？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再讨论的余地，而是这样的做法，已经完全不是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了。这样的“考证”成果，不仅不是历史研究，连历史应用也谈不上。

争名人，争古迹，争“第一”，说到底，都是为了某一地方或人群的利益，因为他们都认为，争到了这些“历史资源”就有了地方的知名度，就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产品的销售，就能够引来外资内资。其实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决定因素。在今天世界上或国内的大中城市中，完全靠历史悠久或历史地位重要而获得知名度的是极少数。即使是这些城市，也还离不开现实条件。如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安阳建都在杭州之前，年代比杭州久；开封也先于杭州，地位更加重要，但今天杭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无疑要比开封、安阳高得多。

历史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人文景观中更是如此。但绝大多数旅游者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者或专业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休闲，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再重要的古迹也不会引来游客。20世纪30、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可以吸引张大千、常书鸿这样的画家、学者，但只有交通改善和设施具备后的今天才会成为旅游热点。真正要产生市场效益，历史悠久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全是假的，只要市场定位准确，也同样可以吸引大量的客源。像杭州的“宋城”主题公园，全是新建的仿古建筑，游客也源源不绝。而杭州城南凤凰山麓真正的南宋皇城遗址却堙没于草木之间，到那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长期无人知晓的四川九寨沟，除了编出一些民间故事外，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什么记载，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使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名闻世界。

三、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作为纯粹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绝对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规律。另一方面，在一种具体的规律被发现、被揭示以后，历史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用于验证这一规律。如果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或者对历史事实作随心所欲的取舍，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根本起不到验证的作用。如果这一“规律”并不是真正的规律，而是错误的，那这样的验证只能为错误披上正确的外衣，延续并扩大了它的消极作用。如果这一规律是正确的，也会因为采用了错误的验证方法、使用了不真实的论据而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规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人们全面、深刻地揭示和认识，实事求是的验证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片面性或局部的误差，这正是使之完善的恰当途径。

一种理论或主义，如果是真理，就不必害怕历史研究的检验，因为它必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即使由于一时还无法找到充分的事实，或者由于真相被歪曲、掩盖而暂时不为人们所知，但规律的客观存在是不会改变的，难道它还要靠虚假的“历史事实”才能变得正确吗？相反，依靠迷信或其他欺骗手段、专制或其他暴力手段推行的理论或主义，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乞灵于捏造事实、造谣惑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用伪造的所谓“历史事实”作附会迎合，只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历史应用的目的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

第一个目的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无二致，就像历史研究要应用其他学科的规律和知识一样，不能设想，如果这些东西是以虚假的、错误的论据为依据，我们却还能用之于历史研究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当然也是一样。如历史疆域的研究可以为民族、人口、文化、艺术、语言、宗教、经济、贸易、政治、对外关系、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学科提供重要的根据，如某一民族的分布和迁移、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某种方言的形成过程、某种宗教的传播范围等往往与疆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由此而决定的。要是我们在地图上画出的历史疆域是随心所欲的，或者只是为了表示“爱国主义”而尽量扩大了的，相关学科以此为据的结论又岂能正确呢？

对于第二个目的，由于接受宣传教育的对象千差万别，每次宣传教育的具体要求又不一定相同，选择的内容和方式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同样是历史课，初中的和大学的不应相同；都是作报告，对一般民众与对党政官员、专业人员自然不能用一种稿子；国难当头时要多讲先人的英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不必同时说明历史上同样有过多少回委曲求全、卖国苟安；激励民心时就侧重于以往中国在世界的先进地位和伟大贡献，而不必大谈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历史上的污点；凡此种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切都应该是以不违背事实为前提的，只能是对各种事实的不同选择或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像前述的那样去歪曲甚至伪造事实。如果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不顾历史事实，尽管当时可能有效，一旦受众了解了真相，就会连正确的宣传也不再相信，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第三个目的最为某些人所看重，历史研究为现实、为政治服务一度被置于首位，因而这方面的功能被无限地扩大了。实际上，历史研究对现实或政治的直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历史事实也不会雷同，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任何历史财富都不会直接转化为实际利益。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指出：“人们习惯于把历史上的经验的教训介绍给各个君主、各个政治家、各个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政府和各民族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形式不得不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14〕绝对的无用也许夸大了，但黑格尔这段话对于热衷于历史为现实服务者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在国家和民族消亡之前，历史学者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一员，应当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但如果他要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为国家或民族服务，那就必须遵循历史学的原则，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如果在历史事实中找不到有利的论据，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倾注自己的爱国热情，而不应该伪造或歪曲事实。

总之，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处于什么条件之下，对真实的追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在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时，可以有所选择或取舍，但还是必须以不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为前提，否则不仅不利于历史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且将贻害社会。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当作最伟大的天才、导师、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一切问题都可以在他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他某句话做注释而已。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作者简介：周筱赟（197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葛剑雄（194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3〕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5〕 蒋大椿《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6〕 [宋]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载《资治通鉴》附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页。
〔7〕 [清]章梫《康熙政要》卷18《历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8〕 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莱布尼茨中国通信集》）, Frankfurt（法兰克福）出版,1990, pp33～42. 该书无中译本，笔者之一委托德国罗森海姆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 Rosenheim）商业与行政管理系（Fachbereich Betriebswirtschaft）的刘雁女士代为查阅和翻译了该书部分内容，谨致谢意。
〔9〕 莱布尼兹《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算数：兼论二进制的用途以及伏羲所使用的古代中国符号的意义》（Explication de l'arthmetique binaire，quise sen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 avec des remarques Surson utilite, et Sur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eiennes fi-gures Chinoises Fohy），李文潮译，载《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1期，原载《1703年皇家科学院年鉴》（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 Année 1703），1705年巴黎出版。
〔10〕 《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第7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1页。
〔11〕 《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三下》，第10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5页。
〔12〕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1页。
〔13〕 诸葛亮《出师表》，《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引，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0页。
〔14〕 黑格尔《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原载《学术界》2004年第3期

杨小凯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１９７８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１９４８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１９５９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１９５９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１９５９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１９６２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１９５９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１９６６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１９６７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１９６８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１９６９年秋天，我在１０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１１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１９７８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１９７８年４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１９７９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１９８０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２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１９８２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１９８３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１９８３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１９８３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１００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１９８７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１９８９年升任高级讲师，１９９２年成为正教授，１９９３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２０００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２００３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庄周

　　百年新文学，留下了太多值得论说的话题。尤其当代文学的现状令人过于失望，更需前追病灶，探讨功过；后溯究竟，展望未来。本系列短札已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三类创作予以点评，若就此收手，恐贻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故补以余话。但为了保持体例，仍然片言择要，不做长篇大论。

载道与言志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立言无关功德，明矣。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坐的就是三等车厢。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朽有三，立言为小。然而文人不甘心叨陪末座，于是乎要“文以载道”，以代替立德；要“口诛笔伐”，以代替立功。因此中国文人是最讲道德的——是否最有道德，则不可知。以立言代立德，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差一点要“乘桴浮于海”，去海外移民。以立言代立功，也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乱臣贼子无所畏惧，周游列国的孔子只好惶惶如丧家犬地无功而返。于是和弟子们各言其志，希望“浴乎沂（洗洗桑拿），风乎舞雩（逛逛夜总会），咏而归（唱唱卡拉OK）”，想做陶渊明式的羲皇上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也分别经历了世纪初的以立言代立德、世纪中的以立言代立功，最终沦落为世纪末的各言其志——一地鸡毛。

命定的沮丧

　　世纪初的新文学创世者，实际上是以一种君欲善其事，必先“钝”其器的方式规划我们民族新文艺的。为了表达对“德”“赛”两尊新神的崇敬，对孔孟两位旧圣的弃绝，对“普罗大众”、“京津之稗贩”的敬意，他们壮士断腕般地放弃了原已使用得精熟的文言文，改用根本无法从容驾驭的白话文。他们甚至热衷于扮演汉语的终极杀手，因为用白话替代文言只是他们伟大设想的第一步，他们更踌躇满志地设想着将方块字彻底剿灭，走拼音化道路。我等后人固然会由衷感谢先辈的拓荒之德和创调之功，但就一种艺术型貌而言，五四诸贤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当年实在粗陋不堪。这造成了白话文的先天性难堪。它成了一个注定的弃婴，一种过渡时期的代用品。欲检讨中国世纪文学的功过成败，这一点语言上的先天不足，是应该被铭记在心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使用着的是一种粗陋的语言，它远未达到文言文曾经具有的高度，它对“西化”的态度至今都显得暧昧。凭这样的语言从事文学，怎么看也有点先天营养不良，怎么写也难臻高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命定的沮丧。

庶民的失败

　　中国传统文学的阴影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我指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怪力乱神的阴影。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然而哪一位博学之士能告诉我们，一个汉代妇女是如何在家磨豆腐的？或一名“归来头白”的兵士是如何度过戍边生涯的?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庶民从来不曾获得胜利，他们若不是生得奇形怪状如武大郎，或有着“巧遇洞庭红”的浪漫艳遇，或具有“日必五度”的床上奇癖，便注定得不到文学上的忠诚描述。“庶民的失败”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历史现象。也许，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竟算得上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富于审美气质的凡人。这一传统是强大的，它在本世纪虽得到一定的扭转，但与域外文学发展相较，仍显得远远不够。令人意外的是，越到当代，这一“不够”也越为明显，几至失控。

百年“树人”的鲁迅

　　鲁迅先生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人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向国人奉献出的下层民众形象，才使得我们可以像俄罗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国人提到亚哈船长、桑地亚哥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甫一现身便进入不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奠定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

世纪下滑线

　　如果鲁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声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倘若沈从文走上这座举世瞩目的领奖台，国人当然不会受之有愧；假如曹禺获此殊荣，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时光忽忽到了二十世纪终点，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不再有人配得到那座价值可疑的硕大金杯了。是的，它价值可疑，且有着将本世纪最伟大作家一一排除在外的古怪癖性（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使我无法对它诚实地肃然起敬。但即使如此，中国当代作家仍然没有人配得到它，因而也就没资格模仿萨特的口吻对它表示不屑，当我们想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族里毕竟还供奉着托马斯·曼、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等巨人的时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走了一条下滑线。

诺贝尔情结

　　中国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择其大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瑞典人对我们充满斯堪迪纳维亚式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把这项荣誉颁给黄皮肤的中国人，因而才会有所谓“欺负巴金不懂英语，故意把人家小说翻译得不能卒读”（钱锺书语）之说；另一种正相反，即所谓瑞典皇家文学院对中国文学的偏见完全是虚构不实之论，瑞典人打从设立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天起，就努力着想把大奖颁给我们，以表达他们对神秘东方的敬爱之情，只是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加又事不凑巧地丧失了一些机会（鲁迅去世太早，曹雪芹写作的时候军火大王诺贝尔还没有出生)。严格地说，“两种可能”都不具备多少理论价值，但津津乐道于前者，不会对我们文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坦然接受后者（即使明知未尽属实）却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加强反省，有所长进。

关于征圣传统

　　有哪个大作家会惟恐读者以为他没学问而不断引证名人名言呢？比较一下中外作家作品，立刻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的巨大差别：大部分中国作家的文本里都充斥着引号（根据不同时代的流行性精神感冒，引证的权威时时在变，但每一时代的中国作家都引同样一些权威则半个世纪未变），而大部分外国作家的文章中却很少有引号。外国作家即便引述先贤大哲的思想观点，也是撮其大要（这是一种化境，如盐之在水，有味无迹），而不强调原文记诵——因为他自己的话并不比原文的思想含量低。中国作家的作品充满他人的思想颗粒，而没有自己的营养液，如果析去他人的思想，其作品就只剩下清汤寡水。中国作家的文章像和尚的百衲衣，没有一片布是自己的，全是沿门托钵乞讨而来。这种写法犹如一个刚刚出师的武术学徒，一招一式皆有来历，以此与同门对练（相当于打假球），固然煞是好看，但与真正的高手同场竞技，则必败无疑。这种门生习气，在许多当代“大师”的代表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一征圣积弊若不彻底革除，中国文学要真正繁荣，真是难乎其难。

关于颂圣传统

　　读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你会发现，无论历史有过多么巨大的曲折，每个历史阶段的作家，都认为他执笔之时的“当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即便作家们明知在很快到来的下一时代眼里，“当代”将被否定，他们依然有这种时代性自恋——像傻大姐一样没事空喜欢。而到了下一时代，所有歌颂过前一时代的作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加入批判前一时代的队伍，并且再一次毫无廉耻地加入对当代的热烈歌颂——像受虐狂一样以苦为乐。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颂圣传统，而这一传统在世纪下半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颂圣者根本不配称为作家，只是文痞甚或文妖。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痞，并非只有姚文元一个。如果文痞们一定要与作家沾一点边，那么只能称之为“御用作家”；如果他们嫌“御用”两字难听，我也是不吝于好字眼的，他们可以称为“桂冠作家”。然而真正的作家是戴着荆冠的。

有执照的作家

　　作家而有执照，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因为从曹雪芹、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卡夫卡，都是“无证经营”。也许在皇权尚未失去其神圣性的前现代，“桂冠诗人”在民众眼里还是一种荣耀——但在大作家眼里只是侮辱。时至今日，“桂冠诗人”已经成了伪劣产品炮制者的同义语。然而当代中国却有许多自视甚高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至今会在著作的勒口上炫耀自己是国家级或地方级“会员”，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证明他的作品相当于“国优”、“省优”，还是为了暗示他经常能得到国家的订单？众所周知，作家的惟一荣耀来自读者——来自当代的读者或未来的读者。就像诗人食指所说，真正的作家在我们的时代也许只能“相信未来”。

去掉一个最高分

　　通过驯服与否的筛选，真正有才华有创造力因而决不驯服的天才，必然被汰除。而才能与创造力有限的庸才，因为在利益杠杆的驱动下愿意驯服，愿意被权力意志强奸，于是李代桃僵地成了所谓的作家。这些作家的有限才能，本来是足够做一个优秀编辑的。但既然才能只够做一个优秀编辑的人成了不称职的蹩脚作家，那么才能只够做一个优秀读者的人就有机会来做不称职的蹩脚编辑了。至于其才能足够做优秀作家的人们，当然不得不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成了不许乱说乱动的读者。于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学术领域彻底乱了套，除了“去掉一个最高分”之外，全体向上浮动一级。在这种极其荒谬的格局下，妄图缘木求鱼地呼唤大作家和大作品，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只要这种格局不变，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作家的脊梁

　　在古代专制皇权的极端高压下，中国尚且始终存在“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可杀不可辱”的狂狷之士，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倏然中断。“中国的脊梁”或许尚存于民间，但大部分中国作家的脊梁不说折断，也已弯曲。“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庄子）、“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精神，业已鲜见。没有顶天立地的精神英雄，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一个精神侏儒化的民族，是不需要精神大厦的。因为大厦的高度会无情地揭示出，他们始终在下跪。跪着的奴隶，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拒绝甚至毁灭所有真正的灵魂工程师——并且不遗余力地毁掉他们的精神建筑。

所谓“革命现实主义”

　　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美，因此任何把当代歌颂为尽善尽美的盛世的“现实主义”，都是伪现实主义。没有比“到处莺歌燕舞”的“革命现实主义”更虚幻的现实主义了。伪现实主义文学，是扼杀中国文学的鹤顶红。伪现实主义的文学，不折不扣地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仅仅对陷于苦难的人民许诺一个来世的美妙世界，作为精神鸦片，宗教起码没有睁着眼睛说瞎话，要求人民在苦难中体验出至上幸福。而革命现实主义却要求陷入苦难的人民体验一个今世的极乐世界，它要求人民违背一切真实感受，把苦难本身当成无上幸福。鲁迅说，只要中国有革命，阿Q就一定会成为革命党。把苦难当成幸福来歌颂的革命现实主义，正是被权力加以制度化的全民性的精神胜利法。

所谓“体验生活”

　　人类的生活从来都是丰富多彩的，缺乏“现实主义”生活的普鲁斯特照样写出了不朽巨著。世上没有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作家先有特殊的写作意图——这种意图也不是作家自发的先有，而是被权力意志强加的先有——随后特地去体验那种打算描写的生活才完成的。只有特殊的反现实主义的伪“现实主义”，才要求作家特地去体验自己不熟悉也不喜欢的生活——而且并非那些已经有这种生活的普通人实际上正在过的真实生活。作家们被要求体验的生活，是一种远离其精神实质的表面生活，是一种专门为了舞台造型而摆出姿态的虚假生活。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真实自然的生活中，无意识地积累经验、体验苦乐、郁积感受，最后不吐不快地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的。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必须在没有外力胁迫的前提下，才能依循强大的内驱力而自然升华出来。伪现实主义的体验生活论，把驯服的作家的并非自发的有限才能像挤奶一样挤出来，因此驯服的读者的眼泪也只能被挤出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真正的文学感动，已经远离了中国人达半个世纪之久。

人文贫血症

　　当代作家大多人文素养稀薄，自由思想寡淡，创造血性不足，反映在作品里，自然只有模仿和怪诞了。卡夫卡的“怪诞”里包孕着逼真、慑人的观念真实，马尔克斯的“魔幻”里暗嵌着美洲大陆独具的文化底色，而出现在中国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只意味着语词的疯狂，大脑的谵妄。作者走马灯似地追随形形色色的现代流派，创造的冲动被炫耀的热情取代，真实的原则被展览的趣味凌驾，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不切实际的风情，莫明所指的苦难，胡搅蛮缠的象征，旱地拔葱的欲望，意识在流动，惟独人物的血液凝然不动，文字在喧哗，惟独思想的真义寂寂无声。由于对鲜活本真的人性缺乏好奇和洞察，他们便更愿意乞灵于时代精神的襄助，或相反，一头扎进某个“当时已惘然”的历史陈境，供自己的手掌随意翻覆。由于生活的活水不在内心，他们对所谓“体验生活”抱有孩子气的真诚，坚信只要在某个乡村、车间或“先进单位”略加逗留，就能使如火如荼的生活如约而至，就能使作品水到渠成地走向轰轰烈烈，并最终挂名为“史诗”。

超我 · 自我 · 本我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以一九七八年为界，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作家被权力意志的“超我”彻底压倒；后期，作家被市场意志的“本我”彻底压倒。然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当代中国作家独独没有“自我”。如果说“自我”就是“大写的人”，那么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可以一言以“毙”之：“形势比人强”。然而总是被大好形势刮得不辨东西的人，是不配做真正的作家的。超我非真我，本我亦非我之全部。臣服于超我的是奴才，屈服于本我的是贱人，只有不违背本性而向往崇高的自我，才是真我。追随权力意志或市场趣味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大作家。

邯郸学步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人，每过一个时期，必有一种学习热潮。学卡夫卡、学马尔克斯、学昆德拉、学博尔赫斯，或者言必称哈耶克、言必称柏林（不学无术之文人，尤喜跟着学术界吠影吠声），其热烈程度一如全民学雷锋。永远这样屋下架屋，当然不可能出什么真正的大师。而且会“失其故行”，最终成为精神上的爬行动物，谈什么思想创造、精神飞翔？半吊子文人，最喜寻章摘句，每每拿着鸡毛当令箭；一旦有最新的洋枪洋炮舶来，立刻满城争说蔡中郎。欧美二流学者、三流作家的蹩脚畅销书，最容易在当代中国通行无阻，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比在其本国更走俏。然而，真正的大作家命笔之先必当自有心得，独与天地相往来，方能自铸伟词。

底线下的狂欢

　　中国当代作家总是以神经质的激情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迷失在主义和术语的迷宫里不能自拔。我们可以根据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洋名，大致不差地猜出它写于哪个年头。中国作家和评论家，总是在同一段时期追逐同一些人，和城市女孩在同一时期穿高腰裤、露脐装，实在没什么高下。他们一方面胸脯拍得山响，满脑子文曲星下凡的念头，一方面又脆弱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他们骨子里普遍缺乏大作家空诸依傍、独往独来的内在精神，习惯于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比什么人都需要一个文学上的伙伴，或在域外寻求靠山。另一方面，当他们中某人表示自己不需要一个文学伙伴时，他仿佛不知道这本是天地间最自然不过的事，却偏要以超出必要的声量大声宣布，将回归常识硬说成超乎寻常，将回归民众硬说成“抵抗投降”，将回归书斋硬说成抗拒诱惑，结果反而使人怀疑他是否连及格线都没有达到。凡此种种，均可视为底线下的愚人节狂欢。

诗歌大跃进

　　诗歌亦如围棋，本是造物主为上智者准备的高级游戏。但正如连征子是否有利都算不清楚的家伙也常会煞有介事地坐在纹枰前一样，宽进严出、仿佛腆着个弥勒式大肚子的诗歌门户，也不妨碍心智庸劣之辈大肆窜进窜出。经济上的大跃进中国只有一次，诗歌上的大跃进则反复多次了。与围棋不同的是，一国的围棋人口越多，其国手的水平通常也越可靠；而一国的基层诗歌写作者越多越滥，却只会对诗坛高手的写作起到反向拉动作用，最终迫使他们的艺术水位急剧下滑，这道理就像全民卡拉OK的方式不可能培养出帕瓦罗蒂一样。作为诗的国度，二十世纪的中国最终能留下几位值得让后人讽诵的诗人，实在可疑。是的，北岛，还有呢？

“现代诗”漫画

哭吧

　　　　在约旦河岸

　　　　耶弗他之女

　　　　竟然攫去你娇艳的生命

　　　　我灵魂阴郁

　　　　我见过你哭

　　　　你生命告终

　　　　……

亲爱的读者，你是否以为这是一首某个作大师状的当代中国诗人笔下的杰作呢？——平心而论，还相当不错。虽然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真情实感，却有非常时髦的异国情调；诗句与诗句之间颇有跳跃性，似乎有美妙的意象转换。尽管难以明白诗人想表达什么，但硬要去体会的话，似乎也不能说毫无主题。可惜这是二十年前一位朋友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他读的是《拜伦抒情诗七十首》的目录。我当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但想到这个“目录”比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的分行涂鸦还要更像诗，我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我想说的是，诗并非流行歌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卡拉OK一番的。因为如果这样，那么真正的诗歌杰作就会失去读者。用诗人王寅的说法就是：“丝绢上的诗无人解读。”

自恋的“新人类”

　　越是当代的小说家，作品的自传痕迹也越浓厚。在纯文学领域，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与主人公的身份、年龄有着重叠式的一致，性别更是完全同一。我们少有超越性别的写作，是女作家似乎必然写不好男人，是男人则不会把女性作为主人公，像屠格涅夫、茨威格辈把女人描写得活色生香，像艾米莉·勃朗特把男人刻画得阳刚气十足的例子，近乎闻所未闻。即有，多半也是宋词中拟春词一路，总是意淫的成分多而至于滥，创造的成分寡而至于无。说到先锋作家和更靠后些的新锐作家，可以不避唐突地指出：他们总体上属于自恋的一代，除了自己的趣味，不知世上还有别种趣味；除了自己的语言，不知还有别种值得借鉴的语言；除了自己的哥们，不知世上还有别种同行。他们习惯于用某种病态的激情无休无止地玩味自身，以为个人的“小周天”大于宇宙的“大周天”，坚信自己的梦境包含着人类的全息符号。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行，实在是找错了人。

驯良的杂文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化运动中，散文的成就是最大的，尤其是散文中的异类——杂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到了世纪下半叶，异类被招安了，被驯化了。最具战斗力的杂文，成了奉旨批判的杂文。大部分杂文成了本质上驯顺而假装桀骜不驯的“披着狼皮的羊”，小部分杂文成了本质上桀骜不驯但不得不假装驯顺的“披着羊皮的狼”。当代杂文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这就是鲁迅杂文与当代杂文的最大区别。不少人认为，鲁迅去写杂文太可惜了，是对他的才能的浪费。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杂文是鲁迅写得最好的文体，不让鲁迅写自己最擅长的杂文，难道应该让他去写自己最不擅长的文体？有人说，鲁迅是思想家，不该写杂文。我认为，只有思想家才能写好杂文，只有明白大道理的人，才能写好讲小道理的杂文。不明白大道理，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小道理。如果自以为明白大道理，而事实上却不敢按大道理来讲小道理，那也同样是写不好杂文的。不明白大道理的杂文家，连杂文究竟应该批判还是歌颂都没弄明白，因此他们写的杂文，只能是以抨击的姿态进行歌颂或以歌颂的姿态进行抨击的杂种之文。

散文——附庸蔚为大国

　　没有一个文学大国是以散文为拳头产品的。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乏善可陈，于是有人爱说中国是散文大国。固然，你能够从先秦诸子书中截取不少黄钟大吕的大散文，也可以从《史记》中选出不少汉家气派的大散文，因为大厦除了栋梁的骨骼，必有墙体的血肉。然而当代散文有肉无骨，有粉墙而无支柱。没有支柱产业的当代散文，其拳头产品充其量不过是三陪女式的粉拳。没有诗歌、小说、戏剧的宏大想象世界，当代散文竟开始得意忘形地顾盼自雄起来。对当代散文的最佳判词，就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要知道没有一个大作家会以散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台湾某个文风嚣张的杂文家，也只能以一部不入流的小说上演被诺奖提名的闹剧——即便他的杂文真像他自己所吹嘘的五百年来第一家，他也连提名的资格都不会有。因此不要对“散文热”过于陶醉，散文热，是因为真正的文学没有热。由于上千年以文章取士，所以中国人对文章过于看重，即便科举已废，看重“文章”还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然而文章做得再漂亮，与文学的繁荣没什么必然联系。文章的漂亮，是做出来的，是被权力意志模压定型的，无关乎想象力，而文学的繁荣，必有赖于自由丰沛的想象力。中国人的想象力，几千年来被专制皇权严重压制，至今元气未复。因此真正的文学杰作，必有待于作家挣脱对权力意志的有意无意的依附。

“没面目”

　　《水浒》中有个人叫“没面目”，这可以看作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的统称。他们大抵没有个性，隐去他们的名字，单从文章看，很少有几个作家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这种普遍没面目的低水准下，偶有个别作家，只是因为缺点明显，比如矫情、罗嗦、文不加点，就成了有风格。有些人的所谓风格，只是“将套子进行到底”的结果。在媒体时代，只要敢于不要脸，只要敢于出丑闻，“著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要有自己的独创性风格，却难乎其难。要在全体人类已经留下的无数杰作中增加一部崭新的不朽杰作，则难于上青天。但作家的定命就是知难而上，否则就请走开——玩别的去！

“著名”作家

　　在“发展中”的中国新文学里，上了及格线的，就足以被称为“大师”，而未到及格线的，却被称为“著名作家”。有人认为，既然已经“著名”，你不强调“著名”，读者也知道他，尤其知道他的作品。因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著名作品，那么怎么可能著名呢？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有许多著名作家，却没有什么著名作品——有之也不是以艺术著名，而是以丑闻、官司或炒作著名，当然，一旦有另一部以丑闻、官司或炒作著名的新作上市，它立刻就会被忘记。没有名著，却非常著名，说明当代著名作家的功夫全在诗外。因此，“著名”之于作家，如同“亲自”之于领导一样，不提也罢。要而言之，作家理应致力于写出名著，而不是致力于使自己著名。君不见许多古人写出了名著，却不肯使自己著名，还硬要伪托古人吗？

“一本书主义”

　　“一本书主义”曾经被大批特批，于是我们就出了许多没有名著的著名作家。时下敢于在名片上印上“作家”字样的人不少（尽管常缀以“协会会员”，如不加此后缀，敢于印上“作家”字样的人还剩几个，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拿得出“一本书”的当代作家又有几个？或曰：这年头，谁没出过几本书呢？一本更是不在话下。须知所谓的“一本书”，是指读者拿得起、放不下的——而且放一段时间还会再拿起来。现在一些作家的书也配称为书吗？姑且称之为书吧，然而这些书有多少读者拿起来认认真真地从头读到尾呢？这种书的读者，大概都可以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

产量问题

　　大作家应指写出世所公认的文学杰作的人，而不是著作等身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常识，但该常识的另一面，却也不应被遮蔽，即一位作家倘可称“大”，他的创作量一般总是较为可观的，至少十九世纪以降是这样。十九世纪以后，域外文学世界的大师级人物，几乎无一不是著述甚丰。反观中国现当代作家，我得说，即使他们具有蟾宫折桂手，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总体上又显得不够吃苦耐劳。他们的心态是业余的，自然会使创作状态的职业性受到斫伤。挂靠（其实是乞食）作协并不能证明自己的专业性，能少丧失对一位作家最可珍贵的自由思考精神、孤身创造意识，已属万幸。靠一部作品成名，从此便“著名”不已，“大家”不休，我怀疑世上没有别的国家比中国更甚，且不说这仅此一部的作品有时竟然还只是一篇短篇小说，或一篇字数寥寥的散文。若出起个人集子来，中国作家的产量或许也自不弱，但细一分析，就会发现水分极多。若撇开武侠小说家和若干言情作家（何况这样的作家几乎尽出自港台），则仅以量而论，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没有可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匹敌的作家。

吃青春饭的作家

　　说句冒昧的话，中国不少作家如果不幸盛年早夭，作为读者也许根本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读者的损失，多半只是少读到大量他借成名之便撰写的龙钟散文和不可计数的序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做一下统计，看看中国有多少作家四十岁（有时甚至是三十岁）后即不再从事任何真正属于创造的工作，与此同时却享尽德高望重的殊荣，越是什么都不写越是大师样十足：他们被供养成一群最具中国特色的职业写序家。何况，中国永远不缺四处求序八面邀赏的衮衮后进。结果，作家这一本该厮守终身的行当，在中国总会被莫名其妙地弄成一碗青春饭。他们平均奋斗的时间不超过十年，如王安忆这类坚守作家本位、不断有新作力作问世的职业作家，实在太少了。

好为人序和好请人序

　　提供一个袖珍型观察角度：若按是否求人作序的标准将中国当代文人分为两类，我们会极轻易极意外地获得大量有趣的分析材料。我只提示一点，如鲁迅、钱锺书、王小波之辈，绝无可能求人做序，以至我觉得略移寸步到书架上核实一下都属多此一举。余光中一生为人作序无数，以至可以单出一本《井然有序》的集子，自己却并没有如法炮制。说狠点，一个老想着沾光名人的文学青年，其文学生涯注定不会有大的出息。这虽然是一个私人色彩浓重的观点，但以之阅人衡文，却还不曾落空过。

开门见山的“记叙文”

　　只要中国的叙事文学被所谓的“记叙文”模式框定，只要中国作家在走出校门后不能把学到的记叙文模式加以彻底的自我消毒，那么他的想象力就不可能获得彻底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真正伟大的小说。中国的教书匠们教的记叙文八股，像公文一样死板，有各种扼杀文学想象的可恶程式。他们教你要“开门见山”，要最后来一句豪言壮语，等等。然而只有愚公才会开门见山——王屋山、太行山。我想请问，既然开门见了山，还要下文干什么？不是在那里敷衍篇幅糊弄读者吗？不是刻意剥夺了阅读的审美惊喜吗？敢于开门见山写文章，是因为写文章的是牧民的官员，他知道座下听讲的人明知他的报告没啥可听也不敢走开。愚公尚且知道把门前的山挖掉，如果喜欢门前那座山，你就连愚公都不如。开门见山的八股只有皇帝看了才会龙颜大悦，他大悦的不是你的文章好，而是你的驯服。当然，开门见山的奏章也有实用价值，便于皇帝节约时间，他如果对你的话题没兴趣，可以立刻换一篇。因此所有的课堂八股，都是为皇帝培养奴才的。八股是文学的死敌。

补充实例的“议论文”

　　中国的课堂八股，认为在记叙文之外，还有一种叫做议论文。这种议论文的程式决不是要你在议论中提出新思想，而是要你论证一个权威的陈腐观点，一个表面上没人不同意（腹诽除外）的教条。于是充满诡辩的逻辑杂耍开始了。既然逻辑常识已从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取消，那么可怜的中学生们该怎样来“论证”一个自己根本不同意的观点呢？当然不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论证，而是按照老师教导他们的现实需要（包括得高分的需要）来论证。也就是说，只要教条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你只需补充实例；只要认为是错的，就一定是错的——你也只需补充实例。但并非一成不变，常常出尔反尔，那也不要紧，假如昨天需要说甲是对的、乙是错的，说就是了，而且非常雄辩。而今天需要说甲是错的、乙是对的，那更容易，只要把上次“论证”时故意视而不见的反面例子再重新提起就行了，肯定比上次更雄辩。这种“辩证法”魔术，如同让观点甲降入乙级队，而让观点乙升入甲级队一样，在当代中国早已司空见惯。

伪抒情的“抒情散文”

　　中国的课堂八股中，最可恶的就是所谓的“抒情散文”。抒情抒情，把人类所有纯正朴素的美好感情都抒成了虚假的滥情。连表达感情都有了程式，那么，精神之麻木、良知之泯灭也就难以避免了。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不抒情，但抒情未必要用声嘶力竭的感叹句。真正丰沛深沉的感情，反而都避免浅薄的感叹句——甚至对感叹号都非常警惕。文革时期那些带三个感叹号的标语口号，充满的只是虚假的感情。所有大抒特抒其滥情的散文，无一不在伪抒情。伪抒情的惟一功能就是献媚——它原本是娼妇的拿手好戏——向权力献媚，或者向趣味低下的庸众献媚。真正的抒情决不是一味地赞美或谄媚。世纪下半叶的某些中国人，完全搞错了词义，他们把政治性的效忠当成了艺术性的抒情。真正发自内心的抒情，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而所有奴颜婢膝的效忠，只能让人无比厌恶。

换汤不换药的“新概念作文”

　　如果作文有“概念”，那么无论新旧，作文是不会有出路的。按概念训练出的作文高手，不可能成为大作家，而只适合当小秘书，写各种实用性的官样文章。如何创作文学作品，是无法按计划训练的。半个世纪以来，有些人愚蠢地把培养作家当作开办机械化养鸡场（有所谓的“作家班”），有些人愚蠢地想把作家的头脑置于某种控制之下，想把艺术作品的生产纳入政治流水线的作业之中。然而任何真正的艺术，永远都是个人化的手工劳动，它们不可能在流水线上诞生。流水线只能生产伪艺术品或艺术的赝品，充其量也不过是工艺品。真正的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不可能按配方重新克隆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在机械化养鸡场里一批一批生产出来的，而是在放野鸭子的过程中一飞冲天的那只白天鹅。“概念作文”可以休矣！

感觉派散文和说理派散文

　　我认为真正的散文只有两种，感觉派散文和说理派散文。感觉派散文不需要逻辑论证，没有一种真实鲜活的感觉需要逻辑的支持，它需要的是有类似感觉的读者的情感共鸣；感觉迟钝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读者，哪怕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他给你的只有一个没感觉。说理派散文不需要感情吁求，如果你说理不透彻，再展示无数个有利于论点的论据或实例，再求爷爷告奶奶，读者给你的只有一个不同意。用说理的方式写艺术性的感觉散文，是没有感觉的低能者——他根本就不配写感觉散文。用感觉的方式写思想性的说理散文，是没有思想的低能者——他根本就不配写说理散文。用同一种八股套子来教导人们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散文，则是对中国文学的蓄意谋杀——作案现场就在当代中国的报刊上和出版物里。

作家与批评家

　　中国作家中普遍缺乏第一流的批评家。反观西方文坛，大诗人、大作家与批评家，往往一身而二任，而且这一特点越到现当代，表现得越明显。批评之于作家，是最接近创造的切身需要，如果坚信自己的创造是独特的，那么，阐释它的意义，标明它的价值，确立它的坐标，便同样舍我其谁。回头看看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几乎可以一网打尽地肯定，我们没有这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兼从事批评的，比例上就极有限，而其批评活动，总体上又可归纳为某种“讨生活”：五四诸贤仗着自己常常显得过剩的旧学功底，习惯于向古国典籍讨生活；当代以文学大师自居者，往往不约而同地向《红楼梦》讨生活，仿佛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目的，就为了供这些不再有创造之欲的“大师”无偿领取养老金。某些新锐作家如果想抖露一点学术，则又无一例外地习惯向卡夫卡、博尔赫斯、昆德拉或什么什么讨生活，仿佛只要在领会这些作家时披露若干心得，就足以证明自己的文学已足够现代或后现代，可以与马尔克斯面对面吸雪茄了。至于像萨特、加缪那样通过明晰坚定的论文直接阐述自己哲学、文学观念的作家，管见所及，可说一个没有，而且也看不出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一个的样子。

批评的错位

　　拉拉杂杂地读过不少当代文学评论，不祥的体会是，当代文学评论家已丧失了就人物谈人物的能力，他们总是热烈地探讨主题，亢奋地挖掘意义。一个人物是否饱满鲜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否代表某种主旋律，能否引动一个可以让大家喋喋一阵的焦点性话题。举个最近的例子：“七十年代作家”（尤其是上海滩上几个宝贝）正在报刊上全面飘红，热评不断，但我所读到的评论文字，无论捧场还是抨击，几乎无一指向他（她）们的创作本身。评论家们明显更为兴致盎然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艺术质量，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特征。根据他们的评论方式和言说内容，看了半天后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他们谈论的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群演艺界人士。我很怀疑，如果鲁迅先生在今天而不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写出孔乙己，会不会连点水花也溅不起。

点射与排射

　　没有针对性的批评，无法让读者确切把握评述对象的批评，言词再怎么咄咄逼人，充满力度，仍然是虚弱的。由于所指缺乏针对性，读者还没来得及觉得过瘾，就会被下一声嘀咕闹迷糊：您这是在说谁呢？我们听到了枪声，眼前出现了大片炮火和一座英雄雕像，但硝烟散尽，却发现战场上没有一个人倒下。也许战场是虚构的，或仅仅是作者用以试验自己武器威力的实验场。我们不怀疑作者写作时肯定心有所本，但由于这一“本”没能让读者清晰地感觉到、把握到，结果便只能是含沙射影了。无法与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的含沙射影，其力度是可疑的，因为一旦被暗示到的家伙拒绝对号入座，文章的效果就接近于零。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还可能因读者的误解产生误射误伤。举射击为例，以刊物为发表阵地的文学批评应该是点射，而非排射。你想和谁过不去，单挑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近来向余秋雨发难的文字，好坏暂不论，基本上都属点射和单挑型，偶尔见到几篇谈论此现象的评论，却遗憾的均属排射型，习惯于将那些其实各各不同的文字煮成一锅。我的观点是：点射是英勇的，排射是卑鄙的。

臭大街法

　　文章眼前事，得失天下知。现在是评论家的世面，近来惹动媒体骚乱的几位爷们，招法都惊人地相似，大致可归纳为引火烧身法或臭大街法。或作泼妇骂街状，把鲁迅、老舍、金庸等文坛硕彦挨个骂过；或作僭妄渎神状，以乳臭未干之身，行耶稣基督之事，勒令他人忏悔。最可笑的莫过于某个不忘抬出文学博士身份的评论者，为求咸鱼翻身，竟置幼稚园级别的文学常识于不顾，擅自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起悼词来。他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鲁迅、钱锺书、沈从文等），大多具有可疑乃至可憎的人格瑕疵。我们只想问一句：文学大师的标准，什么时候与道德圣徒的标准等同起来的？难道别国或其他世纪的文学大师，个个都是圣者？别说，这条文坛咸鱼还真借着这篇烂文，一时耸动视听起来。

批评家的批发业务

　　关于当代批评家，梅疾愚先生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不过梅先生似乎误把当代批评家视为零售小贩了，其实现在的批评家要阔气得多，他们决不搞零售，而专做批发。因为他们的一个笼子，要寻找的是整整一群鸟。当代批评家习惯于为一群个性全无、面貌相似、低水平重复的作家进行统一命名，随后挂牌出售。当代批评家懂得追求规模化效应——当代蹩脚作家也心知肚明地主动与之合谋。正常的文学评论，是以评价“这一个”为主的，评价“这一群”是文学史家的工作。而没出息的蹩脚小说家却愿意被这样收编，仿佛一被“名牌”公司收购合并，就可以牛气冲天地一俊遮百丑了。

要有耐心等待追认

　　文学史乃至艺术史有一个追认的传统，即艺术家凭其本能和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创造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派什么风格，由后人命名，哪怕一开始是不理解的歪曲性侮辱性命名，如画派中的“印象派”，诗派中的“朦胧诗”，小说流派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命名的滞后，几乎是艺术史上的通例，而中国当代的艺术现象却是命名超前或起码是与产品同步上市，往往先有品牌推销，甚至是批评家呼唤，然后才有大批产品面世。这实在是现代商业化产品的运作方式，而非艺术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与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创作伪艺术品一样，违反了艺术创造的根本规律。在中国尚没有足够的自由作家之前，请别老想着文学史，正如别想着诺贝尔奖。伟大的作家不会与蹩脚批评家合谋，更不会不知羞耻地自称自赞。要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等待读者的裁判和历史的追认。没有诺贝尔奖，托尔斯泰照样是托尔斯泰；没有生前的承认，曹雪芹照样是曹雪芹。

文学史——著作还是教材

　　重写文学史成了一声时髦的呐喊。鉴于以往的文学史不出官修范畴，主题醒豁，雷池分明，做史者亦步亦趋，处处唯谨，莫说自创新见，别出心裁，就连某人是否该提及，某人该独占一章还是一节，或与众人如孵澡堂子般在一节里挤做一堆，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不小心就是政治问题。所谓主编，其实只是一个诺诺连声的领命者。这样的文学史当然应该重写。所以，问题的方向根本不在于是否应该重写文学史，而是如何重写。我的感觉是，现在所谓的“重写文学史”，几乎无一不是指“重写文学史教材”，即使表面上类似私人撰述，其实质仍是一个官修面目，“重写”者的最高目标，是希望它能进入高等学府。世俗的雄心过大，立言立论难免受到各种牵累。倘如此，我宁可敝帚自珍，做我的《齐人物论》。众所周知，它之无望成为教材，就像螃蟹不会长出翅膀。

文人无文

　　中国不少当代作家，多为浅人。然而浅人偏好作深语，锦绣满眼而意多支离，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命笔无心，敷衍终篇。一切天地之至文，必不作诡奥语（仅限文学，学术另当别论），而总是语浅意深，以寻常话头，道出前人之未道。尤以谋篇布局，不肯落入前人和洋人窠臼。当代中国不少文人既已不思，必然继之以无文。文人无文，已成通病。甚者更是病句连篇，语无伦次，陈词滥调，叠床架屋，冗言赘句，词肥意瘠。一得之愚，辄洋洋万言；热门话题，必强凑热闹。此辈恶札，当以奥卡姆剃刀尽数剃去。梁简文帝萧纲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此语曾为文风颇为“放荡”的鲁迅、钱锺书一致称道，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加以推崇。衡之当代文坛，可谓谨重之人甚少，而放荡之文略无。当代文人多如牛毛，而千古奇文、天地至文则寥若晨星。文人无文，比之文人无行，更是文人大病。

当代散文十大病

　　家长里短太多，忧国忧民太少。

　　故弄玄虚的太多，货真价实的太少。

　　牢骚太多，针砭太少。

　　愤怒太多，见解太少。

　　业余的票友太多，出色的专家太少。

　　痞子太多，才子太少。

　　老师太多，大师太少。

　　有架子的太多，有学问的太少。

　　文抄公太多，文体家太少。

　　胡编的集子太多，单篇的杰作太少。

　

当代小说戏剧十大病

　

　　长篇小说太多，时间能搁长的太少。

　　短篇小说太多，不短命的太少。

　　小说流派太多，有独创风格的太少。

　　现代派太多，现代精神太少。

　　摹仿外国名著的太多，写出中国名著的太少。

　　报告文学太多，不虚构的太少。

　　实验戏剧太多，实验成功的太少。

　　电视连续剧太多，连续看到底的太少。

　　得奖的太多，自己不提别人知道的太少。

　　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谣言太多，值得文学史一提的太少。

　

当代诗歌十大病

　

　　写诗的太多，读诗的太少。

　　青年诗人太多，坚持到老年的太少。

　　写出的诗太多，发表的地方太少。

　　草稿太多，定稿太少。

　　病句太多，妙句太少。

　　糟蹋汉语的太多，珍惜汉语的太少。

　　自恋的诗人太多，超越自恋的诗人太少。

　　出洋的诗人太多，坚守的诗人太少。

　　有口号的诗人太多，有理论的诗人太少。

　　庸才太多，天才太少。

　

当代作家十大病

　

　　会员制作家太多，自由作家太少。

　　隐士太多，叛徒太少。

　　有媚骨的太多，有“反骨”的太少。

　　高调的慷慨党太多，低调的实干家太少。

　　扔砖的破坏者太多，砌墙的建设者太少。

　　洋枪洋炮太多，真刀真枪太少。

　　堂吉诃德太多，哈姆雷特太少。

　　做戏的堂吉诃德太多，率真的堂吉诃德太少。

　　作秀的太多，优秀的太少。

　　不要脸的太多，不要命的太少。

“躲避崇高”与“渴望堕落”

　　“躲避崇高”是当代一位专业作家的口号，因此当代一位自由作家直截了当地斥之为“渴望堕落”。一个民族若躲避崇高，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光荣与梦想，就只有醉生梦死的得过且过，只要保命全生、飞黄腾达，就一切管他娘的。“躲避崇高”是世纪下半叶的某些中国作家的自供，也是他们为自己刻下的墓志铭。“崇高”包含人类文明的一切伟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公正、幸福、真、善、美（权且列这九项）。作家天赋的使命，就是为这一切终生奋斗，不惜献出生命。作家是人类的良心，是民族的头脑，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一个没有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扼杀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有罪的——并且必定因赎罪而付出巨大代价。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是堂吉诃德的战场，而不是哈姆雷特的舞台。堂吉诃德的代表是鲁迅，哈姆雷特的代表是顾准。鲁迅是擅长攻击的堂吉诃德，所以生前死后也一再遭到攻击，但毕竟由于堂吉诃德的后备军不少，所以“鲁迅精神”也一直是鲁迅后继者反复张扬的，然而却少有顾准的后继者，更没有人提倡“顾准精神”。然而，中国作家不但需要“鲁迅精神”，更需要“顾准精神”：探索真理的勇气，挑战权威的勇气，“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殉道者的勇气，不为丝毫虚荣和利益只为了寻找智慧而不惜下地狱的勇气。

反思和盘点

　　中国人对本民族的谩骂，从世纪之初一直绵延到世纪末尾，谩骂者或许会博得一时虚名，年末盘点，被骂者可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开骂者是否首先应该遭到回击。好在拙文完成于二十世纪，也发表于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已经足够浮躁堕落了，且让我们共同约束，让我们能重新回归艺术，回归语言，回归思想，回归人民。在新世纪，作家的学者化将不再值得标榜，而是成为一个最起码的素质要求（正如学者的作家化本来也没什么可吹嘘的）；域外的新思潮将被我们限定在一个极其有限和仅资参考的范围内，不再左右我们的文坛风云；中国作家群中将诞生自己的卡夫卡、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且具有到眼可辨的中国特色。在下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被单独“立法”，在加强与域外文学交流的同时，更注重本民族文学不可替代和非此不可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应恢复其原有的尊严和美丽，不再成为任何强势文化的附庸。

欲望号街车——代结语

　　在权力意志的发动机因老旧而动力不足的今天，当代中国文学配备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欲望。于是当代文学成了一辆左右双引擎的有轨电车。当左边的权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血液）因用力过猛而有翻车出轨之虞时，右边的欲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精液）就开足马力保持平衡。反之亦然。这辆红色街车的表面虽然早已漆皮剥落，露出了铁皮的黄色锈斑，但老车做新，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喷涂上崭新的红色油漆。司机实在舍不得换一部新车，也没有自信换一辆无轨电车再重新自由驰骋，他担心自己的家底经不起重新创业的一番折腾，他只想对这辆老牛破车加以废物利用，沿着既定的轨道开一程是一程。然而无论新涂上的红色喷漆多么鲜艳，红漆下的铁皮锈斑已经越来越无法遮盖。实际上这辆过时的街车早已变色，所有的乘车者、候车者乃至下车者，都一目了然地看出，它的旗帜已经不是权力的旗帜，而是欲望的旗帜。在人造的红色轨道上，这辆欲望号街车还能开多远呢？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感谢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的全程陪伴，我们的世纪巡礼已经到达终点——我要化蝶去作逍遥游了。新世纪再见！

二○○○年九月五日

(《齐人物论》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 后：

庄周先生何许人也？自《齐人物论》刊出以来，每期都要接到不少这样询问或试探的电话。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嗯——不好说，因为庄周先生不是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呢？也有穷追不舍的。我也总是顺着回答：是啊，几个人。对方听我这样回答，知道我是不肯说了，自然只好挂筒作罢。

　　其实，不是我故弄什么玄虚，而是庄周先生确实不是一个人，若是一一报上名去，不仅不会就此打住，而且会引起进一步追问：甲是哪里人？乙是哪里人？是否评论家？先前写过一些什么？而这些问题，虽不能说不值一答，但若要一一认真回答，又确实没有什么趣味。

　　有趣味的是《齐人物论》。讲句实在话，我是很喜欢《齐人物论》的。它举重若轻，生动活泼，不虚饰，不回避，不媚俗，不以权威自居，但又坚信自己的判断，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说得那么漂亮，那么独特。阅读如此活色生香的评论，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读到会心处常常会暗地里叫声好，读到痛心处又不禁黯然神伤。我认为，《齐人物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齐人物论》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

　　个性化批评是《书屋》一贯提倡的。《书屋》创刊以来，始终注重批评文体的创新、批评形式的非学院化、批评角度的独立性，这也可能是《书屋》能够在众多书评类刊物中比较受到广大读者偏爱的重要原因。《书屋》上发表的诸多名文，不仅具有思想的前沿性和学理的精深度，而且大都具有文学的华彩和艺术的趣味。庄周先生正是兼具诸长的本刊重要作者，尽管他们不是职业评论家。

　　个性化写作，已提倡有年——虽如《齐人物论》所论，实绩还颇有限。研究和评论作家、作品的个性化批评，至今也仍是空谷足音。八十年代，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到了九十年代，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都经过了某种重写。这些重写过的文学史比原先的文学史大有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传统文学史，大抵注重文学的政治性；重写过的文学史，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性。然而目前的文学史不论新旧，基本上都是教材。“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指的是重写文学史教材。而教材因其本身的特性，大抵不得不谨慎地呼应时代的共识，有时还不得不迁就时代的共同局限。也就是说，教材的作者大都注重观点的稳妥性和权威性。尤其是，教材不大可能追求观点的鲜明个性、思想的自由无羁和文体的新颖独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今年上半年我向长期以来倾力支持本刊的庄周先生组稿，希望能够打散教材的体系性，摒弃教材的讲章气，对现当代文学作出独具风骨的个性化评论，不求权威和全面，只求成一家之言。于是就有了第一篇《齐人物论》。

　　首篇《齐人物论》在今年第六期《书屋》发表后，不仅获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而且引起了知识界、文学界的瞩目。于是我又与作者商量了《齐人物论》的后续选题，初步商定为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大板块，并且把它当成一本完整的小型文学史来写。从第九期开始，《齐人物论》又陆续刊出，反响更为热烈，大量读者来电、来信表示共鸣或发表意见，不少报刊和网站也纷纷转载或选载。许多读者还说，最新的《书屋》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读《齐人物论》。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我喜欢《齐人物论》，喜欢得将它视为己出，说得通俗点，就像一个大师傅做了一桌菜，听说客人吃得好，有味道，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无法说。

周　实 二○○○年九月于长沙

庄周

　　一个不写诗的德国阔人——起码精神上很阔——故作惊人之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嗡的一声，许多不写诗的中国窄人也跟着对写诗嗤之以鼻。先是说，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个诗人头上。最近的时髦是，“诗人”已被用于骂人。德国阔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称判断，而是限定为“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写柔媚的抒情诗是野蛮的”，那么尽管不再耸人听闻，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唤醒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耻辱感和罪恶感。然而奥斯维辛之后，即便德国诗人也不必全体搁笔，不写诗也不懂诗的无聊文人，有什么资格鹦鹉学舌地对中国诗人说三道四？我认为，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既非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诗。倒是不妨说，文革以后，中国人不读诗是野蛮的。只是由于我只能见到冰山浮出的一小部分，无法描述其全貌和至高成就，众所周知，我像许多读者一样被剥夺了知情权。

于　坚《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

　　有诗学主张的当代诗人相当多，有理论深度者当首推于坚。于坚的诗风多变，形式上颇多创新。《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有相当跨度，但却有相近的于坚式主题：当代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无聊。于坚赋予两首诗以不同的趣味，一种和而不同的细微开掘。他对不认识的“远方的朋友”说：“该说的都已说过/无论这里还是那里/都是过一样的日子/无论那里还是这里/都是看一样的小说"。他又这样描述与不速之客的谈话：“素昧平生这不要紧 谈话是构筑爱的工具/一杯茶的工夫就串起一大群名字 各种轶闻的冰糖葫芦……关于他的鼻子 我们讨论了十分钟/而此人的慢性鼻炎 我们一直不提 在九点一刻/我们得出结论 他的鼻子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鼻子。”于坚称自己的诗是“非诗”，他拒绝认同“‘当代诗歌’”这一公认的美学原则，这足以显示出他的自信和勇气。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现代派诗选》）

　　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言近旨远，意味悠长，“忽逢幽人，如见道心”，“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蔚成新诗史上一道迷人的公案。但《距离的组织》也许更能代表他的风格，该诗发表后，诗人曾与朱自清往复商讨，一时传为佳话。作品的西方痕迹非常彰显，除西方现代诗人施诸卞之琳的庞杂影响外，奥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用以临床实践的“自由联想”术，尤其构成《距离的组织》的突出特质。诗人忧来无端，兴笔而写，诗句直追意念，意念却似不系之舟，随意浮沉，尽兴飘荡。诗人空阔无羁的“自由联想”，赋予作品极大的时空张力，诗仅十行，但在首句“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与末句“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情绪波澜，意象沧桑。施蛰存先生尝拈出一味“仿佛得之”读诗法，堪称知言。

王　寅《精灵之家》（组诗）（《后朦胧诗全集》）

　　王寅是一位毫不张扬的大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倾诉式戏剧独白，语言极富魅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但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王寅的诗作具有一种直接性，因此理解王寅的诗几乎不需要拐弯抹角地想得太复杂。他的节奏自然流畅，语言尖新圆润，技巧炉火纯青，他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请读一读他在《精灵之家》之后的又一组杰作《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中的诗句：“疯狂的睡莲在黎明开放/木桨柔软如同蝶翅/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狂跳的心充满忧虑”（《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醒一醒吧，撒旦，我的兄弟/盛宴已散，你的杰作已就”（《撒旦的琼浆》）。

冯　至《十四行》（《十四行集》）

　　冯至先生的商籁体中规中矩，句子整齐，抱韵、交韵一丝不苟，技术上无可挑剔，并且有一种德国式的神秘。然而除了工艺上的价值，美感和诗意实在有限。在新诗的初期，脱离了古典格律，汉语新诗尚没有合适的新形式，冯至的十四行因此而具有了移植异域奇葩的一时新奇，但诗歌毕竟以意境为上，如果诗意、诗境不能别开生面，那么形式（何况并非独创的形式）毕竟没有多大价值。《之三》（“尤加利树”）有句：“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这几句诗完全可以当作冯至对西方诗的“引导”作用的一厢情愿，用商籁体写的西方诗可能永生（比如莎士比亚十四行），但中国商籁体不可能成为中国新诗“根下的泥土”。《之二七》曰：“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然而这些诗把不住的事体，其实更多。

北　岛《宣告》（《五人诗选》）

　　有人把北岛视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我首先把他看作一位大诗人。作为民间诗刊《今天》的创办者和代表诗人，北岛的客观历史地位是任何主观意志无法抹煞的。浅薄的诗坛小丑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仅仅展览了自己卑琐阴暗的心理，无损北岛的真正价值。北岛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历史机缘，更主要的是因为其诗艺达到的实际成就——这一成就至今是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尽管北岛的功绩是开拓性的，后来者也许很容易就能站在巨人的肩上超越他。但我至今没有看到在同一向度上的超越，而只听到叫嚣。北岛唤醒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沉睡的良知，涤清了一代人毒化的心灵：“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

艾　青《大堰河——我的褓姆》（《艾青诗选》）

　　一度，艾青俨具中国第一诗人的盛名。这当然言过其实了。又尝听说艾青写诗极为刻苦，每日里闻鸡起舞，工作时间大致与都市送奶工相近。这同样说明不了问题，也许与勤奋还全无关系，如懒散的拜伦辈常常下午两点方进早餐，创作量不也更加惊人。大致说来，艾青诗作的肺活量很大，气势宽宏，感情充沛饱满，诗句在他笔下如同牧马人鞭梢下的万千奔马，老在没命地兼程，故读来也常觉淋漓痛快。但一个始自郭沫若的老问题也摆在了读者面前，即为什么中国的新诗但凡想追求气势，必要伤害文辞的经营，只能靠幼稚的排比单骑救主，大输氧气，要不就是一个劲地“我我我”，“从从从”，“当当当”，非得把个句子结构弄得乏味至极，仿佛围棋中的“单官”。说到围棋，我们发现那些国手，不管追求什么风格，宇宙流还是天煞星，大处固需着眼，小处可也一丝不肯放手的。

冰　心《繁星》（《繁星》）

　　冰心女士作为文坛上的世纪长青树，不是以杰出文学家的资格，而是以道德楷模的形象被日益称道——但这显然会随着其不久前的辞世而很快归于沉寂，因为她对文学的贡献实在过于有限。当人们发现活着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无足称道时，最方便的颂扬之辞就是她（他）人品不错，然而这仅仅是仪式化的尊老传统，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冰心最有价值的作品，无疑是《繁星》，可惜那不过是泰戈尔的中国版，而且是大大逊色的中国版。这种“逊色”，恰恰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模仿者永远无法超过被模仿者。比如泰戈尔就没有这种道德训诫的热忱：“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这也太弱智了一些。

李叔同《送别》（《弘一法师年谱》）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然而两首歌曲在美国和日本可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海，但这首借鸡生蛋的歌曲却在中国获得了长久以至永远的生命。“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如此凄迷阴柔、词浅意深但哀而不伤的词句，配以相当中国化的舒缓旋律，就很难不成为中国的名曲——尤其是在新旧交替、道术灭裂的二十世纪。这首歌已经成了新的“阳关三叠”，“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二十世纪中国人，已经用这首歌“送别”了太多的东西。

李金发《弃妇》（《微雨》）

　　“拆碎的七宝楼台”，几乎成了针对李金发的钦定断语。如果说T·S·艾略特《荒原》降生时还能获得十位知音，“深望能痛切批评”的李金发，诗歌垂世八十载，私人表扬簿上仍近乎一片空白。对内师法温、李，对外取法魏尔仑，又性喜在“泥石”（雕塑）中讨生活，李金发作为诗人的资格本毋庸置疑，惜当年的白话文太过稚嫩，文法之纲常无序匹似尼禄当道，文字之词不称意好比赵高弄权，李金发饶是天资过人，又岂奈何得了这柄手中钝器。意念既已飘忽不定，表达难免左支右绌，再加天资又未必呈鹤立之势，结果，超越时代的全新表达，转成“燕雀偏生鸿鹄之志”的感慨，古怪的造型，竟让后世窃笑八十载，文坛世事之难逆料，至此毕现。若公正地看，诸如“我的期望将太阳般露出来”（《琴的哀》），“无恙的天涯”（《月夜》），“在不认识的远处，月儿似勾心斗角的遍照”等表达，在中国现代诗的长河中，实不乏拓荒之德，不宜尽斥为“晦涩难懂”。毕竟，那是二十年代初期的表达，李金发的“晦涩”较之胡适“两个黄蝴蝶”的俚俗，进步焉能以道里计。

多　多《死了。死了十头》（《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

　　多多的诗极为难懂，但难以卒读并非由于思维混乱和不知所云，而是诗人故意把语言的传导功能降到了近乎使语义结构崩溃的边缘。多多是一位极限型诗人，一如投身于极限运动的现代人，多多是当代最倾心于语言的极限性实验的诗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向汉语的表达极限挑战，汉语的张力在他笔下急剧增大，但也不时地绷断语义的连环。假如语言的舞蹈空间太小，语义的惯性就成了锁链；然而舞蹈空间过大，动态的每个舞姿就失去了相互的关联，而被定格为一帧帧静态的照片。向一种语言的极限挑战，无疑是诗人的定命。每一个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应该感谢这样的诗人。多多其实不用语言说话，放弃语言才是他的语言。因为诗不是他的目的，他写诗的目的是沉默。沉默既是他介入世界的方式，也是他评判世界的方式。

芒　克《天空》（《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

　　芒克的作品呈现为一道冻土地上的光芒，境界阔大，情绪深沉，一组组意象丁是丁卯是卯，如当年平行矗立在罗马大道上的十字架。他体内有着“自然之子”的强烈敏感，诗性思维里交织着一位远古巫师的悚惧和好奇，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有一股男人气味儿的”“水面上的风”，感受到“太阳的爪子”。他的全部诗行，似乎都在讲述生命的奥秘、生命被摧残的可能，或展望生命成为自然祭品的前景。就打动芒克的情感之崇高性而论，诗人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就诗人驾驭情感（具体表现为语言）的能力而言，芒克偶尔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这仿佛就像尸体在腐烂似的”（《一棵倒下的树》）。听听，“仿佛就象……似的”，太说不过去了。极端地说，真正的大诗人，宁可犯下杀头之罪，也不会在这种地方授人以柄，一次也不会。

江　河《接触》（《从这里开始》）

　　江河是一位平易的人道主义诗人，一位具有健全理性、良知和常识的高尚普通人。含而不露的温情体现了中国古典理想人格的最佳现代折射，具有安然处变但决非无动于衷的古道热肠和道德热忱。因此他的触角遍及现代生活各个层次的各个角落，并且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赋予思想主题和情感色彩迥异的作品以适当的各具风姿的结构形式，突破了风格单一的思维定势。不妨读一读下面的诗句：“要么说些更远的/更远的/远到天际/远到看不见你/那样/我就去找你/一定把你找到”，从这种达到无技巧境界的诗句中，你不会感受到技巧，而只会受到感动——能够打动人，是当代诗歌最缺乏的品质。做到如此举重若轻、淡而有味，并非如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个热衷于炫技的诗人，还在学艺的路上，而江河已经抵达了属于自己的要塞。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

　　由语言学博士刘半农作词，再由语言大师赵元任谱曲，这首词曲作者极一时之选的歌谣，就这样成了新诗史上的经典。尤其可贵的是刘半农创造的这个“她”字，借由这首名曲的传播而家喻户晓，从此我们不仅不用再像宋词元曲中那样用“他”来指代“她”（那太容易误会成同性恋者的倾诉），也无须像早期白话诗人那样“伊伊”、“侬侬”。这一新字的创造，无心插柳地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最大实绩。现在，当人们想起祖国母亲和一切美丽的世间造物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啊，教我如何不想“她”？

伊　沙《车过黄河》（《现代汉诗》）

　　这是我见过的伊沙最好的一首诗，全诗如下：“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知道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插腰/右手作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远去”。这是典型的伊沙诗风，篇幅短小，句子极短，节奏感很强，嬉皮而有狠劲，正如他自承的：“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结结巴巴》）。伊沙是诗歌运动员，他渴望参加比赛——或许他确实属于比赛型选手。如果没有比赛——毕竟一九八六年诗大展的盛况不再——他就自信下一次比赛他将有更上乘的表现，肯定能挫败所有的假想敌。但他真正的敌人是他自己，他必须先打败自己，才能从诗歌运动员，变成真正的诗人。当然，现在的诗坛已经成了无人光顾的冷摊，适当的吆喝可以理解，但既然是诗人，那么吆喝的方式似乎也该近于诗。

伊 蕾《独身女人的卧室》（《后朦胧诗全集》）

　　这是当代最成功的组诗之一。八十年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视为伤风败俗，然而事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细读，其诗性品质依然灼灼闪光，这说明诗人没有以大胆犯禁来哗众取宠。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看出，诗人对独身女人性心理的表现，不仅独特，而且节制。“生命应当珍惜还是应当挥霍/应当约束还是应当放任/上帝命令：生日快乐/所有举杯者共同大笑/迎接又临近一年的死亡/因为是全体人的恐惧/所以全体人都不恐惧/可惜青春比蜡烛还短/火焰就要熄灭/这是我一个人的痛苦//你不来与我同居”（《之十一、生日蜡烛》）。

何其芳《赠人》（《预言》）

　　何其芳是一位华丽的诗人，命笔用词好像百万富翁上馆子，出手豪阔，处处讲究，希望每道菜都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滋味。何氏的诗亦如维也纳圆舞曲，旋律优美，变化剧烈，每个句子，甚至每个字眼都佻荡妩媚，技术上——除了情有可原的欧化句式外——几无可挑剔，但一首读罢——尤其是一连多首读罢——竟无甚感触。他热衷的意象大多非常甜美，只是由于技艺出众（比如能写出“我嫉妒它如流水声睡在绿草里，/如群星坠落到秋天的湖滨”）的缘故，才没有把人腻翻。当然，华丽的诗人偶尔也会走出高贵的华盖，比如写写《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但那仿佛看公子哥打铁，总觉得不是那个架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何其芳仅仅为后人测定了技术标高。说是“仅仅”，其实又何等不易。

佚　名《欲悲闹鬼叫》（《天安门诗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在一个愁惨万状的清明时节的清晨。为了充当官方的喉舌，某位国嘴级播音员，专用一种侮辱性的语调念出她来，酷似日后相声演员马季模仿的江青口吻。尽管如此，正如给司马迁去势并不能贬损他的文豪形象，这首诗的力量同样挣脱了丑化的樊笼，第一时刻就在神州大地飞扬起来。就我来说，不仅在第一时刻永志不忘地把她默诵下来，在第一时刻记住了人民的伟大，还同时记住了无道者的狰狞。在诗艺上探讨《天安门诗抄》也许意义不大，我只想说，它以群众运动振臂一呼的方式，让我们猛然想起一个差不多已经忘却的事实：中国依旧是诗的国度，人民的诗心也依旧是“野火烧不尽”，“更行更远还生”的。只要诗心尚存，民心就不可能无望。

杨　炼《诺日朗》（《五人诗选》）

　　“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这是杨炼名作《诺日朗》的开头。你不得不承认杨炼才气逼人，尤其具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神话和史诗，似乎是杨炼解不开的两个悖谬情结。可惜神话必须由信神者讲述，史诗则必须讲故事，然而杨炼既不信神——他倒是一个渎神者——也不讲故事。他在两首大型组诗《自在者说》和《与死亡对称》中，给我们讲了太多的道理。真正的抒情诗人既不是故事家，也不是道理家，而是语言舞蹈家。杨炼是当代最有舞蹈意识的诗人，可惜他的语言狂欢常常悖离语言的本性，成了为狂欢而狂欢的语言强迫症。以至于目眩神迷的读者在他的迷乱舞姿之下，看不出平易澄明的诗意舞台。

严　力《还给我》（《后朦胧诗全集》）

　　诗画两栖的严力，诗思精密而清晰，具有一种金属感，一如钟表的内脏。他是少有的具有幽默感的诗人，他的诗充满机智，即便在他严肃的时候：“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请还给我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哪怕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哪怕被你录在了磁带上也请还给我……请还给我整个地球/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也请你还给我”，我还没有见过一首呼吁回归自然的诗，如此简洁而诙谐，有力而优美。

陆忆敏《室内的一九八八》（《后朦胧诗全集》）

　　组诗《室内的一九八八》，每一首的诗题都是日期，可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组由女诗人在第一时刻全程记录妊娠期心理感受的诗篇。例如《一月七日》：“一个人，忽然走完了前半生……然而仍需等待/生活也一如既往/这段日子我将如游魂/不属于今生和来世/要到秋天，一声蝉哭/才始现日后之路”；再如《二月二十四日》：“我长睡不醒/回回头，又垂入梦境/我多次重归旧园/在那昏暗的走廊终端/与先人们同时落难/身临绝境的不是我/但我与身俱在”。这样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合于自然节奏的生命呼吸——然而我们的呼吸并不简单，它有种种细微的身心感受，只要你用心地倾听。天赋卓越的女性触觉渗入身陷困境的人类心灵深处，然而决不咄咄逼人地以揭秘者自居；隐秘的黑箱被纤手温柔地打开、轻抚然后收藏。诗人的内心独白就是你的内心独白——无论你是女性还是男性。每一个听懂的人，都会感到自己也“与身俱在”。

陈东东《〈秋歌〉之七“幻想的走兽”》（《现代汉诗》）

　　没有一个当代诗人比陈东东写得更华美，更富于音乐性，他的长句尤其具有独到之处。但却不能简单地判定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诗人。一切可解读的诗都有思维理路可循，而陈东东的诗没有这种理路，他以无意义华彩乐章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露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美。在陈东东笔下，存在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说和结论。似乎无意义正是它的意义，诗人正是以一种抽空意义的写作方式，向日趋无意义的当代文化敲响了警钟。在追求语言美这一点上，陈东东与古典时代的李商隐颇为相似。这首诗可以看作诗人的某种自况，陈东东就是一头“幻想的走兽”。

余光中《乡愁》（《与海为邻》）

　　余光中陈义高峻，诗风矫健如天风。凭着超人型的胆识才华，他几乎用“数目字”的方式再次证明了诗歌是文学的皇冠，再次捍卫了诗人在文学世界睥睨万物的统治者地位。若我们接受余光中设定的标准，则在他为现代汉语施行“心脏搭桥手术”时，他的同行——尤其是一些大陆同行——多半只有在一边传镊子递纱布的资格，也许连这都不配。评论余光中如此大面积的成就，几无可能。我只来得及指出一点：余光中与自己的诗笔存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亲情，在使用任何一个汉字前，他似乎先与该汉字确定了恋爱关系，“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我相信也是他的基本作派，只是由于才气过于丰盈，文思如一台高能处理器，才会在“一毛不拔”间神速作成锦词嘉言——尽说好话令人泄气，那就再加一句苛评：文字上用力过猛，卿云烂兮，也会使诗句机心深重。一意仗剑作法，“惟陈言之务去”，偶尔也会拗断情感的自然流程。

阿 吾《相声专场》（《中国先锋诗选》）

　　阿吾为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可惜似乎仅有一次达到如此水准。这是我见过的当代诗中，运用陌生化效果最成功的一首杰作，值得大段引出：“经一个女人介绍/出来两个男人//一个个儿高/一个个儿矮//个儿矮的白又胖/个儿高的黑且瘦//第一句话是瘦子说的/第二句话是胖子说的//胖子话少/瘦子话多//瘦子奚落胖子/观众哄堂大笑……出来一个老头/观众用右手打左手//经一个女人介绍/老头叫牛倒立//老头先讲一句/老头再问一句//前一句声音粗/后一句声音细……经一个女人介绍/出来一群男人……其中四个人闹意见/一个人竭力调解//调解一定时间/出现一次响声//这样已经七次/每次稍有差别//四个人终于团结/要调解的人赔理//此时响起同种频率的声音/是右手打左手的声音”。作者把“相声专场”成功地提炼为“元语言”，每个读者因而能轻易地把“元语言”再还原为实际形象：“一个女人”是报幕员，“两个男人”表演双口相声，“牛倒立”表演单口相声，“五个人”表演群口相声，“右手打左手”则是鼓掌。

孟 浪《冬季随笔》（《后朦胧诗全集》）

　　有人问“诗人你为何不愤怒”，孟浪恰好属于已经十分罕见的愤怒的诗人。他的诗风极其硬朗，每一句诗都像铁锤打在铁砧上，火星四溅，沉重有力。“因我的呐喊而嘶哑的天空/雷声是无人能听到了//因天空的呐喊而嘶哑的我/呼吸是越来越轻了//谁来接着喊？……和平的、宁静的大雪/正在把枪械里的铁融化/一支军队整齐地进入墓地获得永生。/和平的、宁静的大雪/使你一点儿也看不见天上/还有我，在呐喊//我的心逐个敲打着/无辜死者的墓碑/我的心呵，要让整座墓园或世界醒来”。

汪国真（任何一首）

　　作为诗国的国耻，新时期诗名最著的，是连诗歌幼稚园都没毕业的汪国真。如果汪氏分行押韵的涂鸦之作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我没意见，但要跻身诗国则必会人神共愤。汪氏警句都是“欢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之类的货色。他教导读者：“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崇高”。诗歌爱好者不一定能使自己杰出，但为什么可以，使自己如此糟糕？为了押韵，他竟敢写出这样的句子：“爱，不要成为囚/不要为了你的惬意/便取缔了别人的自由”。汪氏的灵感大都来自对浪漫主义名诗的拙劣模仿，比如“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是对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模仿；“如果，你是湖水/我乐意是堤岸环绕/如果，你是山岭/我乐意是装点你姿容的青草”，则是对裴多菲“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的模仿。把这种东西判为“弱智”都显得过于菩萨心肠。“要永远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然而要永远保持这样的弱智，更不容易。

汪静之《惠的风》（《惠的风》）

　　“湖畔诗人”汪静之，作品乏善可陈，让我感兴趣的只是他近乎不变的“移情”对象，大致为四位女性。写给“菉漪”的最多，写给“D”的最少，两者却都一腔陈言，极为泛泛。写给“佩声”的次之，却因其中似乎藏着一段类似陆游与唐婉的故事，故最具真情实感。再就是写给“H”的了，“H”即“惠的风”，真名中也许有个“惠”字。他几乎同时在给四个姑娘写诗，而不是像莎士比亚那样，基本上只为一个黑美人写诗，或像拜伦那样，周期性地轮换抒情对象。平均用力的结果是，他写了那么多情诗，却没有一首具备撼人心魄的力量。他只是“迷在薰风里/甜蜜而伤心，翩翩地飞”——诗贵有情，但比情更可贵的是执着或专注，后者才是力量的源泉，所谓“情志”是也。在生活中做一个遇红辄醉的多情郎也许感觉不坏，但艺术则需要一些更蛮野的东西。大诗人笔墨出行，通常是没必要系领结的。

周作人《丙之三·滚灯》（《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这是丰子恺与周作人的联袂之作。二位都是出入雅俗的高士，诗图并茂的结果，读者当然只有喷饭不迭的份。子恺的漫画，人神共乐，无待赞词，妙的是知堂的诗，竟也质朴丰茂，童心大炽，读来有草席气，菜蔬气，民智气，天真气。周作人在诗词上原无抱负，故序言里一个劲地自贬自抑，有一处竟干脆用直译法，将现代通译为“诙谐诗”的nonsensepoems，直译为“没有意思的诗”。好在诗的好坏未必与作者的抱负相关，叫什么名儿更是无关痛痒。当然我并不认为周作人借这些儿童杂事诗就能在诗人堂上挤占一席，但他的确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文本。对不少文本来说，我觉得“有趣”不是一个“够了”的概念，而是“足够”。——附带说一下，这本书之能面世，大出版家钟叔河前辈的“笺释”之功，推出之德，值得一拜再拜。

废 名《街头》（《现代派诗选》）

　　当同行们都对西方诗人趋之若鹜，只有废名在一边圆睁着八大山人式的怪眼，不理不睬，自说自话，鼻下咻咻不休。隔了七八十年再看，这位当年的落伍者，俨然成了脚头最快的。今天我们不时能听到某些先锋诗人对废名发出大惊小怪的赞叹，一边谬托知己，一边炫耀自己眼光的奇特骇厉。可见诗人亦如时装，常常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标准从来就像女人的唇膏，青红蓝紫，难有定数。我以为废名充其量只是一位有特色的诗人，这特色在于：写诗只遵循自己的牌理，思路冒昧，言语有生涩之气，偶尔能现出思辨之力。即使如此，也不过区区三板斧，一阵乒乓之后，终归岑寂。《街头》一诗甚短，照录如下：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

张广天《毛泽东》（歌词，互联网“黑板报”网站）

　　全才音乐人张广天，素质优异，才华丰茂，灵性焕发。他的音乐到处可以听到，在其互联网个人主页上也整天供人免费下载，可惜由于格式关系，声音细如蚊蚋。这里只说他的歌词。作为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作者虽然年仅三十多岁，却不惜以自己矫枉过正的平民立场，将那个逝去的艰窘年代追认为前工业化时代的田园诗。诗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在我看来，诗人的立场天然不同于学者，他只能供人诗意地感受，无意接受学理上的质疑批判。再说，批判他也是没有意义的，虽然那很容易做到。张广天追求一种老工人的朴实，记忆中的阶级斗争被他敏感的心灵演绎成一种特殊形态的怀旧，他相信人性的美好、人类的将来，正掩映在工人林友金的“汗衫”里。几乎不可能怀疑他的真诚，当他声情并茂地发出召唤：“你的手指指向我心灵的广场，/跟你啊跟你前进，毛泽东！”我会有一种奇特的下坠感，并在下坠的过程中依稀体验到一股肠痉挛般的温情。

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歌词，互联网罗大佑主页）

　　罗大佑是当代最优秀的抒情歌人。由他作词作曲（有时还自己演唱）的许许多多歌曲，成了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众多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许歌人罗大佑与许多诗人相比尚有诸多不足，但在流行歌坛，有罗大佑是中国人的骄傲。“一年过了又是新的一年每一年现代都在传统边缘/在每个新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苹果价钱卖得没以前高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就像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俏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在流行中不被流行的浅薄趣味同化，而始终保持抒情歌人那自古以来长歌当哭的忧伤，这就是罗大佑的可贵之处。

尚仲敏《门》（《中国先锋诗选》）

　　尚仲敏的《门》成功地运用了结构象征的手法，完全拒绝比喻，达到了高度的洗练。所有的结构象征作品都是拒绝寻章摘句的，诗人像罗丹雕刻《巴尔扎克》那样，把那些可圈可点的偶得妙“手”一一剁掉。全诗如下：“门，靠着墙/直通通站着/墙不动/它动/墙不说话/但它/就是墙的嘴//有人进去，它一声尖叫/有人打这儿/出去，它同样/一声尖叫//但它的牙齿/不在它的嘴里//它不想离开墙/它离不开墙/它压根就/死死地贴着墙”。“墙”象征着某种超越时空的巨大力量及其惰性，“门”象征着不得不依附于“墙”的个人和集团。“门”既是“墙”的代言人，同时又是骑“墙”者，不管是有人进去还是有人出来，它都像看门狗那样“一声尖叫”。“门”的灵活，表面看来是对“墙”之惰性的超越，实际上却仅仅是姿态。

京不特《同驻光阴》（《同驻光阴》）

　　“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为了追寻人生的真谛，他四处流浪……”这是一幅当代诗人京不特的简明肖像。可以补充的是，和他一起流浪的，还有滔滔汩汩的诗行。就行程而论，京不特也许是中国诗人中（自然包括古代迁徙的骚客）履迹最远的。这个换下诗袍又穿起袈裟的当代浪子，甫出佛墙又踅归书斋的行吟诗人，愿意在和风下“为每一个人的身世痛哭”。他的诗思深邃而宁静，情志敏锐而浩瀚，语言如滑翔的鸟，肩着风，带着雨，衔着泥，挂着霜。展读京不特提供的长卷，我们会交替产生裸晒的狂喜、沐浴的清新和入眠的渴望，那是至高的禅悦，禅机处处，更有微笑无边。“我从古老之中伸出手来/牵走你的梦。生命一样的奉献让我造就生命/于是我牵走你的微笑”。

郑愁予《旧港》（《莳花刹那》）

　　诗如其名，郑愁予的诗札似有郑卫之音，愁容万状，不时发出“缈缈兮予怀”之叹。中国古典诗词看来不仅构成他诗思的主要滋养，还直接显现为灵感来源。久居域外，乡情弥久而客思常新，“去国之悲伤”无日或已，发而为诗，自然风流蕴藉，诗韵悠长。郑诗曾被赞许为“综合古典与现代的美，熔铸中国与西方的真”，然而这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赞许”吗？恐怕未必，因为日本电器之风靡于世，走的差不多也正是这条道（松下幸之助不曰：“综合就是创造”），而诗歌的创造标准，理应比家用电器高得多。郑愁予善于在诗作中驱遣古物，打造古词，抒发古情，嘶啸古调，功力虽煞是可惊，终究算不得戛戛独造。与其炫技矜博，穷流溯源，何如独上高楼，望断天涯。生活中的他穿着西服，诗中的他一袭长衫，个中魅力固有，古怪却也未必没有。

闻一多《死水》（《死水》）

　　在与闻一多约略同时的中国诗人中，谁都会谬托一至多位域外知己，供他们心慕笔追，仿效不已，闻一多也许是例外。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属单纯的“国粹派"诗人，不等于否认他对西方诗歌的研习师法（如波德莱尔），而只是强调他独一无二的本土特色。闻一多是不容置疑的大诗人，敢于自我立法，蔑视陈规陋习，无视时髦招法，热衷于独辟新境，自铸伟词。他的大诗人身份大致体现为如下数端：情感真挚而不惜暴烈，对艺术有着绝对的痴迷，对语言有着不懈的营求，写诗如同莫邪铸剑，文字仿佛不是出自书斋，而是如火星般激溅而出，诗人裸露的躯体包裹在一片烈焰之中。充满摩罗诗力的不羁诗火，与整饬肃穆的结构，划然一体，一首吟罢，每让人生出“好一番厮杀”的感觉。大诗人舍我其谁的气概，毕剥有声——当然，大诗人往往也是缺点毕露的，闻一多节奏的呆板，诗味的直露，用词、取境的一意好古，也未便遽视为新诗的方向。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是一位技艺娴熟的诗人，句子整饬，音节铿锵，擅长比兴，尤精于尾韵。诗歌是否该押韵，这是二十世纪的新课题，而且越到现当代，不押韵的倾向越时髦。好坏姑且不论，若我们假定押韵是一门手艺，现代诗人中郭小川允称翘楚。他不仅在长调中经常仿效元杂剧一韵到底的作风，为了显示驾驭能力上的绰有余裕，还经常无视“二四六分明”的尾韵惯例，频频上演四句皆韵的好戏，让读者不禁为他的音韵探险额外捏一把汗。我没有细检，不知他是否尝试过元杂剧中“忽听一声猛惊”之类“一句三韵”的绝活。除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若干影子，看不出他受过多少域外诗人的影响。大致而言，正直朴实的郭小川堪入“革命诗人”之列，但绝无马雅可夫斯基之流的狞怖之色，这是因为他除了爱戴领袖，热爱人民，精于吟咏之外，还“怀璧其罪”般藏掖着一份“忠勇仁恕”的儒门私产。个别佳作，如《团泊洼的秋天》，庶几当得起“沉郁顿挫”的评价。

郭沫若《凤凰涅槃》（《女神》）

　　一个虚构的神话，成就了一位新时代的诗人。郭沫若当年以排闼之势一头撞开诗坛大门，仗的就是体内一股蕴蓄饱满的原始蛮力，活色生香、千字万味、粒粒皆辛苦的汉诗，就此似乎被挪移了发展方向，以意动人的传统被转换为以势慑人。青年郭沫若有着超乎群伦的朝气和斗志，诗情如决堤之水，奔涌之势不可遏止，因而也并不顾忌漫流的方向。虽然郭沫若有着无人敢小觑的旧诗根柢，但就《女神》而论，我们觉得他已抛尽万卷，另铸风流。仅就诗艺而论，《凤凰涅槃》让我们重温了远古诗人不事雕镂、尽兴歌唱的迷人风采。玩味该诗的句法节奏，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那首曾经刻在上古龟甲上的卜辞：“其自西来风，其自东来风，其自南来风，其自北来风”——联系郭氏后来对殷墟小屯的兴味，我这点即兴猜测，大概算不上捕风捉影。

胡　风《旅途》（《野花与箭》）

　　虽然“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乃世人共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勾搭缪斯，道理就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打篮球一样简单，但老派的中国文人传统恰恰是：想当文人，先得过诗人这一关。该传统的好处是，为古代中国培育了为数可观的诗文两栖型人才，不利之处则是，给诗坛制造了大量废墨。充满思想家气质的胡风先生也未能免此俗套，虽力有不逮，情有他依，仍频频青春作歌。当然，出于对胡风生平遭际的巨大同情，对他斗士气概的无比敬意，我仍然尽可能希望从他的诗作中获得更多教益，即使此愿落空，则换一种形式感受一下“赤裸裸的”、“热烘烘的”、“雄纠纠的”胡风，亦不坏。胡风的诗作决非不堪卒读，只是难称上乘而已。他的载道热忱无疑非常旺盛，为庶民请命的热望，常常构成他最大的冲动。这篇《旅途》，读来隐隐有“预言”之感，特推荐于上。四段尾句分别是：我知道这就是暮了。我就颓然地坐下了。我默想众生都被祝福了。呵，拥抱吧，我底好友，黑夜！

食　指《相信未来》（《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

　　食指是一位圣徒。在所有人的语言都被统一在最高指示下的时候，他喊出了自己的语言；当所有人的肢体语言都被统一为一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食指——指控现实，相信未来。作为一个启示诗人，他的诗歌语言必然是质朴的，他不是为世界增加表现形式的艺术型诗人，他是为世界保留良知和尊严的宗教型诗人，他为整个时代争得了被救赎的一线可能。相信未来，是的，直到今天，真正的诗人依然相信未来——因为诗人的手指永远指向那个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烛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请记住，这是诗人一九六八年写下的诗，而我们此刻已经抵达诗人相信的“未来”，然而未来依然未来，因此诗人依然相信。

俞心焦《墓志铭》（《后朦胧诗全集》）

　　诗之所以成为文学中最早且永远不会消亡的门类，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诗能够满足人类的自恋。然而小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自恋，大诗人则同样无一例外地超越自恋。因此对于小诗人的自恋，不仅不存在原谅问题，如果诗人自恋得巧妙有趣，读者甚至愿意欣赏。然而俞心焦这首《墓志铭》不仅过于自恋，而且强迫读者“恋他”，实在让我莫名其妙：“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未曾爱我/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来向我认错……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最后的阴影/你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向青山绿水认错/最后向我认错/最后说 要是心焦还活着/该有多好”，我本来想说，要是诗人虚伪一些，把这些念头深藏在心底，该有多好；但我最后决定说的是，要是此辈浑人都不写诗，该有多好。敢于如此当众精神手淫的人，该向全体人类认错，向诗认错，最后，向汉语认错。

徐志摩《沙扬娜拉》（《志摩的诗》）

　　徐志摩是难得的诗人，诗思绮旎，结构多变，富于创新，出语时喉节里涌动着一股非真诗人莫办的豪情。他敢说“别捏我，疼”，他敢写“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他也敢用“火车擒住轨”。所谓“浓得化不开”，其实只是肤浅的一面之词，专供无思无虑之辈制作肥皂泡般的电视连续剧（如《人间四月天》）。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徐志摩是真正称得上“诸体皆备”的诗人，对话体、叙事体、唐璜体，俱擅胜场。名作《沙扬娜拉》，造境奇特，字字诡谲，开卷即有“风乍起"之势，吟咏之际，眼前似有一方手绢乍起乍落，忽近忽远，语言、结构、旋律高度整合，诗情、画意、乐音联袂而来，惊叹之余，惟剩四字：鬼斧神工——当然，真诗人未必即大诗人，正如真小人也不会是大恶棍。

根 子《白洋淀》（互联网“榕树下”网站）

　　根子是食指的同时代人，六十年代末以北京插队知青为主体的“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但我下此判断殊觉武断，因为迄今为止还无法了解当时的历史真实——一个食指已经浮出水面，但或许还有无数比食指优秀的诗人，比根子更优秀的诗人。这首诗采自作家陈村的抄本。陈村在《附记》中说：“当时，这类文字都是单线传来，有机会读到、抄录、背下者也不轻易示人，以免被诛且累及他人。与诗同时传来的是这样的几句话，说文革后期有群红卫兵在白洋淀集体自杀，他们的一个朋友事后上湖边凭吊，写下此诗……当年，我正热衷于写点歪诗，读到此诗被它深深地激动。在那个盖子下，我想，居然有这样的作品，居然有这样的作者。我梦想，有天盖子揭去，该怎样地灿烂夺目呵。”诗句是有力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震撼力：“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以下两句诗的控诉，在我看来胜过一切控诉：“我的眼睛看到过的一切/都是杀我的凶手”，这就是诗的力量。

海 子《麦地》（《蔚蓝色天空的黄金》）

　　如同朱湘的蹈海不能超拔他的诗歌那样，海子的卧轨对提高他的诗歌品级本质上毫无帮助——尽管这相当有限地提高了诗人在当代的知名度，未来则藐不可知。海子是一个在平均线之上的当代诗人，但是离杰出尚远。海子原本是一个赤子，并且有机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可惜在一个不恰当的时代他错误地选择做一个天启诗人。有人说，海子的自杀“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从海子的一些诗中，我看出这可能正是他的愿望。他曾在作品中以“诗歌皇帝”自居，然而这是谵妄的。因此，我不希望海子之死成为什么神话，我们需要的是多说人话。让我们记住他的诗句，以此作为对他的最好纪念：“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或许有必要指出，类似的意思早就有过，并非海子的独创。死者已矣，让他安静地走吧，不要搅扰死者的安宁。没有人知道死者是否喜欢生者不断打扰他——尤其是自杀者。

唐 祈《故事》（《九叶集》）

　　这是一首技术标准、风格圆浑的十四行诗，杂有现代边塞诗和叙事诗的成份，抒情色彩却格外鲜明。作为一个曾在甘肃、青海生活过不少时间，目寓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现代诗人，唐祈的语言技巧体现了四十年代诗人的技术进步，叙事内容的大幅拓展也很好地显示了“九叶诗人”的介入精神和忧患意识。作品中的边地色彩，为他增色不少。这部分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他用词准确，精选的意象常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如“早晨，阴暗的/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严肃的时辰》）。视角苍茫，个别比喻也大胆新奇（如“……灰色的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屋里孕育”。《女犯监狱》），这首《故事》更是有情有调，有爱有憎，结尾尤其让人涵咏不尽：“秋天，少女像忧郁的夜花投入湖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湖面不散的雾气”。

唐亚平《黑色睡裙》（《后朦胧诗全集》）

　　唐亚平是当代女诗人中力量最雄浑的一位，尽管她并不张扬女权主义，但这种意识还是贯穿她的大部分作品，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她的组诗《黑色沙漠》或许是最出色的当代组诗之一，《黑色睡裙》则是其中一首。与大多数优秀女诗人以非逻辑的鲜活感觉和对细节的出色把握见长不同，唐亚平的语言才能相当突出，她的许多作品在修辞上非常精细，措辞分寸感很好，从不滥用女性的感觉，值得细细品味。尽管我反对在现代诗中寻章摘句，但下面的句子依然值得大力推荐：“在讲故事的时候/夜色越浓越好/雨越下越大越好”，最后一句有一种超逻辑的出色语感，这正是诗的特权——可惜许多诗歌作者对此完全弃权。

顾　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五人诗选》）

　　“我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这些今天看来毫不朦胧的诗句，若干年前竟被传颂一时，只能说明那些刚刚从精神饥渴中醒来的人们多么饥不择食。这些诗句除了预示顾城日后的自毁毁人，还有什么价值？如果单举这几句犹如孤证，那么不妨再举一些：“我等待着/等待着又等待着/到了，大钟发出轰响/我要在震颤之间抛出一切/去享受迸溅的愉快/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有时，我真想》），“我只是深深憎恨，你的所有同学/她们害怕我，她们只敢在门外跺脚/我恨她们蓝色的腿弯，恨她们把你叫走/你们在树林跳舞，我在想凶恶的计划”（《铁铃——给在秋天离去的姐姐》）。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童话和美妙。算了吧，我已经看够了这种“一顾倾人城”的绝世天才！

席慕蓉《白鸟之死》（《名家诗歌》）

　　也许和国文教育的取向有关，再加缺乏浩劫体验，台湾文人，即使是那些走通俗路线的，语言底线一般也较大陆文人为高，顶不济也能做到文从字顺，言语清通，一点沾自文言的胡椒，更是谁都要撒几撮。初看难免一喜，觉得大陆文人失分太多；看多了常嫌其滥，反觉大陆作品更耐咀嚼。就诗集销售的平均值而言，席慕蓉的诗歌算得上火爆。不带偏见地凑近细看，顿觉配方单调，无非表达些细皮嫩肉的情愫。诗中流露出的情感，夸张有余，真实阙如，刻意作秀的血痕，斑斑俱在。以这首名诗而论，寄深情于白鸟之死，固然可取，写着写着却有点情绪失控，竟至于写出“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就好像是终于能/死在你的怀中”，于情于理，两相乖离，原来的控诉意味刹那间被替换为一缕变态迷思。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摸索出的成就，在席慕蓉那里算是被一笔勾消了，诗歌在她手下，依旧沦为烈火殉情的表演舞台。

曹葆华《无题三章·一石击破了水中天地》（《现代派诗选》）

　　《现代派诗选》仅收曹葆华诗两首，标题竟都是《无题三章》，为示区别，只能加上首句，即使这样做会违背作者当年命题时的初意，也只能不管了。作者若实在懒得起题目，或以为只有“无题”二字才配抹上诗额，何不借鉴西方音乐家的传统，弄个什么“无题第34号”来。将曹葆华与废名统归为“晦涩”，只能显出评家的弱智。曹葆华的诗札，意象虽然迷离纷繁，诗境却惊人地完整，在这股完整诗境的牵引下，渐渐地你会发现那些貌似不相干的奇异意象，竟纷纷点头致意起来。中国不少评论家，受自身见识和器宇的拘限，多半分不清神秘宗与装神弄鬼的区别，一旦读到诸如“古崖上闪出朱红的名字/衰老的灵魂跪地哭泣”，便忙不迭地指斥为晦涩，只有高明如中书君者，打通中西，诗眼如炬，才会破天荒地伸出手来，额庆于七十年前。

梁晓明《各人》（《后朦胧诗全集》）

　　这首诗的特色，可以从全诗总共二十四行，却使用了二十一次“各”字中看出，其中重复标题“各人”十五次。诗人在一首诗中把某些词句极端性地反复使用，总是为了营造某种特殊的氛围。读者的耳膜在连续不断的锤打声中，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首诗处理的题材相当抽象：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隔膜。隔膜使人们变成“各人”。不仅是路人、敌人成为“各人”，连熟人、友人甚至亲人，也都成了“各人”：“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各走各人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在冷漠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已经罕有同类亲情，也对这个阻隔了各人与各人的文明大厦毫不留恋。因为谁也不是大厦的主人，只有客人，只有各人。

黑大春《东方美妇人》（《圆明园酒鬼》）

　　虽然我对过于主观和过于感伤的浪漫主义诗歌相当反感，但自称“新浪漫主义”的黑大春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打动了我，这首《东方美妇人》堪称代表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首浪漫主义杰作的出色程度。这首诗运用大量的定语结构（名词中心语加定语），来表达双层复合思维，使得这首诗的句子相当长，但长句子的运用却相当成功流畅，体现了诗人驾驭语言的杰出才能。我还没有见过在长句运用上比黑大春更成功的当代诗人。“啊！东方美妇人/啊！统治睡狮和夜色的温顺之王/在你枫叶般燃烧的年龄中，圆明园，秋高气爽/并有一对桃子，压弯我伸进你怀中的臂膀//啊！东方美妇人/啊！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圆明园，迷人荒凉/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

韩　东《你见过大海》（《白色的石头》）

　　韩东是一位以荒诞为主题并给定荒诞以恰当形式的诗人。他的诗观是“诗到语言为止”，他的作品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他的诗是纯粹的“语言”之诗：对一个基本词语的反复缠绕，出而复入，入而复出。韩东的诗非常“简单”，类似于现代绘画中的极少主义。表达方式的纯粹化和简单化，不仅无损于诗的力量，相反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力量。在极少形容词的冷峻表象下，诗人用词语的重重缠绵替代了情感的缠绵，用基本句型的反复萦绕，替代了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短句子所传达的决绝语气，以及词句的重复所渲染的义无反顾的力量，表达出一种极富现代气质的人生态度。韩东达到了某种洗练的极致，他也是当代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诗人。

舒　婷《致橡树》（《双桅船》）

　　舒婷是一个过渡性的诗人，自然不能说她毫无才情，但不过略胜于平庸的文人。尽管曾经享有一时声名，但独创性却极为有限。在诗歌这个语言和思维的先锋领域中，没有独创性是致命的，一大批平庸诗人必然要被逐出诗国——看一看《全唐诗》中那些陌生的名字吧。诗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涉足染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长处，舒婷也不例外。诗人并不高于别人，但他们天生是诗人。很多人天生具有其它资才，诗人却可能没有。舒婷的诗歌养料主要是裴多菲，比如她的代表作《致橡树》头尾是这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诗比汪国真好到哪里去。

臧克家《老马》（《烙印》）

　　当代热衷于厚外薄中的文坛新锐，为搬弄见识，抖露雅博，往往动辄就抬出奥地利人里尔克的名诗《豹》来唬人。我虽也素喜里尔克，但就《豹》而言，中国诗人臧克家的《老马》至少也有望与之同场比试一番，正如若不嫌土气的话，新锐嘴上的“西绪福斯苦役”，在中国原也有一个吴刚伐桂的传说备用。对臧克家作为诗人的完整一生，我无意置评，何况，“老来颓唐惟应景”，从来就是不少中国诗人的宿命。我尝以为，江郎既已写出《别赋》，“才尽”与否便无关紧要。同样，臧克家既已向世人奉献出袖珍杰作《老马》，其余种种，也不必过问了。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再玩味一下那个动感十足、飞机撞山般的开头：“总得叫大车装个够”；那个电影特写般强烈的形象：“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那道让人久久意绪难平的“鞭影”；以及西人ABAB式韵脚的种种佳妙……

翟永明《女人》（《后朦胧诗全集》）

　　翟永明是最具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女诗人，然而却具有女性罕见的内省深度。她似乎习惯于立下一个组诗总题，随后耐心等待灵感或最佳创作状态的到来，而每一次创作冲动来临，她只是完成组诗中的一首，然后再耐心等待下一首诗的召唤。因此她的组诗具有整齐的水准，而不是像其他写组诗或长诗的诗人那样，往往在后半部分力竭。“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女人·独白》）。

默 默《我和我》（《后朦胧诗全集》）

　　默默是一位城市游吟诗人，在充斥着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当代诗坛，默默的诗风具有一种少有的民歌式的朗朗上口和轻快节奏，他的诗不适合朗诵，但宜于低吟而玩味。“一切有所作为都是那么卑鄙/一切无所作为都是那么优雅//很久了，没有等一杯茶凉了再喝/啜出轻轻的哨声/回味苦涩像放一张新唱片/很久了，没有被烟烫了手再猛吸/美美地又呛又咳/突然发觉捂嘴的手粗糙不堪//夜久久地黑着/我久久地坐着”。

戴望舒《雨巷》（《望舒诗稿》）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易让人想到法国象征派大诗人瓦雷里的，他本人大概也愿意促成我做此类比。当然，两者诗艺实际上的天悬地隔，又是毋待多言的。戴氏知识素养较全面，也愿意从事一些理论建设（如《诗论零札》），作品不乏象征气味和实验精神。代表作《雨巷》声名赫赫，几乎与戴望舒之名形成同构关系。《雨巷》以丰沛淋漓的意象著称，然试观其全部意象，竟悉由先人遗下的一滴古墨——“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浣溪沙》）——化开。

　　当然据此并不能指责戴望舒蹈常袭故，无甚新意，当时正倾全力于新诗旋律美建设的诗人，也许正想借此陈句检验自己的创作理念。于是，《雨巷》成了一首实验诗，诗人命笔之际充满了游戏精神、实验气质和声色之娱，惟独置想象于度外。结果，一首也许与个人经验、私人情感关系最远的作品，竟歪打正着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标志性建筑——这当然没啥奇怪的，“游戏可成好词”，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曾言之再三。

穆　旦《神的变形》（《穆旦诗全集》）

　　我对穆旦被推为“新诗第一人”持存疑态度。穆旦是哲人，而非诗人。哲人之诗固然有特殊价值，但终不如诗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正如哲人一旦用比喻表述思想，就必定是由于思想的技穷。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然而在特殊的时代需要下，我理解当下的中国人需要思想的撞击和灵魂的震撼——美的地位不得不被贬抑，她暂时还不那么迫切。这首被评家推为“穆诗之最”的《神的变形》，正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它的价值是无疑的，尤其是在当代，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这是对时代桎梏的另一种更深层的精神屈从，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偏执。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然而真正不朽的作品，是不会因时代性禁忌的消失而失去其永恒价值的。

　　在本文开头，我强调了当代汉语新诗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的人阅读和关心。然而平心而论，阅读众多滥竽充数的分行玩意儿，决非美差，简直是活受罪。我读过成千上万首现当代汉语新诗，虽然时时有淘到金子的喜悦，然而沙子又确实太多了。虽然后人可以等待时间之水的汰选，但金子却在等待善于发现的当代慧眼。既然我们不愿错过古代和异域的珍奇，那么假如仅仅因为偷懒而与本土的当代瑰宝失之交臂，岂非生命的巨大损失？

庄周

　　世纪上半叶的“小说救国论”固然是病急乱投医的故作惊人之语，世纪下半叶的“小说反党论”同样是疑心生暗鬼的神经过敏。两者都用政治的眼光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在政治的过度压力下，百年中国小说的发展确实承受了过多非艺术的干扰，以致在全球化时代，用世界性艺术度量衡来检点我们的小说成果，可能幸存者相当有限。我想起一个早些年流传的国际笑话：六十年代中国向某大国还债，该债权国在海平面之上放一个铁圈，比铁圈大的苹果被接受，比铁圈小的苹果则永沉海底。在实用的世俗领域，如此作为显然过于阴险甚至恶毒；然而在审美的艺术领域，这却是“铁的必然性”（尼采语）。

邓友梅《那五》（中篇小说）
　　邓友梅先生的小说属于某种京派老字号传统，语言嘎嘣生脆，读起来像嗑西瓜籽般痛快。写一种有韵味的文字，曾经是方块字的一大传统和优势，惜乎失传已久。读邓友梅的文字，依稀有股魂兮归来的感觉，即使扯蛋，也青是青黄是黄，泾是泾渭是渭，句子里照样有西皮流水，规矩方圆。这样的文字配“那五”这号人物——一名皇城根下游手好闲的满清贵族遗胄——正是天造地设，铢两悉称。邓友梅该算是小说界“老爷子”一辈人物吧？他们对小说有着特殊的敬重，类似手艺人对待自家的祖传技艺，一字下去，说轻点也和鞋匠钉下个鞋掌相似，讲究的是妥贴安稳，结实牢靠。《那五》之类小说，最易令人溯及小说的“起源”：“虽小道，犹有可观者焉”，“说者”与“看官”的关系，颇似伶人与票友，有一种融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就类别而论，邓友梅大概归于“民俗作家”之列。这是他的长处，说不准是否他的局限。鲁迅先生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巴 金《家》（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
　　二十七岁的巴金是出手不凡的，鲁迅当年可不会看走眼，他应该属于大作家之列。我指的是作品布局结构上的沛然大气，人物塑造上的精细入微，尤其是那种只有俄罗斯作家才具备的人道主义情感，赋予巴金作品鲜见的道德力量，我们仿佛能从文字后面听到作者的浓情呼唤：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巴金有一颗处子之心，他对梅表姐、鸣凤等不幸女性寄予的款款深情，可以直追曹雪芹的女性观。他对觉新的巨大同情，虽然曾遭“意识形态”方面的诟病，时过境迁之后，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形象，艺术价值百倍于那位当年曾赢得一致喝彩的“革命青年”觉慧，这也正可见出巴金的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巴金的书法始终无可观瞻一样，他“学生腔”的语言也毕生呒啥长进。再加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辨能力，笔底温婉有余，痛切不足，遂构成了他的致命局限——虽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篇小说）
　　王小波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从而把他生存的悲剧时代喜剧化。他推崇的卡尔维诺认为，简单化地忠实摹写严酷的现代生活，会使文学像乏味的现代生活一样失去魅力。这个思想成了王小波把小说写得如此黑色幽默的根本动力。他越是幽默，就越说明他对时代生活的厌恶，而他的幽默以一种巨大的慈悲帮助自己也帮助读者得到了精神超越——但决不是忘却。他不是谦卑地跪着，仰视着控诉它，而是自豪地站着，俯视着嘲笑它。我认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和新唐人传奇达到了一种超越形似的深度真实，他是最深刻地挖掘出时代的悲剧性和荒诞性的当代作家。革命是试图消灭爱情的，但他试图证明，即便是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也无法真正消灭爱情。爱情终将战胜革命，有趣的语言狂欢终将战胜愚人节的野蛮。与他的小说成就相比，他的杂文简直微不足道。现在有那么多人（不仅是读者，还有众多作家）推崇他的杂文，只说明那些有执照的当代作家过于低能。

王安忆《长恨歌》（长篇小说）
　　王安忆是天生的小说家，这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方面，一、她有旺盛的创造热情，质量稳定可靠，内容极少重复。早年的《小鲍庄》与后期的《长恨歌》，在风格、题材上横亘着辽阔的间距，甚至语言乍看之下都判若两人。二、正因为她的创造热情居高不下，年年呈涨停之势，才使这位木秀于林的女作家，从不曾在媒体上掀过波澜。至少她本人从不曾主动搞过任何形象促销活动。比如，虽然论起相貌来，王安忆也不逊于时下被人爆炒的“美女作家”，但没有人会称她“美女作家”，我们也愿意相信，如果有人这么评论，即使考虑到女人对他人的赞美永远来者不拒这一人类学事实，我们仍然觉得那是一种冒犯。说到《长恨歌》，我当然不可能用寥寥数语加以评论，我只能说，作品和她的女主人公“沪上名媛”王琦瑶一样，都是风情万种的。暗嵌其中呈水样状态的“时间”因素，更赋予作品内在的低迴感。可以稍加指责的，也许只是小说的结尾，那里好像有点不对劲，有不胜笔力之感。

王跃文《国画》（长篇小说）
　　书名《国画》是个容易误解因而不太巧妙的双关语：当代中国的漫画。为了使双关不落空，首句即写“画家李明溪……”，反而显得刻意经营。此书的刻意经营贯穿始终，小说成了作家那只全能之手刻意操纵的舞台。由于这只本该看不见的手过于扎眼，人物成了观念的提线木偶。而且这些人物全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目的仅仅是为了作者要谴责这个腐烂透了的官场和末世般绝望的社会。这一愿望是值得赞许的，然而手段过于简单，力量反而有限。一览无余的平铺直叙导致毫无回味，连暗示都算不上的伏笔使阅读没有任何意外，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如同逻辑的演绎，腐败事件的增加仅仅是为了论证那个众所周知的结论，而不是让读者在思想上得到升华，情感上得到超度。小说在总体上没有超越清末“谴责小说”，只是对于当代读者有一点现实的批判意义。

王 朔《过把瘾就死》（中篇小说）
　　王朔的作品我只读过一部，是偶然看了电视连续剧《过把瘾》某一集的片断，觉得不错，就找来原著一读，希望它比电视剧更好。结果非常失望，原著远远不如电视剧。与王朔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的不幸遭遇截然相反，金庸的任何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的任何版本，都远远不如原著。文学作品如果足够优秀，那么改编成影视剧一定不如原著。如果改编成影视剧胜过原著，那么原著就多半是蹩脚货。不过尽管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往往成功概率极低，然而由于其开发价值太诱人，因此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被反复改编，金庸的作品正是如此。而蹩脚畅销书则一般只会被迅速地改编一次（不抓紧时间就永远没机会了），而且也仅能改编一次，决不会有人甘冒巨大的市场风险改编第二次，王朔的作品正是如此。王朔的作品就像易拉罐一样，只能一次性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王朔这只早被自己吸空的易拉罐，才会破罐破摔地躺在马路上，不仅碍你的眼，非常影响市容；而且挡你的道，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王 蒙《活动变人形》（长篇小说）
　　王蒙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重镇。天赋，才华，勤奋，机遇，阅历，见识，斗志和创造力，一样不缺，仿佛上帝打造他时，就想着为世人弄出一文豪来。然而此时此刻，当我回想近二十年来吞咽过的不下百万字的王蒙大作时，竟一时讷讷，不知如何评价是好。有一股极大的阻力，正千方百计地劝阻我不要鲁莽地写出“大作家”三字。王蒙为什么不是大作家呢？想来与他过于发达的智力有关。这当然不是说凡大作家只要有中人之资就够了，而是说真正的大作家，不管如何智力超群，必不会把文学之宝全压在智力上。看看王蒙吧，他知道自己绝顶聪明，却强迫症般怀疑别人有可能对此认识不足，为此，只要有一丝可能，他必不忘反复重申，再三提醒。结果，读他的小说，我们常常在本该沉痛的地方，意外地见识到了作者的开通，在本该神经绷紧、汗毛倒竖的段落，意外地读到些“解构主义”风格的笔墨。我理解他是想抖露自己“拿得起，放得下”的世故和与时俱进的练达，他正确地算计到了智力对私人形象的成全作用，惟独漏算了智力对艺术的杀伤力。

孙甘露《呼吸》（长篇小说）
　　小说家的职责虽然主要是讲述故事、刻划人物，但如果语言平庸，句子老不出彩，一般情况下也难有作为。世上第一流小说家无一不兼着语言大师的头衔，即是证明。语言才能出众，较之叙述才能超群，通常还更能成就作家的伟业，理想状态当然是他能做到鱼和熊掌通吃。小说家孙甘露似乎有可能成为前者，他的小说总是从第一页甚至第一行起，就迫不及待地向读者显示语言上的不同寻常。但稍加细嚼，就会发现味道有异。孙甘露的语言惊人地欧化，句子错综繁复，若我们玩个游戏，把他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全部换成西洋名称（有些名字本来就像已经翻译好的欧美名字，如主人公罗克），我敢说读者读了一百页后都未必意识到这部小说原来出诸中国作家之手。我不知道孙甘露是否博通多国语言，即以他标志性的西化句式而论，似还应加上两字：恶性西化；或嵌入两字：西而不化。简单地说，英国佬若想翻译他的作品，不会因为他的西化句式而方便英化。据说曾写过诗的孙甘露是否一心想追慕歌德的身影，遂望文生义地打算弄部《西东合集》出来？

孙 犁《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虽然是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写的是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老先生可没给我们摆布出一幕稍稍像样些的战争场面出来，几乎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不知是想着“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别具深意。说句冒昧的话，我读着竟有股田园诗的意味，几乎会作孽地想：战争真好。文字之洗练纯美自然没说的，可以把今天的新锐比成文盲，但那似乎主要是“散文”的美，而非“说部”的美，何况即使如此，也得因章节而异，因人物身份而异。这部小说总觉得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两种层次，两种境界的语言错杂而出，似乎孙犁先写出初稿，再由某位党代表负责润饰，增添红色口号。反面人物（如田大瞎子、老蒋、俗儿）的对白几乎个个生动，一看就是孙犁的墨宝，正面人物（如芒种、春儿、高庆山）则个个言语无味，上纲上线，八成就是由党代表捉刀。孙犁先生追求“本来的朴素的面貌”，文字讲究传统水墨画的意味，结果却是“留白”太多，反使故事和人物有落空之感。作为文人的孙犁固是中华一绝，作为小说家的孙犁，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史铁生《务虚笔记》（长篇小说）
　　早年读他的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我一边被他大过“文体家”瘾的华彩炫技打动，一边暗暗地想：这家伙不仅表达欲望空前强烈，感觉还尤其千头万绪，我大概可以信赖他留在纸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们乍看之下如何古怪。为了表达上的精确到位，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某个刹那生成的心理意象，他会不惜撕裂文体。也许就在那时，我已经隐隐地在期待他的《务虚笔记》了。真是好样的。我相信，虽然作家“体验生活”并无大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类老掉牙的前辈也都是这么做的，但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更应该体验自己的内心生活，那种深邃、诚实、拒绝装神弄鬼的内心生活。只有内心世界丰富饱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间喜剧”的转述者。史铁生除了有一颗敏感、机智的心灵，洞悉文学世界中最最奥秘的指法外，重要的是他的心智还格外让人信得过。在史铁生的“写作之夜”里，即使“把那怀疑的表情扩充千倍万倍”，他也能轻巧地把它们一一捕获，就像有些帅哥用一声口哨捕获爱情一样。

卢新华《伤痕》（短篇小说）
　　人们提到这篇小说，总会忍不住补充一句：小说手法幼稚。我本来想避开这句话。既然《伤痕》的幼稚人所共知，何必再例行公事地刺上人家一句呢？不过在我重新阅读一遍之后，觉得这句话还是省不得（结尾时刚死了母亲的王晓华偏要和情人苏小林“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让人不明白小说的公理安在）。天下幼稚的小说多的是，不读它、不提它就是了，有必要整天在边上唠叨吗？问题恰恰在于，这篇小说太重要了，你可以不读它，却没法不提它，它简直就像康德哲学，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回头想来，那也是中国小说家的黄金时代，就像穷人的美味不过是一个窝头一瓶白干一样，精神饥荒年代的读者，什么样的读物都能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卢新华是值得敬重的，虽然当年的实情是作家成名比今天的球星还快，独占鳌头的卢新华却毅然搁笔，远赴重洋。当时与卢新华一同成名的个别作家，就像后来买到第一期股票认购证的家伙一样，虽然未见得比卢新华高明多少，大作家的架势可是一直摆到今天的呀。

古 龙《绝代双骄》（长篇小说）
　　据说古龙的作品有七八十部之多，我经眼的不到十部，有许多部"名作"根本看不下去，所以真正读完的仅有三五之数，而且只有《绝代双骄》读了两遍，它很可能是古龙的顶峰之作。江小鱼被古龙称为“天下第一聪明人”，说明古龙深知自己有足够的聪明，但缺乏足够的智慧。虽然有人认为古龙在文体上颇有独创性，但古龙的文化素养较差，所谓独创性就颇为可疑，倒不如说是因为文化有限导致的技穷，才不得不标新立异甚至哗众取宠。古龙的许多“名言”，恐怕只是针对文化素养有限的读者而言，对素养较高的读者来说只是陈词滥调或故作惊人之语。大致说来，古龙有聪明，金庸有智慧，梁羽生智慧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正如梁羽生的文化素养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但古龙的独创性（或说才气）过于梁羽生而不及金庸。因此港台武侠三大家，金庸居首，古龙次之，梁羽生殿后。三甲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短篇小说）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鼻祖级别的作品，作于一九二四年。挑剔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嘴里嚼着冰淇凌就嘲笑唐朝人大热天没什么吃的，我们不也常会对一块普通的汉瓦当充满敬意吗？小说引我好奇的是，作者自称塑造潘先生是为了刻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的卑琐人生"，时隔七十六年再读，却发现潘先生面对战乱时的所思所行，未见得有何“灰色”，“卑琐”更是持论过苛。他能先尽私利而后不忘公义，原已难得。对内，他“挈妇将雏”，如一只张开巨翼的雄鹰，一意呵护家人。对外，又能在一俟安顿好家人后马不停蹄地往家乡赶，继续为孩子办教育。此外，“民生之多艰”的图像尚能不时在“眼前一闪”，兼能写一手颜体好字，放在今天，几乎够得上劳模标准。那年代的小说是极有特色的，不少笔法让人想起同期的无声电影：起说明作用的“字幕”特别多，主题常常也忒醒豁了些，个别地方用词甚古，既让人对老作家的小学功底大为钦佩，又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池 莉《来来往往》（中篇小说）
　　据说十分畅销的池莉近作我没兴趣拜读，从导致她声名鹊起的那些作品来看，我真是奇怪如此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作品居然有大量的读者。这固然说明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小说读者）素质不高，但“吃什么像什么”，如果中国小说家总是喂读者这种劣质代用品，那么读者的素质是永远不会提高的——除非他们不读中国小说而专读外国名著的译作。池莉是乏味的故事家，而并非有趣的小说家，小说在她那里完全成了“原汁原味”的生活实录，这大概就是靠吹捧吃饭的职业评论家没什么可吹，只好为她以及与之类似的一大群作家冠以“新写实”的缘故吧。评论家把“原汁原味”当作莫大的褒语，然而这却是对艺术与生活之不同的抹煞。如果社会生活像粪便一样臭不可闻，难道也该原汁原味地端上来让读者全盘接受？如果非要与粪便打交道不可，那么作家的工作性质显然不同于“原汁原味”地搬运粪便的环卫工人，而应该类似于化验师。

曲 波《林海雪原》（长篇小说）
　　作者提到读过的文学名著，举的例子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此同时却能整章背诵《三国演义》《水浒》和《说岳全传》。这也许就够了，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宝库，如果不那么三心二意，得陇望蜀，即使不知道巴尔扎克是谁，也未必会对创作构成妨碍。《林海雪原》是一部出色的传奇小说，故事生动离奇，人物过目不忘，语言鲜活明快，场景极具动感。小说的结构不是西方古典小说的全局笼罩式，而是中国人擅长的层层推进，讲究峰回路转，移步换景。人物塑造匹似武侠小说，大善大恶，大美大丑，追求鲜明的“亮相”效果。白茹虽只是一个卫生员，作者却把她塑造成美的化身，能歌善舞，集中了一个十八岁女孩可能具有的全部优点。最具特点的是主人公“二○三首长”少剑波，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有情有义，长得“精悍俏爽，健美英俊”，妙龄却只有二十二岁，真让人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论起可读性，《林海雪原》在此类作品中首屈一指，不愧为“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

老 舍《茶馆》（话剧剧本）
　　小说家老舍，其最高成就竟是一部戏剧；幽默家老舍，其最高成就竟是一部悲剧。而喊出“大清朝要完”的人竟会是旗人老舍，则令人感到像一部荒诞剧。然而人民艺术家老舍，却在太平盛世里走入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从而揭示荒诞剧的闹剧本质。舒舍予为了自己的良心，最终“舍弃”了“予”（自己），从而成了时代的良心。王国维因为痛心于"大清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完，所以不得不自沉。老舍却曾经欣喜于“大清朝要完”，因为他认为中国新文化正在诞生——一旦发现了其中的虚幻，他也不得不自沉。一个时代的沉浮，就这样在现实与舞台的双重意义上展开。舞台上的《茶馆》是不朽的，因为它的完美。现实中的茶馆也是不朽的，因为它的顽强。只要中国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除此以外的一切现代化都是伪现代化），中国的茶馆以及茶馆文化就会永远作祟下去，包括“祗谈风月，莫论国事”的茶馆箴言。

芒 克《野事》（长篇小说）
　　诗人未必都能写好小说，但诗人即使写不好小说，一般也不会糟得太离谱。那不像话的地方，往往也就构成了奇特。这是由诗人本身心路历程的奇特性决定的，当作品带有自传痕迹时，一般更是这样（芒克的战友徐晓告诉我们，她总是愿意把《野事》“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作为一部知青题材的作品，《野事》也许更真实，它不加修饰地反映了知青生活糟糕的一面：乱七八糟，整个呈现为被糟蹋的生活状态。主人公毛地和她一窝娘们（白小艺、麦凤、小九、梅青等）、一伙哥们（小秀才、大丑、贼狐狸等）在贫无余物的野地里整天靠胯下那件玩意消磨度日的场景，也许更能说明历史真相。当然，这不像一部成熟作品，人物塑造无可称道，扯得上特色的便是展现了北方农村蛮荒糙砺的现实场景，再加那些“骚”气扑鼻的对白。我对北方农村（具体指河北白洋淀地区）生活不了解，不清楚作者笔下真相的可信度如何。如果完全相信他的叙述，情况八成是这样：白洋淀那些纯朴无文的大妞，只要逢上帅哥挑逗，要么先下手为强先把帅哥“那物”掏出来，要么立刻蹶起白白的大腚……

李龙云《小井胡同》（电视连续剧剧本)
偶尔从电视里看到几个镜头，有人在一边猜测：好像是老舍的作品。我当即回答：老舍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对老舍的贬低，却是对李龙云的敬意。我说的就是《小井胡同》。虽然演员的表演个个都挺棒，但我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将主要成就还给它的作者，李龙云，一位——恕我寡闻——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剧本结构松散，但却是一种有意味的松散，恍若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与我们记忆中的生活节奏丝丝入扣。所有的人物都塑造得真实生动，令人过目不忘。好的长篇作品，应该有一种让人仿佛多了一段生活经历的感觉，《小井胡同》达到了这个效果，它表现的每个人物（都是成色十足的小人物），都首先以其慑人的真实感攫获人心。作者有一双洞若观火的尘世巨眼，一颗充满悲悯的人道心灵，这使他的人物——不论善恶——首先还原为不容置疑的血肉之躯。笔墨入世而超然，我们不再对人物的意义、价值感兴趣，这是因为比人物的意义、价值重要得多的内容，早已率先扑入我们的眼帘，使我们唏嘘之下无暇旁顾。

李佩甫《羊的门》（长篇小说）
如果这是一部蹩脚小说，那么书名与内容的近乎无关就是故作高深。然而这部小说相当出色，因此书名的游离状态就暗示读者，它确实莫测高深。书名取自《圣经·新约》：“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书名很难料到，这部小说写的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一个名叫呼家堡的生产大队，而书中以主自居的“我”竟是呼家堡的党支部书记呼天成。小说以令人折服的写实手法展示了半文盲呼天成如何以传统民间文化的全部狡智建立起一个集体主义的独立王国，在翻云覆雨的政治风云中四十年不倒，甚至还能呼风唤雨。这个独立王国是一个象征，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奇妙的是如此具体的写实与如此抽象的象征居然结合得天衣无缝。作者无意于做出简单化的批判，却使他的批判更为深沉而撼人心魄。读毕不得不掩卷感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必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无处不在地显示其顽强生命力。

李 敖《北京法源寺》（长篇小说）
　　因为一则诺贝尔童话，一向以“快意恩仇”驰名的台湾杂文家李敖先生，突然在小说界奇货可居起来。联系李敖一贯拿大的脾性，我们可以想见他志得意满的神情（他也果然毫不含糊地在第一时间就洋洋自得起来）。不过，待到真读了他的大作，却发现“李恩仇”实在没啥子可骄傲的。在我看来，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摸到。小说家的入门级功夫在于守住一个“藏”字诀，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牢牢地藏在故事、对话、场景的幕后，至于思想是否深刻，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会心阅读。然而李敖并非会家子，他竟然大施“放”字诀，一部小说，罕有人物的个性塑造，全无心理的精细打磨，整个就见他一个人厥词大放，书袋大掉。他不明白，自己赖以自豪的学问，在这里恰恰是碍手的东西。虽然有些大作家也喜欢掉书袋——如雨果就曾在《巴黎圣母院》中插入一篇字数惊人的专题论著，但抽掉其中的“修道院沿革史”，《巴黎圣母院》还在，抽掉李敖小说中的大书袋（不少伪装成对话的面目），小说也就所剩无几了。总体上看，小说结构严谨，节奏混乱，正好说明他具备学者的充分素养，欠缺艺术家的起码素质。

刘 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篇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确切地说是糟糕透顶。各式各样的苦难漩涡般朝他袭来，凑近了看，每个漩涡还都拧成上吊绳似的结子，作势要把我们球状体形的主人公勒死。当然，人类面对苦难的能耐是不可穷尽的，面对屋室逼窄、生活困顿的处境，人们总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策略，更别提我们那位嘴子特"贫"的张大民了。张大民的生活状况，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失普遍性，区别在于，张大民的应对方式是中国版的：中国版的忍耐与憨厚，中国版的机智与无能，再加中国版的油滑与纯良。这样，虽然读者的身份各各不同，其中不少人（比如我）从未有过张大民的倒霉经历，但并不妨碍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这正是作家刘恒的高明之处。说书般的叙述节奏，“溜肥肠儿”通俗的语言，赋予作品坚实的生活基调。关于“黑色幽默”我一直有个想法：那玩意虽然看了消闷解气，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的。在中国，“黑色幽默”所欲传达的荒谬感，本来就是我们见怪不怪的事实，犯不着劳动“黑色幽默”的大驾，作者只要据实写来就已足够。刘恒的写法，我不妨自作多情地视为对拙见的肯定。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篇小说）
　　这部小说甫出笼时，当年龙钟沉闷的文坛大概有种闪了一下腰的感觉。回过头来看（亦即为了写这四五百字我重读此作），就会发现作者风风火火热热辣辣莽莽撞撞的语言，更多地只剩下文物价值。对，她提供了一组全新的人物，就像荷兰球星路德·古利特曾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型，比如“在阳台上只穿着胸罩短裤练习体操”的女大学生。但这位当年也许艳惊校园的女大学生，面对今天那些“上海宝贝”，很可能就落了下风，后者显然会问，“穿着胸罩”干嘛？这表明，小说提供的人物，也是可以一下子被超越的，它们注定只能起到让人眼睛一晃的作用，而我们知道，凡是不朽的文学人物，虽然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某个时代，却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超越的。刘索拉的功绩或局限，似都集中于此。附带提一下，中国作家往往会间歇性地对某些域外小说特别过敏，特别容易产生摹仿欲和认同感，其中就包括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你别无选择》的成功背后，那位美国的稻草人小痞子，无疑构成巨大的审美背景。

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篇小说）
　　有人曾建议，别急着读畅销书，要读也得三年之后。因为三年之后往往发现，那本书已不值得再读了。再说买书也不同于买股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概就属这种情况。小说絮絮叨叨，说了不少饮食男女的窝囊事，看后颇能让人鼻子酸楚。所谓阅读体验也无非一声“可不是吗”。作品带点谴责小说意味，笔锋却并不犀利；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味，人道主义立场（更别提宗教性悲悯）却纤毫未露。更让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这类小说已经成了时髦：嗜痂癖般地挖掘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的小烦恼、小失意、小痛苦，却没能耐从中塑造鲜明的性格，提炼伟大的思想。结果，人民的悲情被弄成一幕幕搞笑剧，看完后的感觉和刚刚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相仿，只是一阵阵疲惫和龌龊而已。作者如果认为他就是要通过内容上的“一地鸡毛”来展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地鸡毛”，那好说，我外甥女病句连篇的作文也可以发表了，因为她就是要通过“病句连篇”来象征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症；我侄女浮夸无比的作文当然更有理由发表了，因为她显然是想通过浮词丽句来揭露社会上的虚假不实之风。

朱苏进《清晰度》（中篇小说）
　　读朱苏进的作品，总有读翻译小说的错觉。我指的不是语言的欧化（他没有这种爱好），而是思维、表达方式上的欧化，亦即更本质的欧化。朱苏进作品的佳处在别的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或者可以说还完全没有，在西方作家里倒比比皆是。感觉敏锐甚至超常，但又处处符合逻辑，人物的言行不论如何古怪，总仿佛具有心理学上的依据。即使我军某边防团团长“掏出鸡巴朝山下撒尿”的孟浪行为，在作者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仿佛不那么干反而不合身份似的。朱苏进小说给我的另一翻译错觉，则与南美作家有关，我指的是信息的密集饱满、文字的精光鎏亮和意象的任意游走。作者的智力优势几乎无处不在，这使他笔下的人物注定不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注定既与众不同又意味深长。他的笔墨有一股旺盛的探险家气质，在摹写凶险神秘的东南亚丛林时，我怀疑他暗中抱有与某位大师级人物斗法的野心。我不知道他的假想敌是谁，就我而言，总会本能地想起二十年前读过的一部哥伦比亚长篇小说：里维拉的《漩涡》。

沈从文《边城》（中篇小说）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先生，诚乃天纵奇才。弱冠出手，即已卓尔不群，稍长作《边城》，更是漪澜万状，莫可方物。手法之纯熟，心智之高迈，气度之雍容，无不令人目动心惊。虽然沈从文性情淡泊，素不以文学英雄的姿态示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文学圣果，却正是在他手上似无意似有意地珠结而成的。《边城》与《红楼梦》相似，均可作不同层次的阅读。湘西温婉矫健的民俗风物（民风淳朴不输《镜花缘》中之“君子国”，爱情炽烈可比西班牙之斗牛士），此第一层次；作者宅心仁厚的人道立场，此第二层次；章节行云流水的内在节奏，此第三层次；作品骨骼肌理中的东方神韵，此可谓第四层次。翠翠、祖父、渡船、傩送二老，“浑厚”的妓女，“茶峒人的歌声”等场景，让人不禁想到毛姆随笔集的一个出色译名：在中国的屏风上。“上善若水”，此言本非对小说而发，及沈从文出，世人方恍然开悟：世象之道，原来与艺术之道暗通。这是一位出神入化的智者型作家，还兼着“性情中人”的美差。话说回来，真正的智者，从来就是“性情中人”，两者严丝合缝，恰似左膀右臂。

余 华《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
　　重视细节的余华，最令人称道的，不是对生活的熟知或洞察，而是作品始终飞翔着想象的翅膀。他对血腥味有一定好感，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文学中领略到了节制和含蓄的真味，本能地拒绝笔墨铺张，这使他笔下的血腥味还没来得及形成暴力倾向，就及时转向审美领域了。他好像不是那种让人物引领笔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总是提早一步知道下一章将如何展开。这么做的好处是，能使作品始终从容不迫，张弛有度，不利之处则是，作品缺乏情境和心理上的紧张感。同样，作品过于迷恋含蓄，固然能轻易得到些廉价赞美，却也会使作品和人物的沉重性大打折扣，即使让许三观以不可能的方式卖血，让福贵（长篇小说《活着》中的男主角）的亲属家人一塌刮子全都死于非命，也不能拗救分毫。余华也许具备大作家的若干素质（近来人们都喜欢这么说，再加上几句弗洛伊德或柏格森的格言，以使它们看上去更加凿凿有据），但只要他依旧沉迷于情幻小说路线——区别于“科幻小说”——我觉得此议不妨暂缓。

陈忠实《白鹿原》（长篇小说）
　　又一部“史诗”来了！那些专事抬轿的帮闲批评家总是热衷于欢呼“史诗”的出现。中国历史特别长，因而“史诗”鉴定者误以为小说的篇幅长一些就是史诗，而且既然中国历史特别长，那么中国也就理所当然宜于盛产史诗。“史诗”必须写几代人，否则就不像史诗。当然必须有乡土气，更少不了妖魔鬼怪、巫婆神汉、半仙高人，以及每一代人的吃喝拉撒乃至吃喝嫖赌，于是就“史”了，然而“诗”何在？抬轿的帮闲认为，“史诗”是有权泥沙俱下的，大师是有权不修边幅的，因此写“史诗”的大师有权写不好一个短篇。大师的自我辩护是：大象干大象的活，老鼠干老鼠的活，既然老鼠不能干大象的活，那么大象当然有权干不好老鼠的活——即便害怕老鼠钻进自己的鼻管，大象依然蔑视老鼠。必须正告大象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史诗时代早已过去，中国当代文学的痼疾是鼠辈猖獗——包括那些鼻子里插葱装象的鼠辈。伪大象与真鼠辈惟一的共同点，就是牙不错——难怪有这么好的胃口。

陈 染《私人生活》（长篇小说）
　　由于目录中煽情的章目（如“床的尖叫”）和一般只有地摊读物才有的提要（如“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此书刚出版时我没读。因为如果打算读咸湿文字，还不如照顾地摊写手的生意。然而陈染是有格调的严肃作家，这种花招一定是为了畅销故意做出来的假装的不正经，那是最没劲的。这次为了评论此书，我不得不把它读完，却惊讶地发现“提要”开的是空头支票，是在故意误导和暗示实际上没有的挑逗性内容。如此狡猾的“假装不正经”，我还是第一回见到。不过我最强烈的观感则是此书语言极不合格，连文从字顺都没做到，像“正是风华正茂”、“实际上她心里比我聪明”、“驻足凝息”、“故做出来的无动于衷的表情”、“头脑明晰”这种句子，亏她敢于写出来，而且还毫不脸红地在附录中自称“我习惯为一个句子、一个字词、甚至于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而奋斗”。甚至坦然被采访者誉为“精致的语言”。

汪曾祺《陈小手》（短篇小说）
　　从早期的《鸡鸭名家》到后期的《受戒》，汪曾祺一系列笔记风格的风俗画杰作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仅就艺术成就而论，决不下于鲁迅和张爱玲。洗练的语言，明丽的色彩，淳朴的民情，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极致，而《陈小手》足以代表他的至高成就。在这篇可算微型小说的极短篇中，汪曾祺的全面艺术才能得到了具体而微同时又淋漓尽致的展示。他的儒家倾向使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含蓄沉痛和谑而不虐的超然独笑。有人用思想家甚至战士的标准来苛求他，但他仅仅是个艺术家——这不是他应该受到指责的理由，做一个称职的本色艺术家决非易事。不是思想斗士并非艺术家的耻辱，生产伪艺术或艺术垃圾才是艺术家的耻辱。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惟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丝毫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而那些称道博尔赫斯的国人，却并不苛求博尔赫斯一定要成为思想家或战士。

佚 名《少女的心》（中篇小说）
　　文革时期把一切手抄本都叫做“黄色手抄本”，严格说来只有这一本才可以称为“黄色”，然而与那些当代名作家的咸湿程度比起来，此书几乎算得上干净，尽管当时的读者一定读得心惊肉跳。我得承认我当时没有读，但并非没机会过手。当时那种伪道德的清教观念深入我的骨髓，因此我大义凛然地拒绝被此书“腐蚀”。但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高”到想告发传递者，因为我知道告发会给传递者带来巨大的灾难，我当时就听说作者已被枪毙——可见当时的传递者多么胆大妄为。现在看来，此书毫无艺术性，没有任何欣赏价值，作者的写作能力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当中国人发明的原本用于增广传播的印刷术反而成了限制传播的垄断工具时，印刷品的价值固然值得怀疑，非印刷品的价值也值得怀疑。认为凡是禁止印刷的作品一定没有价值或一定有价值都是错误的以偏概全。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印刷术被权力垄断的时代，真有价值的作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式出版的权利。

苏 青《结婚十年》（长篇小说）
　　女人更为身心合一，女作家也大抵更文如其人，而苏青显然是更为突出的例子。读完《结婚十年》，我才知道苏青是宁波人，不禁笑得打跌。苏青的小说刮喇松脆，毫不藏藏掖掖。优点是明白痛快，缺点是少有回味。谚云：“宁与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说话。”苏州人和宁波人几乎是阴柔与阳刚的两极。中国文学的主流向来是苏州派（或曰婉约派），男作家也大行妾妇之道。宁波派（或曰豪放派）则极为罕见，女作家更是如此，从李清照到张爱玲，都是苏州派，但现在有了明明白白不讲含蓄的苏青，不禁使人眼睛一亮。苏青没有多少想象力，又用结结实实的大量细节堵塞读者的想象力，但一个时代的真实画面却照相般地立了起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女作家如此真实地描写过一个家庭主妇的身心痛楚。苏青是既不革命也不女权的，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她的妇权主义纲领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仅仅逗点移前一字，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此巧智，那些没文化的当代女作家岂能望其项背？

苏 童《妻妾成群》（中篇小说）
　　许多评弹名家都是讲故事高手，苏州人苏童正是这种缺乏深度的讲故事高手，其作品笼罩着苏州式的阴柔和凄迷气氛。尽管那些枫树街小男孩也会赌气发狠，但这种发狠相当于二流运动员在有意识地服用类固醇，那些小男孩不可能懂得男子汉的坚韧和反抗。一到进入女性世界，苏童就如鱼得水。然而他心目中的女性世界是千古不变的，这弥补了他生命体验之不足。因此缺乏深厚古典学养的他，居然闭门造车地写出那么多伪历史、伪风俗的妾妇小说，在被权力限定了的狭窄文学甬道中窥淫式地想象女人、欺压女人、拯救女人，迎合读者的猎奇之心。对中国读者来说，有这种文学代用品的当代毕竟比什么也没有的那年头好。对外国电影观众来说（苏童是被电影改编最多也最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小说家，此作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这些作品远远不及他们的大师杰作，但毕竟是来自中国的传奇。他们认为中国就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在乎这些传奇是否符合中国人的精神实质。

杨 绛《洗澡》（长篇小说）
　　如果说苏青是典型的宁波人，杨绛就可算是典型的苏州人（尽管她实际上是无锡人，但菜系上合称苏锡帮并非无因）。以籍贯论人衡文当然很危险，因为值得一论的人和文很可能是异数。此书是当代仅见的淑女型小说。章目以《诗经》命名，暧昧的准爱情故事从头至尾毫无进展。这是一部现代人写的古典小说——更准确地说是伪古典，要求的也是一种古典心态的阅读或伪阅读。某音乐家在回答为何没有一个现代作曲家能作古典音乐时说得很妙：古典音乐是古典时代的作曲家作的，现代作曲家生活在现代，因此只能作现代音乐。也就是说，现代人可以听古典音乐，但不能作古典音乐。同理，现代人可以读古典小说，但不宜写古典小说。写这种小说需要的是学者的功力和素养，而不是对真实生活的强烈爱憎。对这种小说的评价，也只能是古典的评价，但古典的点评家早已死了，再要勉强评品就是在从事伪古典批评。所以我只能说，你可以把从《文心雕龙》到《二十四诗品》里的所有好词都堆在它上面，使它更像一个假古董。

沙叶新《寻找男子汉》（话剧剧本）
　　曹禺、老舍之后，中国现代戏剧一蹶不振，除了八个样板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何为戏剧。由于缺乏剧场观摩机会，我不得不成了纸上的戏迷，以读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梅特林克、尤金·奥尼尔等大师的剧本过过干瘾。但偶有机会去剧场，我也不轻易放过，八十年代观摩过几次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演出，至今成为美好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等几出充当“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席勒式宣传剧，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至今恍若隔世。看了《寻找男子汉》，我说不出什么观感，只是想起沙叶新的斋号“善作剧室”，不禁失笑。沙叶新有足够的幽默细胞，但如此作剧而自称善，实在是个幽默得过了头的恶作剧。我相信沙叶新是个好人，作剧充满善意，但与其作剧充满善意而剧本甚恶，何如像斯特林堡那样对世界充满恶意而剧本令人称善？

阿 城《棋王》（中篇小说）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读中国当代小说，就像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一样，我得始终提醒自己“将就着点儿”，别忘了咱们还是初级阶段。这是外国第一流小说读多后的心理反射，本来也怨不得谁。但阿城的《棋王》是个例外。不必说，小说会让人本能地想到茨威格的杰作《象棋的故事》，两相比较一下，原也自然得很。奇怪的是，比来比去之后《棋王》竟然不落下风。最重要的一点是，《棋王》通篇散发出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比如说，博尔赫斯先生虽然对中国文化钟爱有加，也曾尝试挖掘中国题材，但将博氏的作品放在《棋王》边上一比，真伪立现，博尔赫斯充其量只是一位钦慕东方文化的票友。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样，阿城的小说也是“有根的”，正所谓“气贯阴阳”、“汇道禅于一炉”。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品读之后，借用阿城的“肉醉”造词法，不免有些“文醉”。兴尽掩卷，那“呆子”宛在目前：“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

阿 待《猫眼石》（短篇小说）
　　我不敢说阿待是最优秀的网上小说家，因为网上小说我读得极少。但仅就目前所见，我认为阿待远比许多浪得虚名的纸上小说家更为优秀。阿待的文学素质相当全面，而其文学素养甚至称得上古典。女权主义者曾经抗议说，男权主义者赞扬一个女作家，就称之为“不像女作家写的”。我不是男权主义者，但我还是不得不说，阿待的小说确实不像女作家写的。她的文字干净朴素，决无一般网上作者的不节制。有一种对网络作品的偏见是，网上没有篇幅限制，文字容易大量注水。然而与此偏见相反，由于纸上作品一般是有稿费的，而网上作品基本没稿费，因此一个想混稿费的成名作家会生产大量注水的文字垃圾，而一个珍爱自由写作的网上作者却可能以艺术为自己的惟一准绳。读阿待的小说还有一种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喜悦：几乎每一篇都具有令读者难以预料的新特质。你不容易料到她，她力图使每一次写作和阅读都充满期待。

陆文夫《美食家》（中篇小说）
　　中国不少当代小说都遗憾地有一种报纸病，即如果你在第一时间阅读它，会读得津津有味，搁的时间稍长，立刻味道大坏，甚至完全不明白作者在说些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写作本来就与时间、永恒、人性等要素无关，只拼命死守着一位时事记者的忠诚。当然也有例外，如陆文夫先生的《美食家》。我不清楚“美食家”一词是否缘此而来，但自从他向世人奉献出《美食家》之后——如同音乐家陈钢、何占豪向世人奉献出“梁祝”以后——再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朱自冶流连于姑苏街巷寻觅舌间美味的生命历程中（我们记住了陆稿荐的酱肉，马咏斋的野味，采芝斋的虾子鲞鱼……），在孔碧霞如同电影“开幕”般亮出的那桌“百年难遇”的丰盛酒席里，确实流淌着某种永恒。正如艺术家的失恋常常可以升华为美妙的艺术，朱自冶的馋嘴也被我们好饮的作家提炼成东方饮食文化的惊世美艳。在“美食家”朱自冶诞生以后，我们才发现，没有朱自冶的中国文坛，就像盐没搁准的朱鸿兴头汤面，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张 扬《第二次握手》（中篇小说）
　　平心而论，这是文革时期地下手抄本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在小阁楼的天花板下搭建的一幢大厦模型，那就不应对其绝对高度过于奢望。正如我们此后再也没能看到该书作者有更出色的作品，然而我们必须对先行者致以敬意。何况无论如何，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文革时期的最佳小说——尽管传抄时相当薄，文革后正式出版前，作者才把这个中篇扩充成了长篇。《少女的心》仅仅写了性，此书则重彩浓墨地写到了爱情——尽管其第一第二次的“亲密接触”，都不过是区区“握手”。但这“握手”中昭然若揭的隐喻义，令当时读者热血沸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我不知道，从“第二次握手”到“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文学（包括作者和读者的素质）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值得玩味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居然会被印刷。

张远山《通天塔》（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好在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们没必要非得等到国内出版社长了见识之后才能读到这样的佳作。作品奇异非凡，据说“应该组成一个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语言学博士……参加的专家小组，共同会诊三年”，方有望“解开《通天塔》的结构之谜”，那我就不必强作解人了。小说充满寓言色彩，整部作品是一大寓言，内中各类寓言又大小相套、环环相扣，此起彼落，方降方升，而所有这些寓言又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指涉的是人类命运。作品一面布满玄机，让人步步生疑，一面又每句话都惊人地流畅明白，表达上没有丝毫故弄玄虚之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在最基本的故事层面，作品也是娓娓可读，朗朗可诵的，显示出作者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叙事才能。我相信，读者即使弄不清《通天塔》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也会被作者骇人听闻的想象力撩拨得目瞪口呆。——作者的最大自负也许是在哲学领域，就这部作品而论，他更该为自己的想象力自豪。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篇小说）
　　在张贤亮之前，虽然中国在色情文学领域也有过符合泱泱大国身份的贡献，但所有的色情笔墨基本上都不出找乐子的范畴，像玛格丽特·杜拉所说，属于那种“让人快活的东西”。张贤亮也许是第一位在小说中让男人疲塌的生殖器承担起文化沉重的中国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诞生也由此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不妨认为，随着这部小说的出现，中国文学也和小说末尾被黄香久紧紧夹住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样，完成了一次有意味的勃起——不过，让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了，又多读了该作家几部作品后，我们发现他当年曾经起到社会控诉作用的“性描写”，有可能属于误打误撞、瞎猫逮死耗子，作家的真实立场较之明清之际的颓废文人，并无质的提升，也许依旧停留在“沉迷”的原始水准上，他后来的作品始终没能在主题上有所拓展、超越，只是在同样的精神层次上周而复始，机械复制，一泄如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东瀛曾被供奉在成人书店的架子上，看来并非人家不识货。

张承志《黑骏马》（中篇小说）
　　对于张承志这类充满道德自负、洋溢宗教迷狂的作家来说，作品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姿态。他扬头昂脖，对世界、世人一脸鄙夷之时，作品质量往往急剧下滑，只有自弹自唱自吆喝的份，或过鸦片瘾般地胡说什么与“特殊读者”的怪诞缘份。他苦修的体内突然遭到大真大爱的劫持，惊讶的同时谦卑之心大炽，便也可能迅即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写出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毕竟，张承志的天赋是像“硬道理”那样明摆着的——《黑骏马》无疑是他早年“谦卑之心大炽”时的产物，小说让人明显感到出自一位“大地孝子”的手笔，他那惯常显得偏颇、激愤的同情心，在这里因了对草原奶奶和草原姑娘的厚爱，突然变得格外痴迷深情。当以道德自虐的张承志暂时不再以道德虐人时，他高亢的人格特征，对“回民的黄土高原”的独特感悟，以及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立时聚焦并升华出一种罕见的品质。在忘我状态下写出《黑骏马》的张承志是不可多得的，“钢嘎·哈拉”步点内的阳刚之气，可以一洗汉语文学圈内的阴柔之气，颓废之习。

张恨水《啼笑因缘》（长篇小说）
　　张恨水是影响最大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不是鲁迅的小说，而是张恨水的小说——他曾经同时为七家报刊撰写连载小说。张恨水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啼笑因缘》，作品的模式和精神完全是《儿女英雄传》之类旧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老套。但是既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没有真正改变，那么以读报刊连载小说为惟一的文学生活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包括鲁迅的母亲在内的女性读者）就永远会为这种老套涕泗横流。因此《啼笑因缘》可以被改编成评书，像旧式才子佳人故事那样一档一档说下去，而《阿Q正传》却永远只是少数"精英"的读物。谁能想象鲁迅小说能够在书场里供闲人们消遣呢？读者多寡，往往与作品价值成反比。现在当然没人再读张恨水了，新的“精英”依然读鲁迅，所以鲁迅的读者最终必然超过张恨水，然而张恨水后继者琼瑶女士的读者甚至比张恨水的读者更多。被战斗檄文唤醒的人数，总是少于被精神鸦片催眠的人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篇小说）
　　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

郁达夫《沉沦》（中篇小说）
　　小说作于一九二一年，大概相当于新文学的侏罗纪吧？据说当年也曾有过“洛阳纸贵”的荣耀，原因不难想见，一是白话小说当时还很稀罕，读者的眼光缺少训练，一是所谓“达夫式的露骨和直率”，再就是作品里那点颇能让时人莫测高深的性心理描写，比如日本女人“那一双雪样的乳峰！”当然还有别的，懒得总结了，因为小说实在幼稚了些，我甚至怀疑作家连第一人称的招法都没学会，一边“我”“我”不休，一边却尽是第三人称的角度。结构缺乏经营，想象的翅膀纹丝不动，无非一个神经质青年在喋喋自述罢了。这表明，若我们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考察，“影响力”便是桩靠不住的事。想来真是奇怪，若与郁达夫比拼古典文学写作，我敢说，集当前中华文士的所有才华，也是个大败亏输之局（魏明伦上场，只一合，便被挑落马下）。若仅仅比试现代汉语写作，一位稍有资质的中学生，都会忍不住替他修改冗词赘句。如果“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可以视为当年的时髦，那么在“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中，“在那里”三字，实在像汉字长了鸡眼，不拔不快。

庄周
　　
　　山野水沼之人，实话实说。前曾品题文雄八十，空费旦夕之功，枉抛无端心力，倦极怠极，本以为自此将视天下文士为隔世，再也懒提话头。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间受一蝴蝶诱引，不知不觉，竟又重操秃笔，再续前缘。适足证野叟之言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惟余一事，还请看官牢记：天下衮衮文雄，不佞有缘识荆者，百里不过二三，万中难凑一打。故下文（含上回）所论，悉自尔曹锦绣文章中求来。若有唐突，权当隔墙放箭，误伤足下；偶见揄扬，亦如临窗泼酒，错醉同行。呜呼，大梦谁先觉，文坛我不知。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

　　三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

　　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

　　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隐私》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隐私》只是相对的隐私，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隐私”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隐私、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隐私、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

　　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

　　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

　　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

　　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绩的名字是许多读者陌生的，但他却写了一部必可传世的杰作。李先生大半生栖居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中。此书对犹太人哈同在上海滩从落魄到发迹的一生做了生动有趣、令人喷饭的实录，极富史料和艺术价值，比如王国维与爱俪园的一段不可忽视的因缘就鲜为人知。柯灵先生誉为关于爱俪园的“第一种可靠的信史”。此书手稿为柯灵先生珍藏三十年，劫后余生，侥幸未曾湮灭。柯灵先生说：“《梦影录》所表现的才华学养，是无可怀疑的。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而有真才实学的却没世而名不彰，这真是艺术世界最大的悲剧！”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重读大师》）

　　由于顾准的息县日记，有人持论过苛地认为有两个顾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隶的耻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发生了动摇。当此之际，活着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出，雄辩地证明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日记也是有必要造伪的。素喜责备贤者的俗儒孟轲主张知人论世。当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论人。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强迫英雄跪下，最后就会失去英雄，只剩下跪着的奴隶。西哲云：仆人眼中无英雄。信然！

　　李碧华《长短句》（《新民晚报》）

　　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

　　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

　　伊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

　　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

　　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邀战，说理透彻，斗志昂扬，文章骨血交融，议论切中时弊，读来能令人毛孔时舒时紧，情绪忽快忽闷。当代中国牛虻众多，“刘牛虻”是我最激赏的一只。他和有些牛虻（如伊沙）的区别是：“伊牛虻”让别人出血是为了替自己进补，“刘牛虻”给社会放血是为了帮人民去毒，目的不同，疗效自然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惟愿“刘牛虻”能保重身子骨，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哉！

　　刘漫流《失败是蓝色的》（《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在电脑前一坐，就会有一挂时空飞毯自动来到他脚下，助他远离嚣尘。“文坛”对于他就像完全不存在，因而诸如“文坛外高手”的评价，对他也全无意义。与他深爱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他的写作也是追忆性的、“穴鸟”型的。他陶醉于在幽室里与众多域外高手过招斗法，传递机锋，比拚内力，黑暗中那无人知晓的粲然一笑，成了他自视最高的荣耀。他是在一种古典心情下写作的，读他的文章，因而也需要在体内召唤出该种心情。然而召唤谈何容易，所以刘漫流的寂寞，几乎无可改变。虽然这对于他未必是坏事，对我们时代又未必不是坏事。

　　刘墉《我不是教你诈》

　　这种类型的书，非老滑头莫办；而如果作者真是老滑头的话，又是肯定写不好的。能否斗胆将此命名为“刘墉悖论”？说不清刘墉的文章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反正他竟然从“悖论”中脱颖而出了。为了使青少年“被卖”后不至于“还在帮人数钞票”，他以全能教师爷的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说起来这也正是从事这一行工作的家伙（如美国卡耐基）的绝活，都有能耐大量批发人生格言。我有把握的只有两点：一、大哲学家绝对不敢从事这种买卖；二、人类天生长于制造格言，短于听从它。格言批发商若当真“世事洞明”，其居心就有点叵测了。

　　伍立扬《文言、白话宜相安》（《文汇报》）

　　伍立扬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贵族倾向，他写作不为别的，似乎就为了证明自己秉承着一股高贵的“文言”血统。看不出他有多大见解，除了感觉到他是一位辛勤的读书郎外，也看不出他的别种真性情。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贵族身份是多么了不起，看来构成他写作的全部冲动。该文字贵族身份，在语言破落户眼里虽然非同小可，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出拙穷之相。他热爱文言，却没能耐像陈四益先生那样写出活生生的文言，使的只是死文字。“文言、白话宜相安”，诚然，但请先从自已“安”起——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作家文盲化的时代，多几位伍立扬实在不是坏事。他爱显摆就由他去罢。

　　阿城《威尼斯日记》

　　论风流蕴藉，顾盼生姿，阿城的文字堪称倾国倾城，最能见出文明古国的薰染之功，调教之力。这部韵味款款的闲笔之作，既有着《教坊记》《扬州画舫录》提供的“文化背景音乐”，又不时传来美国NBA总决赛制造出的现代声响，仿佛“布鲁斯”杂糅了“迪斯科”，贡多拉挨上了乌蓬船。由于心态无比自由，文章的作态也相应挥洒无羁，随机生发，著树成春，不入流而能水流无际，不讲究而能究尽中西。唉，文人最是这阿城好，令笔墨处处荡开。

　　张洁《醉也难不醉也难》（《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

　　张洁的文字，有着十足的女人味，既不小，也不大。是那种不知道如何称呼但想着又觉亲切的女人，不管叫她“阿姨”、“大嫂”还是“女士”（更别提“大娘”“大婶”了），都觉得不像。中国语言里好像真缺少那个词，方便我们见面时称呼。张洁的文章让人感觉她什么都明白一点，什么又都明白得不多。这欠明白的地方，便被她凑成了魅力，或者也就是她独特的“明白”。结尾她说：“这辈子怕是一次也醉不倒了。但我为什么又干了那许多像是喝醉酒的傻事呢？”——正是这类老于文字者的教科书式结尾。

　　张继高《精致难》（《张继高散文》）

　　以“三不”原则（不出书，不教书，不上电视）驰名的台湾文化奇人张继高，曾被好事者轰传为“台湾第一才子”，其中自不乏文以人传的缘故。细玩之下，发现这位本该写出放荡奇文的怪客，命笔行文竟格外中规中矩。所以张继高的成就，八成在于见识而非文章，在于能说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缺少精致——包括能够生产精致和享受精致的人”这样的妙论，而不在于身体力行地写出精致之文。横向比较一下，诸如“还没读过一本专门研究见识的专书”之类病句，余光中或董桥先生是宁死不为的。

　　张默生《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此书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大部分传主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活生生的民间人物，如疯九、苗老爷、鸟王张、义仆等，另有义丐武训、怪杰吴秋辉等。虽然武训在“大批判”之后已尽人皆知，但当作者于三十年代撰著时却知者不多。即有知者，也必认为这些三教九流不配“宣付国史馆”。此书大旨，意为常人亦有懿德异行，芸芸众生不亚于大人先生。足见绝无腐儒偏见，颇具现代眼光。作者学养弘富豪阔，文笔摇曳多姿，读至痛快处，每欲浮一大白。我每当倦闻大人先生之高论，即读此书以舒愤懑，已不下三四过矣。

　　肖开愚《论疾病》（《散文与人》第五集)

　　一望可知的诗人手笔，即使文前加一“论”字，即使“作为医生”“曾经在医院里工作多年”，仍不减分毫。现在诗人太多了，作品太难以鉴定了，所以我只能偷懒，先试着看看他的散文如何，再做计较。能写一手好诗的，决无写不好散文之理。真诗人一旦写起散文来，其底线一般也会在专职散文家之上。肖开愚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结构挥洒不拘，见识出人意想，思维左右驰骤，语言处处讲究。肖先生真该多写一点，写得再野一点。

　　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仙逝未久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精研古典造园艺术，专业造诣为世公认。中国古典文化是整体性的，陈先生长期浸淫其间，一法通万法通，由造园而及于书、画、诗、曲，好之继以乐之，陶然而忘倦。米癫拜石为兄，人笑为痴；而老来痛失爱子的陈先生，则终生视石如子，自号“阿Q同乡”。晚岁情溢于衷，发为文墨，无不斐然成章，清朗可诵。先生之绝艺可传，而先生之痴心不可传矣。痛哉！

　　陈四益《绘图新百喻》(湖南文艺版)

　　陈四益先生的文字，应该属于国宝级，在我眼里是和大熊猫不相上下的。当然仅指他的“文言”，不包括其白话小品和近来越写越油的打油诗。这表明，“搭卖”之道是行不通的，陈四益“别才”惊天，这既成全了他，也限制了他，使他不具备两栖发展的条件。为什么非得两栖发展呢？套用马克思的妙语：我们羡慕狐狸的诡谲多智，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刺猬的“只此一招”呢？——好久没能读到陈先生《绘图新百喻》一类的文字了，颇觉情绪怏怏。

　　余世存《说王——王小波的忧郁》（《重建生活》）

　　应该留意这位曾经有过不小地位而今一无所有的小伙子，他的见解未必总能启人心智，却是从大处着眼的。相比所有他阐述过的思想、观点，隐匿在这些思想、观点身后的人格化形象，无疑更值得刮目相看。某种与他的年龄似乎不相谐调的宏大关怀，总能时不时地把你打动，使你惊悸。他是否能成“大器”当然言之尚早，但有一点可以预判：他即使什么也不是，也不会沦为“小器”。移用他评王小波的话，他的声音或许暂时“不庄重也不雅训”，但却足够“沉重”。

　　吴亮《批评即选择》（《文学的选择》）

　　海派批评家吴亮初出道时，还是颇可观瞻的。除了华彩的文句，佻荡的见解，还有那最能逗人心跳的“独立批评家”风采。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评论不曾受人邀请，与请柬、机票、景点、纪念品等被别的评论家视为必备的要素无关。但许是受了定居地上海的强力牵引，再加又对“文学与消费”作了一番考察，他开始重新“选择”批评方向，从此远离文人书斋，转向热闹的画廊、咖啡馆。十年一觉，文字竟面目全非。当他将那些粗看煞有介事、细玩一派胡言的“吴侬格言”精细打造成所谓“老吴论语”时，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吴生老矣，语无伦次。所以情急之下，只能从事与妻子唱双簧，对时尚瞎点评之类粗陋活计了。

　　何其芳《画梦录》

　　重读此书，失望之余，大感欣慰。竟有人说，《野草》之后有《画梦录》，比拟不伦，莫此为甚。矫情恶俗的新文艺腔，或许以此书首开先河，至少是影响最著者。这种娇滴滴的伪浪漫主义，羞答答的小资情调，散文中的鸳鸯蝴蝶派，令人感叹现代汉语写作确实已大大地进步了。甚至当代如恒河沙数的晚报体业余写家，也足以傲视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散文巨子。今之写作者固然不应忘记先辈的筚路蓝缕之功，但也不必因其偶著先鞭而夸大其实际成就。

　　林清玄《温一壶月光下酒》（《林清玄散文》）

　　此文与董桥名文《中年是下午茶》题目何其相似!董桥和林清玄是港台两地“情调散文”的代表。港台两地都把男人女人叫做男生女生，所以许多港台名家的散文都有极重的学生腔。而其末流，则充斥着为洒脱而洒脱的假洒脱，为抒情而抒情的伪抒情。没有阳刚的黄钟大吕，只有阴柔的隔江后庭。唐代禅学的牙慧、宋元词曲的婉约、明季小品的帮闲，再加一点清末的鸳蝴派，你以为是新的，其实仅仅在现代汉语中有点新，底里却是文言滥调。这就是深受鸳蝴派影响又超乎鸳蝴派之上的张爱玲，在港台竟被顶礼为文坛“妈祖”奶奶的缘故。

　　南帆《虚构躯体》（《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评论家南帆妙手偶得，妖刀一闪，竟然如此匪夷所思，好看煞人，直欲令本色当行之散文诸家汗颜。虽然引文甚多，不似散文本色，颇有学者掉书袋之嫌，然而细思之，也不奇怪，既对身体作运斤如风之裁剪，自当裁剪先贤文本。散文本无体，形散神不散，何如神散形不散？腹笥弘富，獭祭非病，要之宜巧施连缀，妙引无缝。倘若入而能出，以独造之匠心驱遣天下万物入造化大炉，则无往不可。虽大师奇文，何妨被我削铁如泥？

　　徐晓《无题往事》（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

　　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此文回忆了她与一代奇人赵一凡的交往。多亏了这篇文章，我们才得知，最早数期《今天》诗刊的全部作品皆由赵一凡一人提供抄本，因为当时连作者本人都不敢保存。《光明日报》打算公开发表遇罗克《出身论》时，也遍觅不得，只有赵一凡能提供抄本。此文文笔素朴，深情内蕴，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文献。赵一凡以虽残之身、不残之心保存了历史，而徐晓作为赵一凡全部收藏的指定继承人，不负所托地保存了这段保存历史的历史。不能保存历史真相的“历史”，只是谎言。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1月第1版）

　　《今天》之前那些“昨天”的现代诗人，绝大部分都不宜写诗，而更宜写散文。以恶诗《草木篇》罹祸的流沙河先生也是如此。他的《锯齿啮痕录》，是我读过的回忆右派经历的最惨痛、最感人的文字，作者是极少数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惟其如此，此书至今少有激赏者。如果没有这种大彻大悟，流沙河就不会悟入《庄子》，更不会写出《〈庄子〉现代版》。不过依我看，《〈庄子〉现代版》还是不写为妥，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由我捉刀无疑更为相宜。

　　莫小米《缔结平衡》（《新民晚报》）

　　莫小米的小品篇幅虽短，却有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大气，故不宜归入“小女人散文”。其幽默、机智固为女作家罕有，而能时刻保持篇幅和煽情的双重节制更属难能。但这种对通俗报刊规定篇幅的驾驭能力又实在是女性所长，达到了大家闺秀那种既不越礼又仪态万方的水乳交融。所以或许可以称为“淑女散文”。我从报刊中零散见过几十篇，很惊讶地发现她的产品质量极其稳定，配方也极少变化，你不会失望，但也较少惊喜。其质量三包，如同麦当劳汉堡。淑女而吃汉堡包，虽似滑稽不伦，其实正是时代潮流。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

　　本土学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序，一写写了八万字。旅美学者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序，一写写了十多万字，附庸蔚为大国，只好独立成书为《胡适杂忆》。显然两“刚”皆不知何为“刚刚好”。似乎才华过人，篇幅也非过不可。所谓“君子不器”，凡大才必不受世俗器局之拘束。故儒门东家之丘，也不得不浩叹“必也狂狷乎”?然而顾颉刚固然才华过人，文笔却枝蔓芜杂，清汤寡水。笔者不想在专“齐散人”的本文中为顾先生单列条目，若还有机会专“齐学人”，或可考虑。而唐德刚却一失手成千古事，无意间煲出一锅美（国）味的唐老鸭汤来。

　　秦牧《细节》（《艺海拾贝》）

　　对于今天整个中青年一代人来说，秦牧先生是值得感谢的。在那个文学洪荒时代，学子饥渴难耐，秦牧先生说古道今的散文（准确地说应该是“读书随笔”），给青年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学滋养。本人就尝蒙深恩，理当没齿不忘。秦牧先生的高大形象，当年是颇可比附今之钱锺书的，何况当时几乎没有哪位青年听说过钱锺书，所以只能“不贤识小”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秦牧的文章实在简单了些。因为立意仅在普及常识，故硬伤虽寥，滥调却不少。当今有众多优秀读物可选择的青年，自不必再视《艺海拾贝》为十全大补膏了。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第3第4期）

　　香港新生代作家黄灿然，最初是诗人，其后成为世界级大诗人的中译者，创作实践和广泛了解非汉语同行的双重功底，终于使他写出了这篇视野空前宏大、内涵无限延伸的划时代文献。也许有人会把此文归入理论或学术，但真正入乎其内的通人，必能出乎其外，正如中外所有的大师，他们的理论与学术巨著，都是绝妙的大散文。写出此文，作者就已跻身不朽。每一个有抱负的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拜读这篇雄文。甚至置之座右，每当著作现世之后，自我膨胀之时，不妨用此文提供的世界级度量衡，正确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斤两。

　　章克标《文坛登龙术》

　　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区别是，马氏对自己的妖邪之说抱有求道的真诚，章克标先生则仅从“伎俩”的角度探讨，故“马基雅维里”之后可缀以“主义”，“文坛登龙”却只一“术”而已。章先生命笔时心中显有大块噫气，虽妙语频发，卓见纷至，还原幕后，仍一“厚黑”嘴脸无异，常常左手方自扇己腮，右手急自抚己臀。——老先生不久前忽发少年狂，以百岁衰颓之躯，发嘤嘤求侣之声，致使天下为之微耸。识者可否断为“文坛登龙术”之又一变招？

　　谢泳《不近人情》（《谢泳居》网站）

　　造化没有赐给他更多的文学才能，看来是为了预防他心思太野，一不小心弄起了文学，反耽误了正事。这正事在于，充当中国当代文学的走方郎中，专司为文坛配方抓药，为文人正骨去痰。他出手快捷，反应神速，擅长在第一时间对无行文人、越轨文事作出判断。绰有余裕的现代文学知识，一方面固然使他的文章有公式化之嫌，另一方面却也使他的每一次判断都能找到坚实的立足点。谢泳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文人之镜，我是很愿意在这面镜子前照一下的，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

　　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与乃师谭其骧之殷殷师生情，在此浇漓之世犹如空谷足音。其名文《悠悠长水》令人想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千古绝唱，但我独喜此文。先生抉发冯道因深悯民生疾苦而不惜自污之隐衷，虽未必切合实情，然而言之成理，横扫陈见。比之腐儒立异以为高的深文周纳，麻木不仁的大义凛然状，尤其自见性情，大具慈悲之心。我是喜欢乱世的，乱世的坏处当然很多，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大一统。乱世有自由而易死，大一统无自由而易活。至人曰：不自由，毋宁死。

　　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

　　可遇而不可求的一部奇书，但把它视为《颜氏家训》《曾国藩教子书》一类读物，则又难免盲人抓药之嫌。我的建议是：完全不考虑其中也许潜藏有的教育意义，只以奇书视之。傅雷之教，除却风雅绝伦，还时时杂有惊雷，非耳聪目敏如傅公子聪者，难免失聪。何况，傅聪惊闻之下是否已有失聪，旁人原也难猜。我感兴趣的，是奇人傅雷，而非“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后者属晚报类话题，与傅雷本无干系。

　　新凤霞《发愁与胆小》（《太阳下的风景》）

　　作为专业评剧艺人，她很著名，可惜我没眼福。作为业余散文家，她没写过名著，但我却眼福不浅。她文化不高，但有可贵的良知。比如关于发愁，她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应该锻炼自己的头脑勤于思考；人身上的各个部位经常使用都有好处，但头脑是统帅，要首先锻炼。”然而有头脑就要发愁，但她不反悔。再如关于胆小，第一次坐飞机，刚刚上天她就吓得大嚷：“停一下！我要下去。”乘客大笑，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从一九五七年起，她的胆子就吓破了。我忍不住大笑，如果没有胆子，她还敢这么写吗？可见她不仅有脑子，而且有胆子。

　　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寻墓者说》）

　　因为地缘政治和文化运命上的关系，一说起苏联作家，总会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泪囊，使他们唏嘘感叹，情动难已，同病之怜，敌忾之气，遂杂沓而出。当然，还得看由谁来“说起”，如果由王蒙先生起头，由于谁也不清楚他在其中羼入了多少恩怨莫名的题外因素，圈内圈外，常常竟不知何种读法系正解。如果由苏俄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来“说起”，由于作者笔如止水，心动而幡不动，往往立时便生出一派纯正之气，依稀能闻见狄康卡的老橡树味，能瞥见贝利亚闪烁的镜片——何况，作者的文笔亦极高明，正可见俄－苏文学的浸淫之功。惟对索尔仁尼琴痛诋不休，令我不快。

　　筱敏《消失》（《新时代的忍耐》）

　　对往事的痴迷，对高飞于往事之上的抽象物“时间”的好奇，加上高敏度的感性、女性味的智性和基本上够用的语言才华，构成了筱敏的突出特质。她的写作与切身经历关系不大，她不是那种靠旅游行踪、意外变故、社交风云提供写作灵感的作家，她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清夜扪心时的所思所想。和普鲁斯特一样，她似乎哪儿也不去整天躺在床上也能写出漂亮文章。她的思维与梦境有着明显的瓜葛，我们永远不知道文章的下一自然段将如何开始。现在评论她的成就也许为时尚早，但仅仅展望一下，对我也是一件快事。

　　廖亦武《算命先生孔庆天》（《八面来风》2000年第3期）

　　诗人廖亦武（老威）重出江湖，编了两本好书。我幸运地买到了《沉沦的圣殿》，但至今没有觅得《漂泊》。在杂志上看到此篇，我疑心就选自后者。廖亦武编的两本书，都立足于江湖，这是极为可贵的。他帮助读者看到了被庙堂的喧哗遮蔽了的无声的中国，听到了无声背后的呻吟与饮泣。而在这位信口开河为人测算流年的孔子七十四代孙孔庆天身上，我看到了孔子的思想被庙堂加工成僵尸之后，他的精神依然流落江湖，并终于和江湖浊流合污，这再次证明儒学及其余毒，至今依然是中国脱胎换骨的最大障碍。

　　魏明伦《自序》（《巴山鬼话》）

　　魏明伦以鬼才自居，靠鬼话蒙世，本人虽素不信邪，但为面子起见，折扣来折扣去，到头来恐怕也只得尊称他一声“魏半仙”。“魏半仙”戏剧方面薄有才华，大具盛名，虽出身草台班子，青云之志竟迟迟不坠。为使文名长盛不衰，仗着多年奔走码头的经验，遂决意走江湖异人路线，不惜“委身于鬼”，放胆一搏。一部《巴山鬼话》，每个字都当当作响，数说着主人的“天赋鬼秉”，不同凡响。然才具之丰不抵学养之乏，整天忙做相如赋，却直教司马青衫湿不休——我们都知道，“巴山蜀水”的无限风光，可不是由酸气刺鼻的“浦江秋雨”成全的。

庄周

　　世纪临近结束，文苑好事者颇有年终盘点之癖，诸如给大师排座次、为小丑点白鼻之类，赏善罚恶，层出不穷，宛如最后审判。笔者自从辞去漆园之职，也颇为好事。然而众所周知，笔者宗师老聃，与儒门宗风不同，依吾师教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论诸家散文，不作盖棺之论，仅出游戏之笔。当世巨子，必有遗珠；跳梁小丑，偶或齿及。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笔划为序。本拟凑满百数，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顾数之圆满，权当不齐之齐。呜呼！千载之后，无非枯骨，何必作蜗角蛮触之争？

　　巴金《随想录》

　　巴金被人们当成了道德偶像，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国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圣化情结”，因为无神论的民族需要用圣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却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信仰圣人的中国人通过把有德者圣化，也杀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圣人才有，那么远离神圣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堕落。巴金是可敬的，因为他是忏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须忏悔，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

　　丰子恺《作客者言》（《缘缘堂随笔》）

　　至情至性、儒雅谦和的子恺居士，不承想也有这般头角峥嵘、字字藏刀的笔墨，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俗世礼节，渲染成惊险小说般的恐怖。视角诡谲，笔法多变，叙述流畅无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语言风趣至极而竟能险象环生。这里分明蕴含着某种一言难尽的高明：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挑破机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独一无二的，文自然也难逢其俦，遂成空谷绝响。

　　王了一《关于胡子的问题》（《龙虫并雕斋琐语》）

　　《代序》中说：“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经著作《古代汉语》的王力颇为多产，而写胡说散文《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王了一并不多产。学问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以产量较低之故，所以没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影响大，但质量并不低。何况真有与沈从文讨论古人胡子的“胡说”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

　　王蒙《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读书》1990年第1期）

　　王蒙聪明过人，素以机智闻。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多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字绝缘，但也正因为与纯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我们反而有幸读到了堪称典范的议论文：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

　　王朔《我看金庸》（《无知者无畏》）

　　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后游学西方，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思维是人的本质，追求智慧是思维的乐趣，参差多态是人生的主要幸福。于是他归国后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杰出批判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有趣。在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无畏的胆识，批判了刻意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国人的精神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

　　韦君宜《编辑的忏悔》（《思痛录》第十四章）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伪文学的组织炮制者、经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录》，作为共和国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足资今人和后人引以为戒。在《编辑的忏悔》中，韦君宜承认，作为编辑，她长期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编造和出版谎言。

　　北岛《朗诵记》（“新语丝”网站）

　　北岛首先是一个比世人觉醒得更早的杰出诗人，小说《波动》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全面艺术才能。而《朗诵记》记述他浪迹异国的游吟生涯，则表现出他决不狂热的可贵自嘲。民族诗人与异国文化的异质和冲突、各国诗人的反叛立场与全球化商业社会之间的互相对抗和紧张，在这篇绝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史铁生《我与地坛》

　　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至少，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语言素养很高，有一种特殊的“笔墨博学”，这使他的展开方式永远显得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感构造，既纯粹又老练，既世故又无邪，既锐利又开通。

　　龙应台《小城思索》（《〈书屋〉佳作精选》）

　　台湾龙应台女士，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文风轻快也常常不自觉地流于轻率，议论风生而时时失控到风泼。虽得一时大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气。故聊备一格。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重读大师》）

　　学者刘小枫的散文成就远远高于许多职业散文家。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新时期以来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记恋冬妮娅》表明，宗教源于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非来自外在的压力和灌输。

　　李敖《由一丝不挂说起》（《独白下的传统》）

　　饱学之士大多拘谨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李敖博学直追锺书，狂癫不让梦露，真言与呓语齐唾，风雅与风泼共舞，若仅以此标准相衡，自视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并不唐突，何况锺书不屑与他论列，梦露的两只“大奶奶”又摇向别处去了。谈论李敖的难处在于，他在当代中国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辉《沧桑看云》（《收获》杂志）

　　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者。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圣徒或受难者。控诉前朝是中国传统的又一个文化病灶，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但年轻人却不得不顺势而下继续品尝新的精神创伤。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但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因此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书》）

　　朱大可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说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气，那么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说，痞子气的王朔自己并非痞子，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并非流氓。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决非才子。但正如鲁迅所说，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着书商讨伐余秋雨。

　　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美学文选》第一卷《谈美》）

　　作为美学家，朱光潜不满足于关在书斋中研究理论，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审美眼光推广到大众之中。他的《谈美》和《谈美书简》，对于把中国人从泛政治化的畸型视界中解放出来嘉惠实多，而尤以《谈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于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句旅游广告语“慢慢走，欣赏啊”，成了唤醒中国人古老艺术心灵的一时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遥读〈红楼〉》）

　　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虽然，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视如缺陷固可，视如特长亦无不可，前人不云“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所谓《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实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评者一人，而明暗之间，倏忽万变，正可引来芸芸看客驻足齐观。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

　　历史学家朱学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天赋，还与他注重学术活动的“地气”有关。这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分明暗含了极具思想价值的学术发现，但还原文章本身，却与作者念兹在兹、无日或已的人文关怀有关，它是属于田野乡村的，是可以用丰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郁痴迷的情感不仅不会妨碍思考，反而会使思考得到附丽，并由此走向独特、强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学语文教材》）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的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乍别妻儿，方沿荷塘，满心满眼却尽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嫒女，荡舟心许”，恶俗之气，弥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散文精编》）

　　写小说的老舍和写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前者可以做后者的教师，后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学生。差距就那么大。这和创作态度有关，也和个人的才华构造有关。这篇《我的母亲》，因叙述对象过于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对付，遂稍可读，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开伟先生》（《〈书屋〉佳作精选》）

　　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

　　陈村《意淫的哀伤》（《〈书屋〉佳作精选》）

　　知青作家陈村在小说能源枯竭之后，成为嬉皮的小品文高产作家，写作沦入流水线作业。然而在这篇实属罕见的优秀散文中，他在固有的机智和俏皮之外，融入了一种深沉的人性哀痛。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两个极端的艺术典型中，他深刻洞见了性与爱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

　　陈丹燕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移花接木，结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产生了阅读期待。风花雪月本属华夏文化之精华，它可以存在于任何中国内地城市，却独独不会出现在上海，现在居然被发掘出来了，上海的附庸风雅者当然要争相阅读。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代表，急于追慕西化的内地人当然把上海的伪巴黎风情看作风花雪月，于是内地的附庸风雅者也争相阅读。把这本书称为《上海的附庸风雅》显然更恰当，但那样一来，就没什么人会读此书了。没有误读，就不会有畅销书。

　　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湘行散记》）

　　沈从文的散文，像他的小说一样浸透了湘西的风情。沈从文是湘西之子，更是大地之子。正如湘西离不开沅水、澧水，沈从文的散文也像他的小说那样，氤氲着湿润的水气。这篇散文，正是最典型的沈记散文，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间离于时代主题、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温润情怀。

　　何清涟《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书屋〉佳作精选》）

　　何清涟有一种在野的入世激情，这既是她令一部分庙堂先生不快的原因，也是她在民间赢得广泛喝彩的原因。她的思想明晰准确，擅长用最“经济”的方式表达最难缠的话题；她的语言率真直白，但仍不失凌厉锋芒，恰如记者本色。她进入散文界似属误打误撞，然踹门而入之势，竟无法阻挡。稍想原委，或许在于她博涉众域而无玩味之意，志存高远而无冠冕之虞，秀旗甫展，顿时猎猎生风。

　　苏青《我的手》（《苏青文集》）

　　由我来挑选的话，苏青《我的手》是可以入选中国世纪十大散文而无愧色的，而且我还不想让它叨陪末座。这只“手”似乎是在为罗丹准备创作提纲，酝酿创作激情，一经完成，顿归不朽。寥寥千余字，人生的沧桑，世态的寒温，于不经意间如根根骨节暴出。一折杰出的文字戏剧，一帧卓绝的文学特写，读罢喝茶不是茶，见手不是手。

　　邵燕祥《我代表我自己》（《忧郁的力量》）

　　老诗人邵燕祥，近年全力耕耘散文，再次验证了“工夫在诗外”的格言。这篇散文在普遍缺钙的当代文坛中，具有罕见的刚猛力量。这是一篇并非宣言的宣言，一篇当代知识分子宣布思想独立的战斗檄文。邵燕祥认为，“声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人”，怎么能代表“我的七情六欲，我的意志和愿望，我的是非和爱憎呢？”“我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权，是没有人能代的。”

　　汪曾祺《跑警报》（《蒲桥集》）

　　汪曾祺的散文，与他的小说在风格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散文是笔记风格，而他的小说也被称为新派笔记小说。他承认不喜欢唐人传奇，而喜欢宋人笔记。这篇《跑警报》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笔记风格。作为一个末代江南才子，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髓，包括绝妙的机智和散淡的性情。他认为中国人久经忧患，心理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不在乎”。他认为具有“不在乎”精神的中国人，是永远征不服的。

　　扬之水《中年情味》（《脂麻通鉴》）

　　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高出一肩者是可恶的，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低出一头者是可敬的，扬之水可贵而又可憾地属于后者。心或许高于顶，头实在低于踵，仿佛用一枝出水不畅的原珠笔写作，每写一字，即须轻呵笔端；仿佛在一间有婴儿熟睡的小屋里动笔，凡放一言，必要轻压稿纸，唯恐弄出多余的声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何妨说”，“又何妨说”，“但如果说”，“或者可以说”，到头来，免不了还要低眉下气地问一声：“恐不致大谬吧”？——真想说一句：大姐，你大胆地往前走。

　　余纯顺《滴水之恩》（《孤身徒步走西藏》）

　　君行健，文字自然刚强不息，其势如影随形，如风激浪。一条孤身徒步闪现在雪域高原上的绝代好汉、“醒世男儿”，他的心潮心声，足迹奇迹，又岂止值得瞩目而已。散文从来不应由所谓“美文”独擅其美，它更应成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包括壮士的侠肝义胆，赤子的赤诚情怀，行者的精神家园。何况，作者的文字也实在不赖，正应了那句评语：一千个旅行家也走不出一位余纯顺。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选集》）

　　余光中是让人浮想联翩，情不自禁的，最易想到“下凡”之境。他的缺点也许在于过分完美，风格一以贯之而较少变化，一句话，一个天生的文学主义者。语言，无可挑剔，漂亮至极；性情，婀娜多态，繁复丰饶；学养，充沛饱满，素无硬伤；见识，高蹈昂扬，一语可缄众口。此诚非常之人，故当以非常之境责之：化板为熟，神乎其技，君固游刃有余，练熟为生，独辟穷荒，尚待更上一层。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是出色的小说家，对世界有完整的看法。而不写小说或小说写得不出色的其他散文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出尔反尔的，心血来潮的。这篇散文表达了余华对自己的可贵质疑，标题所问的是，“我能否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借用了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对弟弟的教导：“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此话使辛格成了小说家，也同样激励着余华作为小说家的自信，但使他时刻警惕不要成为一个空谈家。

　　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想飞的翅膀》）

　　余杰入选，当然不是根据他的成就，而只是根据他闹腾出的声响。他好斗但不是斗士，他过早地把自己的角色绑定在绷床上，结果便只能以“蹦极”的方式在文坛颠跳。问题是，那绳子扎得太紧，像一个水手结，他自己完全不具备解开它的能力，他只能由着蹦床的弹性，周而复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丑之时。可怜的孩子，谁能救救他呢？

　　余秋雨《酒公墓》（《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喜爱者有之，憎恶者有之。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矫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丰厚和博大。但在这篇《酒公墓》中，他对这位学逻辑的同乡先贤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潦倒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情惋叹，却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

　　辛丰年《两全其美，有得有失》（《如是我闻》）

　　将该文首段略改数字，稍添数语，即可移评其文其人：文学和音乐他都有兴趣，对于二者的相通又不相同，可以交相为用，也很感兴趣。不仅于杂览之中兴会淋漓俯仰其间，还以此为话题，献上珠玉一盘。说是“无非向大家推销严肃音乐而已”，实则大珠小珠，珠玉激溅，还向读者奉献出了天下罕见的至情文字：用心灵感受音乐，用旋律制作文章。观此一文，有得无失。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佳作精选》）

　　厚积薄发，一气呵成，以大爱写真情，开创了中国散文写母亲的新纪元。

　　金克木《鸟巢禅师》（《天竺旧事》）

　　经过五四洗礼的金克木，年轻时游学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但体现出的是相似的求道精神。他晚年记述旧时行迹，在品味印度文化超然于时间和历史维度之外的永恒精神的同时，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包容。而这位受到印度人民敬重的住在树上的现代中国和尚，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化身。

　　茅盾《白杨礼赞》（《中学语文教材》）

　　像挖深井油田那样试图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须有的理想、精神、气节，是中国文学的一道传统招牌菜，其滋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在一盘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这篇名文当然也没有成为例外。也许，正因为文人们对讴歌蚂蚁，礼赞白杨过于热衷，才使得中国文化的博物识性之学迟迟得不到发育。不必说，它除了容易滑入滥套之外，还与“虚伪”有着可疑的暧昧关系。

　　林语堂《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人生的盛宴》）

　　林语堂文章不好，文字俊俏，于是便一俊遮百丑了。他属于那种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被自己逗乐的类型，妨碍他写作的，不是文思，而是突然萌发的朗读一遍的冲动。所以他成了小品文天才，感兴趣的不是文章的做法，而是言语的说法，最容不得言语无味。比如针对文人的颓唐陋习，他评论道：“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括弧里的见识，实有药石之效。

　　林贤治《夜读遇罗克》（《〈书屋〉佳作精选》）

　　林贤治视野恢廓，持论正大，文字如激射之箭而无毒镞，议论有板有眼，见识清畅可嘉。作为思想家，他固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一截夹缠的头发丝待梳，首要的任务便是清理庞杂的思想来源，以使自己不仅在性情上，更在思想上做到空诸依傍，直抒己性，大写己意。他有这个能力，应该也有这个抱负，以他的学理胆识，情性血气，假以时日，必当赐人以狂喜。予姑待之。

　　杨步伟《杂记赵家》

　　语言大师赵元任之妻杨步伟，在这本绝妙的小书中，记述了随夫游学欧美的奇妙经历，广泛撷取二十世纪初年游学欧美的众多中国名流的生活趣事，从中不难捕捉当时中国文化融合中西、力图东山再起的雄心。文笔虽业余，然而避免了书生之病，故而爽朗好读、逸趣横生，不失为不可多得的笔记散文的妙品。

　　杨绛《孟婆茶》（《将饮茶》）

　　一种吴派太极拳风格的文字，内力浑厚，一招一式皆缓极静极，专注于守，反弹力又极为惊人。虽然近来因家门惨痛而有点情绪失控，笔墨失检，但当其全盛期（也就是十年前罢），实在是雍容高贵，宁静致远，有灼灼之华，无夭夭之态，婉而多讽，曲而有致，收拾停匀，一派大家风范。——杨绛先生提醒我们，文学家也该和政治家一样，实行退休制度，不必战斗到最后一息。

　　杨朔《荔枝蜜》（《杨朔散文选》）

　　杨朔的散文是比较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一份可贵的努力，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由于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郁达夫《故都的秋》（《大学语文》）

　　这样深沉的题目，交由这样感性的诗人来做，做得不好才是咄咄怪事。达夫先生既有江南“秋士”之悲，又有朔方豪客之爽，笔尖里遂有一份奇特的磊落水感，时而流动，时而郁滞，时而轻滑，时而磕绊。只是，由于太过寄望在对比中求得意蕴，文气难免由亚热带的滂沱大雨转为副热带高气压带地区的绵绵梅雨，反使元气受损，高明遂降格为聪明。

　　周作人《三礼赞》（《知堂文集》）

　　分别是“娼女礼赞”“哑吧礼赞”和“麻醉礼赞”，虽为闻道之语，实属见性之论。庄谐并出，严温交加，“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意纵亢强，亦有低徊之音。知堂之文，原需绕树三匝，知堂之论，每多黄河九曲。至于何处趋缓，何处渐急，恰可留待看官好生揣度，如那只觅枝之鸟。说到引文甚夥，不正是知堂特色？

　　周泽雄《说狂》（选自《当代眉批》）

　　周泽雄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寻常话头，转眼点石成金。文采汪洋恣肆，思致倚马万言，妙语如演连珠，骏逸如春梦无痕。品读此君文章，如入阆苑仙林，中外艺事史迹的弘富宝库被作者挥酒自如地任意驱遣，散文之丰美蕴藉、韵致悠远，堪称一时之选。本文中摩状狂语惊世的天才作家“如一个卓越的将领，总能以奇妙方式率领词语方队抵达真理的要塞”，虽非自况，却正可视为夫子自道。

　　张爱玲《更衣记》（《私语》）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锁记》在其小说中的地位。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在这篇散文名作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

　　张承志《天道立秋》（《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斗志高亢，性情矫激，独往独来，攘斥异己，擅长以肝气为文，以肾火燎人，其内在心理图像或有幼稚之处，然发为文章，犹不失为可观。尤其，当他将自己充满神经质的锐敏气质和冰雪敌意，矛头反转，对准自己的灵魂或自然界时，立时便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字风景。他的感性饱满有力，文字如脱壳之稻颗颗射出，思绪（不是思想）如出栏之牛漫向山野。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复活方式。这部帕斯卡尔风格的思想札记，具有难以言喻的坚忍和光芒--而不是想当然的苦难与愤懑。作者只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而不是“镖客的语言”，他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他果然发光了，向我们走来了，穿透时代的铁幕，心灵处子般纯洁，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坚韧。

　　张中行《书蠹行述》（《读书》1990年第8期）

　　张中行冬行春令，老来卖俏，如一锅培养三百年的老汤，甫一出炉，便烫煞人嘴，吓煞人香。老夫也而有听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顾风前影，其意临去几回头，一波三折，三唱九叹，恨不得把箱底翻转，酒窖踢破。风尘中有风情，老练里含老辣，似直而隐，似隐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测，其心难测。

　　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散文选集》）

　　在别人还只是区区“文青”之时，胡适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实归也好，其实难副也罢，有一点似可断言：“德高望重”的身份于散文创作有害，运思之际会多出一份额外顾虑，又得驰骋情怀，又得提防着别让情感妨碍了身份，难免左右掣肘，文字难安。这是天下“大师”之辈的难局。结果，为了表达“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们的诗人如何“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话说回来，没有胡适的首倡之功，也许今天我们还在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赵丽宏《花痴》（《岛人笔记》）

　　赵丽宏当然不是鸡肋，食之固然无味，弃之绝无可惜。啊，赵丽宏，你是一枝红烛呀，燃烧燃烧，只顾自己继之以泪，增之以灰，哪管别人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洋洋数百万字散文，竟无一句使人惊喜，使人发愣，使人生疑，赵丽宏真称得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歪诗为证：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纸；词在字外诗安在，风在云头尽兴撕。

　　赵无眠《假如阿Ｑ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Ｑ”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

　　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锺书。作为学者，钱锺书具有泰坦巨神的伟力，作为小说家，钱锺书具有峥嵘特出的奇异素质，作为散文家，也许他只具有聊备一格的价值。它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且呈齐头并进之势，而且要命的是，别人固然无法企及他的长处，甚至无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们无法指责太阳为什么那么喜欢炫耀一样。钱锺书亘古不变，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节了。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

　　聂绀弩的文章一如黄山松，总是立论于险地，让读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断言是个谬论。然而此公的能耐在于，他丝丝入扣地开启读者的自疑，最后让读者明白，自己习非成是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谬见。比如关于“怕老婆”，他这样认为：“人们喜欢把这一术语对于某一特定人物说来说去，用意盖在于叫他们夫妇之间恢复怕老公的常态云。”于是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读者感到了地震般的撼动，而作家手植的黄山松在寒风中壁立千仞。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这篇报告文学，是我们这个报告文学时代的开山之作。此后不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而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来不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学在欧洲是定理，而在中国依然是猜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报告的消息常常令人生疑的缘故吧。

　　梁实秋《谦让》（《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擅长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不为人注意的场景，用寥寥数笔的精确勾勒和恰到好处的雅淡幽默，对中国文化或普遍人性加以谑而不虐的针砭。文风淳正，不走偏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允称现代散文的不朽经典，非大手笔莫办。

　　黄爱东西《伦敦桥垮下来》（《新民晚报》）

　　爱东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名字，到了西风劲吹的时代，掇上词尾“西”，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足见黄爱东西的机变。她的小女人散文，正如其笔名中的小日本风，就像俳句与和歌那么短小。就像“每天爱你一点点”、“每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流行歌曲，她弹着“伦敦桥垮下来”的曲子，却连自己都奇怪，垮了很久，为什么至今没有垮下来。我也很奇怪，难道她还能垮到更下面去？

　　黄仁宇《首辅申时行》（《万历十五年》）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黄裳《海滨消夏记》（《读书》1981年第7期）

　　黄裳先生的“书话”不说别无分号，也是四海闻名的。这一篇的奇特之处却是，作者的说古道今不再只与书籍有关，而是因了那个荒诞时代，因了这位有着特殊性情的书生，古书中的古诗，古诗中的古牛，竟一一被奇特地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么漫不经心，以至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深意是：知识在灭知时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无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黄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黄永玉散文》）

　　画家谈人，永远有作家不可企及之处，他的笔除了横撇竖捺，还特别擅长勾勒线条，处理明暗，表现阴影，如果是中国画家，则还多出一份水墨烟云，供世态人情在文字里徜徉出没，每一句都似可有可无，同时每一字又似都在彼此照应，一旦照应上了，其中的意味立刻会丰饶得没完没了。一眼虽可览尽，三代仍留墨香。黄永玉堪称翘楚，谓予不信，请试读《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梁遇春《人死观》（《梁遇春散文》）

　　抄一段他的话：“胡（适）先生说：‘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这句话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罢，可是我觉得这种话未免太正而不邪些。”说得好，我们借此既可对胡适多些了解，又可对评论者多些了解。虽然，才子梁遇春也未必倾慕“邪而不正”的作派，更别说“邪而不正”的能耐了。比如，他为什么不回敬适之先生一句：做爱也是要用力气的。

　　遇罗克《出身论》（《光明日报》）

　　遇罗克烈士的这篇文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他的思想是朴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仅仅由于出身，有些人就被剥夺了"更加平等"的权力。在生而不平等的地方，只有死而平等。遇罗克用生命得到了这样的平等。北岛在纪念他的名诗《宣告》中写道：“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董鼎山《忆中南京路》（《万象》1999年第一卷第5期）

　　“纽约客”董鼎山先生的文章在国内有格调的刊物上出没频频，但要说这位“白相相”的前辈文章究竟做得如何，竟仿佛无从入手。掌故，有一点，但篓子并不丰富；趣味，有一点，但味道尚欠勾兑。正经，有一点，不正经，也有一点。按说随笔就该如董鼎山这样写（至少照英国规矩是这样），拉拉杂杂，涂涂画画，但董氏散文给人的感觉是，辅料充足，主料马虎。附带提一下，许是“岁月催人唠”，董先生关于美琪大戏院名字的那桩趣话，小生我已听过不止一回了。

　　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乡愁的理念》）

　　香港散文名家董桥，因与大陆文化的间离效果，从容地以一种英式散文的疏淡之姿，悠悠采撷文化片石，给华语散文平添了一段风情。然而风情即便万种，有时会倒胃于过度的卖弄。本文是董氏代表作，也正是其卖弄风情的最佳标本。浅显而稍嫌甜腻的比喻，加以港式专栏作家媚雅文笔的随机点染，可谓瑕瑜互见，姑且立此存照。

　　鲁迅《战士和苍蝇》（《华盖集》）

　　绕不过去的世纪文化巨人鲁迅，小说和散文的成就都是世纪性巅峰。先生散文名作甚多，故有意避开坊间热选，独独拈出此篇短章，以回儆热衷于翻案、专挑鲁迅“缺点”的当代批评家的嗡嗡之声。先生曰：“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舒芜《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读书》1993年第11期）

　　舒芜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而且比周作人用力更勤、坚持更久，舒芜也自觉地以周作人这一方面的后继者自命。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周、舒二人都被士林视为“大节”有亏，而吾国士人对妇女大都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且均自视为“小节”。周、舒的“大节”是政治性的，而士人的“小节”是文化性的。或许在周、舒二人的视界中，大、小之辨恰与流俗的意见相反，孰是孰非，似乎并非没有反思的必要。

　　舒婷《明月几时有》（《心烟》）

　　诗人写散文而成功者，已举北岛为例。诗人写散文而失败者，可以舒婷为代表。她开篇说：“很久以来，知道有个郑愁予，是因为他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种港台式花哨的组词练习，居然让一度被谬誉为大陆最佳女诗人的舒婷感动，难怪其诗其文均如此乏味。为此，她还使我永远不想读郑愁予的诗，如果郑愁予写过其他的妙句，他只能怪舒婷谬托知己了。

　　韩少功《性而上的迷失》（《读书》1994年第1期）

　　为什么还没有人将韩少功称为大师？在当代中国，论综合素质，韩少功也许最为全面，单项指数也个个居高不下。能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全面出击且均有不俗斩获，中生代作家群中，正舍此不作第二人想。他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如果他能深得更邃，出得更来，固得更执，洒得更脱。瞎想一下，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莫里哀喜剧《贵人迷》中的主角惊喜地大叫：“我可真没想到，原来说话就是散文！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说了几十年的散文？”白话文走过了一个世纪，散文被誉为成就最高的文类。然而细检成果，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相比差距尚远。其实散文是写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幻想该结束了。我对新千年的新期待是：请作家们写出更好的散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二○○○年四月一日

随著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社会表象上看，似乎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奸商"多了，"标兵"少了；"贪官"多了，公仆少了。

在人们的头脑中，理想少了，利益多了。有人甚至惊呼，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道德滑坡"；有人担心，中国人正在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情操的"经济动物"；有人对"十亿人民九亿商"、"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惶惶难以终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疑问：经济发展带来的是道德进步还是人性的堕落？有人甚至视市场经济与情操失落为前因后果的关系。至少，从时间顺序上看，道德的"滑坡"是伴随著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出现的。然而，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的失落，真的构成因果关系吗？如果不是，两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目前道德领域的问题原因何在呢？

与上述种种担心和指责相反，我以为，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败坏人的道德，反而为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准备了有史以来最充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为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实现提供了最佳的经济结构。专门为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而设计的社会从未成功过，僧侣主义的破产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把人的自由选择落实在最坚固的地方，也为人的全面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过上了道德上体面的生活，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断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计划经济剥夺了让人哪怕是做"奸商"的机会，但却付出了道德上付不起的贫困的代价。如果让人们在一个"有奸商"、也有选择自由的富裕社会，在一个"没有奸商"、却贫困如洗、民不聊生的社会间作出抉择，我想，绝对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1949年之后，我们曾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后一个选择，但终究因经济和道德代价过于沉重而放弃了。

财富是同情、关心他人的前提。市场越发达，慈善事业也就越发达。财富为人们实践美德提供前提。发达国家对卢旺达、波斯尼亚等地的难民、对北朝鲜的饥荒等的大量的物质援助与仅表示道义上的口头同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财富为后盾，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就会成为空话，乃至口头同情者自身成为实施人道的对象。没有以财富为后盾的物质支持，只有道义上的同情，口惠而实不至，不是一种虚伪吗？现在，一些关心道德的人往往对市场抱有多多少少的敌意。但是，市场经济被证明是最有利于财产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效果最显著的制度。不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实践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理想的道德只能建立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道德"道德吗？市场经济能使人们脱贫致富，这就是其最有力的道德合理性。

假如经济发展不能带来道德进步，那么，经济不发展会带来道德进步吗？若果真如此，那么，以经济不发展来换取道德进步可取吗？把虚幻的道德追求凌驾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上道德吗？人穷便志短，仓廪实才知礼节，衣食足才知荣辱。绝对的贫困与绝对的权力一样绝对使人败坏。"人穷志不穷"不过是一种告诫、一种追求、一种与"人穷志短"局面的抗争，而不是天然的客观事实。市场经济只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环境，从而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创造出适当的外部物质条件。若是只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道德楷模的话，那么，这样的楷模值得效法吗？只有贫困和饥饿才能换取道德的高尚吗？这样的交换道德吗？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生活与道德情操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表现道德情操的方式往往是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当利己与利人相冲突时，往往要求人们作出自我牺牲。换句话说，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私益与公益不能两全，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才能成全另一方。所以，这种提升道德情操的难度很大，会有"英雄"、"楷模"，却难以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在市场经济下，公益的增加恰恰靠的是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公益与私利被恰当地联结在一起。

现在，北京人吃广式月饼、看日本的电视机、喝美国的可乐已是普通的享受。这并不是靠国内外的这些厂商和分销商们发慈悲，学雷锋，而是靠利益驱动。他们的动机在赚钱，后果却是丰富了市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市民做了实在的好事。若没有市场经济，他们无利可图，也就做不了好事，大家也享用不到这些物品了。若有的话，也象过去那样凤毛鳞角，只能是特供商品，有特权的阶层才能享有。普通市民仍然只能去吃那些诸如凭票供应的、常被人们戏称为"用锤子都砸不开的"老式月饼了。

市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这种现象称为"意外后果的法则"，相当于中国人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市场经济对道德情操的提升主要靠的是"无心插柳"。而非市场经济的社会则主要靠的则是"有心栽花"式的刻意追求。有心为善，靠鼓励"忘我无私，舍己助人"来增进社会的美德往往象有心栽花，事倍功半，而且对这类美德的宏扬往往意味著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有心栽的花即使活了，也不能为社会提供道德"荫凉"，只能是稍纵即逝的、摆设式的点缀。

为人民服务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买米挑水、打扫卫生、扶老携幼之类的好人好事。另一种是通过自己所享受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来从事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有偿服务之类的商业活动，如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或经营搬家公司。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只被允许用前一种方式做点好人好事，而且做这样的好事要求牺牲自身的利益（如休息时间），用后一种方式做好事的机会则被彻底剥夺。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慈善）组织来做前一种好事，而且人们还可以从事既利己又利人的商业活动，这样就使得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更加合理，效果更加显著。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只能等待可遇不可求的"雷锋"，不能雇佣、也不允许雇佣招之即来的"雷锋"；在市场经济下，人们不仅可以等待"雷锋"，在等不来时可以雇佣"雷锋"。更何况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的满足也远非靠隔三岔五给人打扫卫生所能比拟。所以，以为人民服务来衡量，市场经济在行善的道德方面也远远优越于计划经济。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的结论：要想为人民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就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更有效地保障人们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

在一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者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就能使商品消费者得到满足；在另一种经济体制下，尽管人人学雷锋、做好事，消费者即使凭票也还是买不到理想的商品，即使愿意花钱也得不到合适的服务，哪一种体制更道德呢？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的美德仅在于促进个人自身的利益。但是，个人通过某些机制既实现了私利又促进了公益，那么这种机制显然是合乎道德的。恰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提供这种机制。

对市场经济败坏道德情操的"最有力的"指责，莫过于市场经济"造就"了大量的"奸商"，允许他们"坑蒙拐骗"。但事实正相反，奸商的泛滥是没有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奸商的历史比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要古老得多。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蛋"与"鸡"的关系。计划经济虽无奸商，但却造就了垄断，不用兜售其奸就可以用权力独占超额利润，其结果是物质匮乏、民不聊生。如果这种做法也比市场经济更合乎道德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道德的了。即使是"奸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因为骗钱毕竟比抢钱文明。前者靠双方的自愿同意，后者则靠武力胁迫。只要法治健全，市场完善，消费者变得"挑剔"，奸商就难以得逞。在中国，人人都明白，原装、独资、合资、国营、个体，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其中凝聚的道德因素（如"诚"、"信"）含量不一样，受欢迎的程度也就不一样。（"原装"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的关联不用多说了。）这种差异还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越发达，商品的质量就一定越可信、越可靠。否则，人们一定弃"原装"若敝履。

如果人想干坏事，那可能是人性的问题，与市场并无干系。没有市场，人照样干坏事；没有市场经济，人可能干比坑蒙拐骗更坏的事，所以不要错戴帽子。市场中存在欺诈并不等于市场自身有不良的道德动机。当然，在市场经济下，商人们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惜牺牲公益。为此，他们不惜垄断市场，不惜用贿赂等手段使政府官员为他们的业务建立保护性贸易壁垒。然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同样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大敌，所以有些商人总是企图通过权力来破坏市场机制以济其私。这恰恰说明市场是公平的，不能把不属于市场造就的恶行归咎于市场。相反，维护市场的完整性和公平性才是打击奸商的最有效的手段。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所以，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参与这种交换的商人。大家都知道，和气是一种美德。而市场经济最滋长这种美德。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和气生财"。如果你想卖出你的产品，你就必须礼貌待客，文明服务，以致列队恭候、笑容可掬、忍气吞声。当然，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贡献绝不仅于此。市场使人的潜能得到发展。它鼓励人们勤劳、客气、恭谦、礼貌、合作、克制。售货员经常殴打顾客的商店绝不会生意兴隆，除非是非市场条件下的独家生意。所以，市场经济是文明的最强有力的推进器。

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其中不乏庸俗、奸诈之徒。但是，一个社会又有那个阶层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圣徒呢？市场经济的道德水平并不指望商业和工业巨头们有一个善良的心或美德来建立一个遵纪守法、生气勃勃、情操高尚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靠的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来迫使人们表现出良好的道德情操。为了让一位顾客消费，顾主可能会强按怒火，仍然满面笑容。若没有市场这种结构，顾客得到的可能是顾主的臭骂，而不是笑容。不管商人们的动机是否善良，为了赚钱，他们必须展示出良好的道德面貌，因为这正是公益与私利的共同要求。这样，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成功的商业活动与良好的道德情操可以并行而不悖。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同于宫廷式的官僚社会，前者对人才实行"功绩"的奖励原则，后者实行的则是以"拍马屁的"能力为晋升原则。在前者，个人的成功靠的是勤劳、自立、诚实、能干，后者则靠阿谀、迎奉、依附与权威崇拜。究竟那一种社会更败坏人的道德呢？那一种社会更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发育成长呢？在非市经济场的官僚社会中，个人无独立人格，靠人身依附，社会则压制、积压人才，制造浪费，鼓励盗窃，以致扭曲人的心灵和道德。尽管利他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美德应来自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因为这种"自利"的道德不把自己当作负担转嫁给别人，不让别人为照顾自己的利益付出代价。试想，若是一国的所有国民都对自身的利益袖手旁观，看著别人为天下人的利益日理万机，鞠躬尽瘁，直到死而后已，难道不觉得于心不忍吗？这样做，既败坏了自己，也败坏了别人。责任心是良好道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有助于个人自我实现，摆脱人身依附，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自己的责任心。而只有有能力对自己负责的人才有能力对社会负责。

近年来，人们对市场化改革时代的道德面貌和精神生活也展开了各种讨论。其间，不断有人以五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文明顶峰"来衬托今天市场经济时代的"人心不古"的世风。有人甚至"自豪"地宣称，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虽不如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在五十年代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高度的精神文明。于是，五十年代的道德面貌便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参照系。

不过，五十年代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面貌给我留下的却是一串串的问号。首先，精神文明的标志难道是象五十年代那样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充斥著"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吗？谁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拒绝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人会说，五十年代比现在廉洁。可是，高层干部中如高岗之流的奢糜、大饥荒所滋生的中低层干部的特权不正是后来的结构性腐败的先兆吗？

有人可能会向往五十年代人们表现出的天真不世故、无私不计较、奉献不索取、服从不反思的"美德"。然而，我们又怎能遗忘当时政治生活中充斥的迫害、出卖与谎言？我们真的有足够的理由把上述"美德"与在镇压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等具有政治性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愚昧截然分开吗？如果这样的"美德"还能继续充当我们今日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如果当初人们更"计较"、更"世故"、更"有主见"，那么今天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取消人民公社、放弃计划经济、为右派平反、改造所有制，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不都是多余之举吗？难道中国人今天的"追货逐利"不正是吸取了当年以几千万人饿死换来的教训吗？今天的"贪财"与人们的正当利益长期受到严厉压制毫无干系吗？

所以，我怀疑，五十年代究竟是精神文明的颠峰，还是道德滑坡的序幕？退一步说，如果五十年代真的是"颠峰"，为什么如此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仅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导致经济的崩溃？与物质文明完全背离的精神文明可以成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吗？再退一步说，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值得重新追求的"道德理想国"，不靠强制、灌输和社会生活的重新政治化，普通民众愿意回到五十年代吗？再说，上述手段文明吗？假使我们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重建了昔日的"道德理想国"，那么，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向世人担保，我们所迎来的不会是第二场"所有制改造"、第二波"大跃进"、第二次"大饥荒"、第二个"十年动乱"呢？即使是值得怀念的也不等于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等于是能够追求得到的。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应该有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目标！

市场经济不可能杜绝不道德，任何其他经济体制也办不到。所以，我们不能把能否杜绝不道德当作取舍市场经济的根本尺度。市场经济成为现代社会在经济体制上的唯一选择，其自身一定有坚实的道德基础，不然不会成为如此普遍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与其他经济体制之间的抉择也是一场道德抉择。如果一个社会知道用何种方法去创造财富，但不肯把这种方法付诸行动，那么由此造成的贫困便是不道德的。每一种经济体制的动力是其成员的道德习惯所激发出的力量。中国人目前表现的贪婪和短视正是长期压抑和扭曲的所有制的结果。如果说，真的出现全面的道德"滑坡"的话，那得首先归咎于这种长期的压抑。另一些道德上的弊端，有的是来自人性中不可克服的一面，更多的则是来自目前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所以，提升道德情操最根本、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加紧完善市场经济，这才是道德重建的正道。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需要我们的社会作出什么样的、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变革，才能具备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

在20世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试图彻底回避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中国无疑曾经是最执著、肯为之付出莫大代价的国家之一。时至今日，中国虽然踏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但仍然面临著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巨大阻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中国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选择是义无反顾的选择。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需要我们的社会作出什么样的、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变革，才能具备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

这样的变革的重要性在於，如果我们不准备满足这样的条件，那么市场经济就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费了巨大的周折才作出的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就可能半途而废。如此看来，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政治条件又是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与人们常常问到的另一个问题相关，这个问题是：中国当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千万，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人口方面的，有资源方面的，还有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有来自本土的挑战，也有来自异域的挑战。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与落实市场经济的社会与政治条件的缺乏之间所构成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挑战，或者说，是构建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实现由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无限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的变革。在我国，从1978年的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到1992年正式宣布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再到1997年前不久正式宣布对公有制进行重大的改造，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已是历史的必然。那么，随之带来的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限政秩序，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而又无法回避的限政时代？又如何解决限制政府的必要与限制政府的难度之间的矛盾？

从早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的经验来看，人们当初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叫市场经济的的东西，没有在宪法和建国时期的任何官方文件中规定要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一旦宪法（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保障了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用代表制度、宪政、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的方式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的限制，即有限政府；一旦市场经济到位，有限政府到位，民主也就水到渠成。对第一波的民主化国家来说，民主只是追授的荣誉，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成果。所以在市场经济为一方，与公民的权利、自由和有限政府为另一方的关系中，前者是果，後者是因。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及限政，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相反，如果承认并保障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等民权和自由权，实行限政，那么，市场经济会自动实现。所以，能否实行市场经济，关键并不在与是否有这样的意愿，而是更在与作为市场经济之因的必要配套条件是否具备。所以，没有限政时代的来临，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成功确立。

让我们先看看市场经济的两个核心要素：财产权、经济自由与有限政府的关系。

一、财产权与经济自由

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无非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公民若是没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广泛自由，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自由，因而也就创造不出大量的财富。所以，要把创造财富的自由落实在社会制度上必然表现为以财产权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财产权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最重要的条件。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因为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围绕著财产及其权利所产生的冲突是人类事务中最基本的冲突。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没有属於每一个个人的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

财产权是经济繁荣与效率的关键，经济生活中有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规律，这就是，除非有特殊的情形，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所以，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能够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没有财产权，拿谁的财产去做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财产权比市场更重要。常常有人发出这样的诘难：财产权被用来满足私利。但是利己的行为多半会是利他的。自利的本性鼓励每个人尽量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到市场上交易，结果是个人受益、大家受益。但交易的前提是个人拥有、占有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正当地对待一个人就需要尊重他获得一块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空间的权利。在这一块空间里他有权利用、支配属於他的东西以实现他的目的。没有这一领域，个人就将不可能有理性的、道德的行为。每个个人的财产权是一个文明的、正义的、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民富国强的最有效的法宝就是保障财产权。致穷的最便利的办法是不承认任何属於私人的东西，而致富的最快捷的途径就是为民间的财产提供最充分的法律保护。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这意味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交易的条件，有权说，"这是我的，任何人想动用它必须征得我的同意。"相反，若是财产权得不到承认，若是公民通过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不断被他人强占或被政府强制充公，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极大的热忱去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的总量只会有减无增，最终民不聊生，乃至饿殍遍野。人们只有在有权正当占有劳动成果时，才会放手创造财富，这就要求政府公开承诺对财产权的保障。对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剥夺封闭了市场，保护了特权，偏袒了懒惰，禁锢了创造力，从而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後，使富国变穷，穷国更穷。在这方面，中国人吃过的苦头不可谓不少，中华文明也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并为其他自由的扩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如果自由是最基本的价值，那么，经济自由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基础。凡是损害经济自由的，最终也必将损害到其他自由。国家所有、计划经济与大量的管制及干预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它们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和自律精神。与大政府孪生的高税收是对财产权的极大践踏。把别人的钱花在无用而有害的事情上，且不对出钱者负责，不仅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其结果是铺平了通向奴役之路。其结果是铺平了通向奴役之路。就像战争是公开的大规模谋杀一样，滥税是公开的、大规模的盗窃。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根本维持手段和表达方式，所以经济自由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问题。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每天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作出总量上不计其数的抉择，市场本身根据消费者的这种抉择来自动地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的制度允许人们有极端多样化的消费，这种多样的消费方式和口味既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其本身也是多元社会的产物。这种体制满足了人们形形色色的愿望，不论这些愿望多么琐碎，多么粗俗。

财产权得以确立的原因是：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抉择。财产权仅仅是要表明：为了享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人们必须有一定的行使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空间。他们必须在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中拥有自己的权利领域，而且每个人都还必须学会尊重别人的这一领域。否则，自己的这一领域就会变得不安全。

财产权的正当性还与一项人的根本义务有关，即改进自己的生活、照顾自身的利益。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改进生存的质量首先是自己的事，责无旁贷。财产权正是履行这一义务的根本手段。财产权与责任密切相关。没有财产就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就失去了其具体的内含。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生命权则要求人们能够适应在自然界生存。因此，若是没有财产权，人的生命权不过是一句空话，难免要受到那些凭借著暴力而实际无偿占有他人乃至社会之财产者的践踏。对文明人来说，财产权甚至比生命权更重要。生命毕竟只是原始的天成之物，是我们作为文明人所拥有的价值的生物基础。不是生命，而是财产权把人的占有与动物的占有区分开来。财产占有的本能是人性中不可抹煞的部分，任何废除财产的做法一旦成功，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从法国大革命到二十世纪的许多荒谬的政治尝试，及其毁灭文明的惨烈後果，正是来自对财产及其再分配的重视和对财产权的确立与保障的轻视。所以，财产权是神圣的权利，是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

财产权与人的其他基本权利和义务之间有一种伴生关系。这些权利义务对财产权反过来构成一定的约束。而财产权的确立又从根本上限制了政府的权力。财产权的牢固程度与一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繁荣呈高度的正相关。在所有的自由中，经济自由最为珍贵。因为通过经济自由的运用，人们可以互惠互利，可以获得运用其他自由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经济自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最为广泛的自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就很容易被从人们身边夺走。换句话说，其他自由的有效运用某种程度上依赖於人们获得、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自由。比如说，你要行使言论自由，你可能需要有钱租一个会场，需要印发一些材料。对自由权，尤其是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伸张也意味著必然要求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一个权力太大的政府肯定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一个腐败得不到有效制止的政府必然对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构成重大的威胁。

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自由的市场社会赖以发育的温床。财产权不仅是公民个人的经济权利，事实上，也更是政治权利。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不仅如此，财产权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牢固的道德基础。在保障自由、遏制野蛮的专制方面，财产权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财产权的确立分散了社会中的经济权力，因而避免了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个人的财产越少，国家的财产就越多，这样个人的自由就越难以得到保障。由於个人在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要仰国家之鼻息，这就造成了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以至失去个人的独立人格，同时也加重了其他社会成员的负担。没有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国家便成了唯一的老板。於是，不管你名义上有多少政治自由，你还是没有条件去行使这些自由。一位英国已故哲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生产资料归於单一的占有者之手，奴役就近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有限政府的基石，与无限政府不共戴天。

财产权总是服务於占有者的目的。在产权个人化的社会中，财产权意味著个人有权用自己的财产去服务於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在产权公有化的社会中，财产被用来服务於政治制度和政治家们的目的。由於政治的功能是让个人的多样化的生存目的服务於所谓的全社会的共同目的，或者说是多数人的、执政一方的、独裁者的目的。这种共同的目的往往是少数人的乃至是一个人的目的。

在文明的市场社会中，财产权既是一项经济制度，又是一项政治法律原则，但决不是一项凭有权人的好恶而可以任意废弃的政策。有关财产和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而不是领导者的权宜之计。财产权的界定与保障愈明晰有效，财富的强行再分配的难度就愈大。就算分配者是个平庸无能的独裁者，也难以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财产权越受到保障，损人利己的难度就越大。个人的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但没有财产权与市场，则绝对不会有民主。前者虽不是後者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财产权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民主在人类文明中的昌盛与财产权的逐步确立是同步发生的。

财产权的保障不仅需要民主，同样需要宪政、法治。财产权的确立还催生了法治。在没有财产权的时代，连法律都显得多余，更不用说研究如何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了。财产权是宪法与宪政所要保护的重点对象，没有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就没有宪政。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於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主权者"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政府唯一正当的、合乎道德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的权利，即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财产权，其他一切权利都必将落空。任何立法机关可以用多数票表决的方式剥夺公民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的政体决不是自由政体。可以说，基於财产权对人的生存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任何剥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法律即是即非正义的法律，是恶法。若财产权只停留在作为事实上的权利而不变成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就会导致统治者与有产者的无法无天。财产权把权利与自由赋予个人，把限制加诸国家，即为了保障财产权来限制国家的权力。所以，财产权事关政治正义。事实上，财产权本身就含有正义的观念。个人可以获得、占有任何他视之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对每个人是同等的。因此，广义上的财产权包括个人的选择自由、其人身的安全和自由、其才智的自由运用。只有公平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的政治制度才是正义的政治制度。没有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行使。

只有市场经济和法治下的宪政民主才能把全面的、法律意义的财产权变成现实。在前市场经济社会只有事实上的、没有法理上的财产权利，即对财产的占有不是基於权利或法律，只是基於习惯和默许。财产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文明的基石具有超法律的性质，人类不能制定毁灭人类文明自身的法律，因而不能制定消灭财产权的法律。对财产权的尊重应成为文明人的行动指南。财产权作为普遍的、平等的权利否定了财产的专有权。这意味著社会中的财产不能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家公司或公共权力机构垄断享有。个人可以享有专有权的对象只能是他的能力、他的劳动、他的运气。如果一切财产及其权力归於一，那么，奴役就近在眼前。所以，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充分承认、尊重、保障属於每个人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要想使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就必须用法律的手段对政府的性质、职能、权力、行为方式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即实行有限政府。

总之，要实行市场经济，就把对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保障清清楚楚地写进宪法和法律里，落实在行动上，就要求一个权限与规模受到这些法律限制的有限的政府。

二、公隐私开与私隐公开 根据相关性原则：一切人类事务必须对相关者公开。以这一原则为准绳，可以把人类活动分成两大领域，一个是仅与自己或周围少数人相关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发生在这一领域的是私人事务。一个是与一定地理区域内所有成员相关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发生在这一领域的是公共事务，如国家大事。

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两个领域并没有用法律规定明确的界限。往往是统治者的私凌驾於国家的公，国家的公又凌驾於臣民的私。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私就是属於公，故必须对"公"公开。"公"是统治者的私事，天下的事也就是帝王的事，与普通的民众无关。

在公与私的关系方面，用公隐私开来概括非市场社会，用私隐公开来概括市场社会，也许最恰当不过了。公隐私开的政治逻辑是，封闭的政治与无限的政府。私隐公开的政治逻辑是，开放的政治与有限的政府。私是公民个人的事情，只要自己知道就行。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作则必须对所有的人"公"。为了防止以权谋私，统治者之私中的一部分（如个人收入）也必对公众"公"。私隐公开意味著政府应当尊重公民个人的"隐私"，公民则对公共事务享有知情权、监督权乃致参与权。公的领域是经常动用强制的领域，私的领域是自愿的领域。自由的历史就是抵制政府权力进入私人领域的历史，把政府的权力赶出私人领域的历史。

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公私观念一直把兴公灭私看作是国家富强的秘诀。於是，"私"被彻底逐出了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活乃至语言文字。但其结果不是使得中国人更加崇公，反而更加重私；不是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反而使中国更加贫穷，并最终迫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市场经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公私观念。市场经济完全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权利，它不要求牺牲人的正当利益。

传统的尊公灭私的公私观之所以注定行不通，就在於公与私的关系不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公私也不是二元平等的，而是以私为依托的。两者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相互协调的问题。既然每个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存承担了不可取代的责任，他就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谋取必要的利益。公的重要，不在於抹煞私人利益及取缔属於私人事务的领域，而是在於它能代表众人之私，实现众人之私。背离众人之私的"公益"只能是一己之私。故公来自私，私是公的本位。这也正是公民应当享有参政权和议政权的正当性来源。应当承认，公私之间会存在某种冲突，甚至是剧烈的冲突。即便如此，对公主要的威胁是统治集团的自私，不是普通个人的自私。

市场经济的确立改变了公私两个领域之间公私不分、以公压私、化公为私的界限模糊的状态，为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的分离与独立提供的必要的前提。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可行性来源於它认为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动物，并完全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权利。承认"我"与"私"的正当性是约束"私"泛滥与"我"膨胀的最有效、最正当的途径。市场经济意味著市场中的商业行为要依据法律，更重要的是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基於公私的区分，公共权力的作用应该被严格地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且在私人生活方面，个人通过各种联合和结社，基本上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日常事务。国家不能代替个人处理私人事务。例如，不能通过宪法或法律规定，谁与谁应该结婚，或是谁应该抽某个牌子的香烟。立宪国家不应介入公民的道德事务，不能逼迫人们去追求美德，不能规定及强制实行某个道德目标。宪法、共和都是旨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是规定和控制纯私人性的行为。

市场经济为公民提供了经济上的独立以免受国家权力的绝对支配。公共利益是在特定的制度架构内追求个人利益的产物。私益之和便是公益。但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所刻意追求的私益之和，却未必是公益。而刻意追求公益的结果往往只会有益於特殊利益。在自由的市场之下，私人的利益会造就公共利益。促进公共利益往往是政府扩大其权力和规模所援引的理由，但这会瓦解正常的市场秩序。公益只能是私益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益便无公益。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自己没有特殊的利益。所以，公共利益要求的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和范围，而不是相反。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权力不受限制，就不免会破坏市场秩序的自主与完整。宪法正是勘定国家权力的界限以确保其不被逾越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也只有具备了上述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才能解放和保护个人及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营造出最适合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值的政治制度环境。

那么，在市场经济下，怎样划分公与私的界线呢？对每个人来讲，"私"包括个人自由和私人领域。个人自由又包括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即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谋利的自由。而私人领域由私人自主支配的空间构成，它的存在是要为个人追求其正当的的利益造就一个受保护的空间。而涉及每个成员的利益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就构成了公共领域。它是为了实现私而出现的，它是私的派生。公的确象黄金一样可贵，但私却象粮食一样必不可少。黄金之所以可贵，就在於它在必要时能换来大量的粮食。公之所以有价值，就在於它能服务於众人的利益。公益要么作为私利之和，要么作为实现少数人之私利的工具。公益的立足点在於在公私利害之一致。一旦为公就须废私，为私不免害公￡最後公私两亡。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有公无私的後果。

政治只发生在公的领域，及公共机构如政府、政党，而不发生在私人领域，如家庭、人际关系、市场等。政治进入私人领域就会造成泛政治化和权力、职能、规模及行为方式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文革"期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合乎於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国家是由公共权力机构组成，靠公众的税收来维持的。政治是一项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活动，即管理受到严格界定的公共事务。社会则是由非公共性自治团体组成的。其在性质上之所以是私的，是因为这些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一些公民个人的需要，由自己负担的，而不是服务於全社会的目的。在这种"公－私"二分法的基础上，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责任被严格地限制在公共领域。在那些公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如经济、社会、家庭、人身、文化艺术、宗教、伦理道德、个人嗜好与审美偏好等属於私人领域，因而是非公共的、非政治的、私人的，政府则不能随意插手。

在政治领域，传统政治哲学认为，好的体制拥有献身於公共利益的统治者，而坏体制则造就以权谋私的统治者。现代政治哲学认为，一个好的体制具有适当的制度化机制，既能满足、又能控制那些自私的人们，而坏的体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私人领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领域。在纯粹的私人领域，公民有"隐藏"私人秘密的权利，公共权力不应过问。促进公共利益往往是政府扩大其权利和规模所援引的理由。对公民个人利益的保障则必然要求对公共权力加以必要的、有效的限制。可见，对"私"的承认必然要导致对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上作出实质性的、明确的限制。私可隐，公要开。公共事务的处理要向民众公开，公共职位的产生要向社会开放，公共权力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公开与透明，是有限政府的基本要素，是对政府的有效限制，从而使非法、不当的政府行为无从藏身。所以，公共事务的是否公开透明，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公共权力部门能否提供充分可靠的信息，以及其决策是否有决策充分的透明度，这两者对责任制度和法治至关重要。没有充分的信息和透明度就为欺诈、不公平的待遇和腐败提供了机会。是否能获得准确的信息严重地影响到企业的效率和竞争能力。只有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才能维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有关经济的情报、有关特定市场的状况、有关政府的意图和行动对企业计算风险和潜在的回报都关系到企业的成败。透明度则改进了市场信息的传播和准确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是经济效率的关键所在，也是使政府更负责及制止腐败的有效途径，是使市场免受任意干预的有效手段，使得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进行经济管理。对经济发展的有效管理，不仅限於对国有企业的有效管理，而且涉及到制度和规则，其作用是为公共和私有企业的行动提供一个可预期的透明的架构。

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充分的竞争，取消多余的管制，使规则和制度高度透明化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国家在反腐败方面都有复杂而严格的法律，但是这些规则难以实施，因为许多私下的、内部的规定还没有公开。

在发展中国家，预算往往缺少透明度，许多税收项目在预算之外，而且许多支出也未被列入预算，如军费支出常常得不到立法机关的审查。充分的信息和较高的透明度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费用，但是自身也会带来更大的责任。如果会计、审计制度软弱无力，预算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监督，加上不严格的、不透明的、不受监督的批文或采购制度加剧了腐败，导致公共投资使用不当。在这方面，公共舆论可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

信息现在已经成为决定社会和经济变迁步伐的关键因素之一。竞争性的市场经济通常要求经济行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及时的和可靠的信息。信息越难获得，可信度越低，那么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因此，就会造成资金和人力的损失与浪费。

在所有国家中，政府都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有关於经济状况的某种特定的市场状况以及有关於政府政策和意向的信息对於投资者对风险的计算都极具参考价值，而且这些信息要么由政府提供，要么也是应民间要求才会公布於众。政府通常有正当的理由来隐瞒一些类型的信息，如关於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经济信息，或会造成经济震汤的信息。重要信息的过早泄露会导致政府政策的失效，如官方对汇率的调整。除这些特殊情况外，由政府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充足的信息和更大的透明度将不无益处：一是有助於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效益，二是有助於预防腐败，三是在分析、计算和接受政策选择信息方面的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信息与透明度还关系到经济效率。经济效率要求有关政府政策和行动的信息可供获得，而且经济决策的主要程序，例如预算都应该是相当透明的。经济效率也要求公众有机会对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发表评论，施加影响，当然最後一个方面受到特定国家的政治传统以及政治参与现况的限制。无论如何，扩大在政策制定方面的透明度对於提高经济效率十分重要。就与政府自身的关系而言，信息与透明度对改进与提高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水平关系更大。

当在政府的决策不受审查、不可争论、不向社会公开的地方，腐败的危险、公共资源（包括外援）被滥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增加，透明度不是控制腐败的充分因素，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封闭的决策有助於增加政府决策失误的风险和出现负面反应的风险。若是在决策之前社会上有公开的和充分的讨论，那么，不仅会改进政策设计，而且也使得政策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市场的竞争性都要求有多种渠道来获得相关的信息。

总之，公开私隐要求政府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公"的领域，不能任意进入私人领域。市场经济给政府规定的位置是仲裁人，政府的责任是公平、有效、和平地解决社会中的冲突。现代社会的发展，显得可供国家插手来干预人民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借口越来越多。尽管国家是必要的，但要确保人民有能力自力而不致过度依赖国家。国家不过是社会的工具，国家的权力及其运用不能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相冲突。没有公私分立、私隐公开，就没有有限政府。

三、实物名分与权利自由

在人类社会从非市场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归纳出这种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称为是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英国的法学家梅因认为，是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上述两种转变也许可以部分地适用於中国，但我认为，有一种转变是中国所特有的，这就是由实物名分到权利自由的转变。

例如，财产与财产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却很少有人提及它们之间的差别。财产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或者说，是实物。而财产权则是空空汤汤的权利。有财产的人未必有财产权，有财产权的人未必有财产。乍看起来，财产权好像完全是多余的东西，然而，财产权不论对那些有财产的人，或可能获得财产的人，或者说，对每个人都有著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财产权，有了财产，也可能会丢掉。有了财产权，不论是已有的财产，还是在未来可能取得的财产都有了保障。按照名分的概念，占有财产的正当性不在於占有者是一个人，而是在於这个人的名义身份。当一个人的名义和身份改变了之後，他的财产也要或益或损了。"抄（没）家（产）"的概念最能说明这一点。当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改变之後，如从权臣变成乱党之後，怎么剥夺他及其家人的财产、乃至生命不仅不过分，而且最正当不过了。所以，属於特定人的名分与属於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後者正是中国有史以来所一直缺乏的。

在传统的中国，没有权利的概念，只有"名分"，即名义与身份，它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种初级的权利，根本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根本的、不可让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根本就没有权利和自由的概念，即使是後来引进的"权利"概念也只是从具体的与实物有关的"利"来理解"权"，"权"能带来"利"。占有财产、对财产的权利不是绝对的权利，而是相对的权利，是由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名义和身份所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由个人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人自身所享有的权利，而是由这个人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权利。所以，在中国，财产及其权利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法理的、逻辑的、规范性的范畴。直到本世纪之前，所有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汉语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本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所有权不仅不包含任何个人的权利，而且只专指国家拥有一切财产的权力。

这种从实物的角度来理解权利的思路与原来作为"正当"的"权利"有著根本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中国，权利和权力由於在发音和字形上的共同之处（相近之处），经常在使用中产生混淆，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方，权力与权利则是根本对立的，根本没有混淆的余地。一旦混淆，即意味著强权即是真理。相应地，在中国的传统中，法律基本上是惩罚和教育的工具，而不是界定和保护权利的工具。

由於在中国的文化、政治和法律传统中没有权利的概念，所以，中国人身上有根深蒂固的重财产、轻财产权的观念，不知道用权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就没有财产权的概念。当一个人的财产受到、尤其是受到官家的侵害时，他无法、甚至放弃用权利来捍卫自己的财产，而是变著法、用另一种方式来补偿自己的财产损失。一个农民可能会在上午乖乖地把钱交给来摊派的村干部，然後，在夜晚，去盗割一段电线变卖之後来补偿自己上午的损失。如果这个农民有财产权的概念，如果财产权受到法律的保障，他就可以去抗拒村里的非法摊派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用不著晚上去盗窃他人的财产来补偿。由於财产权概念的缺乏，在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财产受到非法侵害的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同时又会用某种手段去侵害他人的财产。再比如，在目前，一方面，一些商人用钱去收买某些政府官员以换取商业上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这些政府官员摊派索贿的对象，如果有了财产权的保障和公平自由的商业环境，它们既没有必要把钱花在收买政府的官员身上，同时又凭借著法律对财产权的保障来抗拒非法的索贿和摊派。

中国人对实物的贪恋和对权利和自由的轻视决不仅止於财产，在权力问题上更是如此。如果说，贪恋财产而抛弃财产权的主要是农民和市民的话，那么，贪恋政治权力而放弃参政的权利则更常见於商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新富们把大笔的钱花在跑官、行贿，或是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上，而很少考虑自己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以及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参政的权利。而学而优则仕则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中国特色。很多人作学问，并不是为了学问本身，也不是为了用学问服务於社会，而是拿学问作为换取政治权力的筹码。多少年以来，做帝王师是一代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为了达到这一梦想，他们不仅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且扭曲自己的观点和人格，甚至冒著杀身之祸的危险。如果让一个士人来选择是做私塾的先生，还是做帝王的教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选择後者，但这个比例一定很高，不过，在我看来，私塾的先生是站著的，帝王的教师是跪著的，至少在人格和心理上都是如此。

与"抄家"概念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传统中国政治所特有的"招安"。"招安"是统治者拿作为实物的权力换取反叛者抵抗的权利，用牺牲一点点实物，如官位、薪俸换取王朝家天下的安泰，以致於真让人惊叹其商业头脑的精明和政治头脑的高明。"招安"的做法之所以每每收效，显然是在被招安者眼里实物比权利重要，从而使来自民间的限制政府权力的努力成功地化为乌有。而被招安者也从奖赏到的权力中洋洋得意。不难看出，长久以来，中国人对以实物名分换取自由权利的交易的合理性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而且都认为自己从中受益。如果历史可以重演，如果中国人把对财产、权力等实物的执著转换成对权利和自由的执著，那么，我不知道中国今天是个什么样子。

由於贪恋实物而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权，同时也就意味著放弃了对别人的财产权的尊重。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也许可以使自己一时富有起来，然而由於没有财产权，他不仅可能会丢掉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财产，也许连自己原来的家业也会赔上。正如我们後来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没有财产权的社会只能是一个财产极度匮乏、人人自危的社会。近现代的现实主义革命与以往的起义、叛乱、乌托邦革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这种革命的目的是争取属於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属於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利和自由是属於每个人私人的东西，不经过奋斗是不可能达到的。不为每个人取得包括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在内的平等权利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为达到争取同等的权利和自由的目的的革命是未竞的革命。以争取他人财富的"革命"至多是一场"起义"，或者是一场动乱。这样的"革命"的参加者也许会因为通过暴力手段获得他人的财富，但丧失的却是包括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土豪的家被抄了，田地被分了，其受益者也许会得到一些财产，但决不会成为巨富，当这些财产被消耗掉之後，或者被"公共化"之後，他也许比以前更穷了。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感召力和蛊惑力的口号就是去用暴力获得别人的财产，所谓"均贫富，等贵贱"。人们习惯於把革命的目的就是争取实物名分而不是争取自由、权利，是消灭个人财产权而不是相反。财富能争取到一点，但却以丧失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为代价。所以，在中国，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必要性就在於它的目标是争取包括财产权、参政权在内的权利和经济、政治方面的自由。

探讨由实物名分向权利自由的转变有著极大的现实意义。对实物名分的注重显然是无限政府的重要基础，政府用实物和名分来换取社会放弃对政府无限扩张的倾向的抵制。而权利与自由是市场社会和有限政府的必然要求。没有这一转变就无法确立权利和自由，就无法权力有限政府，也就无法建社会。

四、聪明的人与聪明的制度

记得小时候常常读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改革开放以後，随著大批的学子出国留学，中国人聪明的结论不断得到新的证据。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最聪明的民族，此话绝非空口无凭。中国人有举世羡慕的商业才能，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大至科学"大业"，中国的中学生们捧回了一座座奥林匹克竞赛奖的奖杯，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取得了一项项骄人的科学成就，乃致诺贝尔奖这样的殊荣也不乏有华人问津者。小至烹调"小艺"，尽管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中国的饮食文化比任何联邦制国家的多元政治都更加丰富多彩，而且美味绝伦。更让中国人骄傲的是，是五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举世无双。中国人没有非凡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取得这些挂一漏万的成就。

中国人的聪明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中国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聪明，还是只是在一些领域聪明，在另一些领域不那么聪明。或者在一些领域有无数的小聪明，而不具备大智慧。如果中国人在每一方面都聪明绝顶，大智大觉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在近代长期被动、挨打，为什么长期跳不出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治乱循环的怪圈？为什么经过漫长的五千年，中国至今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而被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甚至几十年历史的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远远地甩在後面？从上述问题看，中国人在聪明的同时一定还在另一些地方不够聪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涂。如果把这些领域找出来，至少对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聪明是十分有益的。

也许在这里很难把这些领域一一理遍，但至少从上面的由实物名分到权利自由的转变这一脉络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我们不难发现，在以实物换权利、以名分换自由的交易中，普通的中国人贪了小便宜，耍了小聪明，吃了大亏，上了大当，而长期不自知。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聪明更多的是体现在私生活中。在琴棋书画、在诗词歌赋、在饮食的制作中、在日常交往中。即便在这些领域，有些时候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滑头；与其说聪明，不如说世故；与其说聪明，不如说犬儒；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没有远见，缺乏大智慧。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却有严重的欠缺。有时作贱到不把自己当人的程度。即使是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也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没想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为自己而活著的个人。

20年前，中国恢复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黄不接，国家需要人才"，我也深为自己有机会能站出来让国家挑选感到骄傲，因被国家当成人才而感恩不尽。对"人才"的观念从没有任何质疑。20年後，当我从电视片中再次看到、听到恢复高考的这一理由时，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疑惑：如果国家不需要人才，那么，就可以不恢复高考吗？就不需要青年去学习、去受教育了吗？或者说，如果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个青年独立於国家的权利，如果国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过剩，或是培养的人才有问题，那么，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高考就可以随时被堂堂正正地终止了吗？当时最流行的比喻是，"伯乐与千里马"。难道每个青年活著的目的就是去充当国家马厩中的"好马"吗？如果国家不需要"马"了，青年成为"马"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当马的话，别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你当人。这里国家被看成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而作为人才的个人不过是供其骑乘的好马。然而，如果个人仅仅是"国家"（其实是统治者）的工具，那么个人的自由、尊要好人格怎能得到保障？这种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的需要，以国家的理由为最高的理由的这种国家主义观念早在数世纪前就已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今天的中国仍在大行其道。如果20年前这一观念无可厚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坚持这一观念吗？如果个人仅仅是抽象"国家"的工具，有限的政府还有可能吗？还有必要吗？

也许中国人真的聪明、智慧。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把这种聪明和智慧大规模地集中用於去探索建立有限政府的途径。也许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远不如中国人精明，但是，他们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宝贵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纪，古希腊的智慧就发现，享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是变态的政体，靠用政府的力量来消灭私人财产来实现正义的想法是愚蠢的念头。早在13世纪，就找到了用法律来限制王权、在17、18世纪的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一些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而在离21世纪还有短短几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在为是否要实行市场经济争论不休。连那些最坚定的拥护市场经济的人在鼓吹市场经济的时候也不得不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谈到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时，更是腰不直、气不壮。由於中国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大智慧，落後的中国与聪明的中国人之间的尴尬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中国人向来以精於商业核算著称。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厚黑。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地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在本世纪30年代，《吾土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构建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以致於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例："人民围著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他还发现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不知道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如果是出自大度，为什么一向斤斤计较的人在这一方面却反於常态；如果是无知的话，又怎么能说中国人聪明？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与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夕不保的财产与权力？为什么不去探索能够发挥而不是压制所有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在聪明与愚笨、人与制度之间有一些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聪明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当然，最好的搭配是聪明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坏的搭配则是愚笨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在中国，人与制度的搭配虽不是最坏的，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坏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难实现的话，那我个人以为，宁愿选择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之间的搭配。以对待聪明的态度来衡量，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让个别人的聪明才智压过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中国有一句形象的说法用於形容这种制度最恰当不过："武大郎开店"。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制度。如此看来，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再聪明的民族一旦这种聪明才智被压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聪明如果不是形同虚设的话，那么，也只是聊胜於无。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聪明与否，若能把仅有的才智充分调动出来，倒也蔚为可观，受益良多。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必须拿出最重要的证据来，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聪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应当是善於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有限政府则是迄今为止被人类的智慧所发现的，最为高明的政治制度。五、无限政府与治乱循环所谓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是指一个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有效法律和社会制约的倾向。有人可能会说，绝对的无限政府是不存在的，任何专制的政府至少要受到一些自然规律的影响，如领导人受生老病死的制约，受家人与权臣的挚肘，以及来自民间的武装叛乱的挑战。但是，即使是自然规律也无法有效地遏制无限政府的扩张倾向。这种倾向直到它被新的政权所取代之前其膨胀的趋势不会中止。所以，这里的无限政府不是指一个政府受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或能否彻底杜绝民间的反抗。判断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尺度在于一个政府，或者说一个政权在权力、职能规模上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制；是否公开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权力和规模在越出其法定疆界时，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无限政府首先表现在政府的权力不受来自下级的和独立的权力机构的约束，而只受上级主管的约束。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

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这表现为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本来完全可以由社会或市场自己去履行和完成的事情，或是把政府权力深入到纯粹属于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这样使民间渐渐失去了管理自身生活、抵制政府插手的能力。权力的扩张与职能扩张的直接后果是属于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断缩小，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不断受到侵犯。

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张表现为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官员越来越多。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结果换来的是最高的权力不受约束，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著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历史学家黄仁宇注意到，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在中国古代，这首先与孟子的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奉官僚体系为天经地义。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著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著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是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持久的摆脱无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就无法跳出"治"与"乱"的恶性循环。在现代中国，政府在规模、权力上，膨胀的征候比比皆是。尽管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上，比计划经济时代有明显的好转，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著政府规模过大，官员过多，财政紧张加剧，从民间提取财富的力度过大，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行使空间受到极大限制等问题。幸好，市场经济的出现为我们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提供了契机。如果我们把握住了市场经济的契机，找到了限制政府无限膨胀的、可行而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将从此摆脱"治"与"乱"的循环。否则的话，就不可能逃脱过去的历史所呈现的规律。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征之一，就是全面的经费短缺、财政紧张。因此，也每每有人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坚决加大中央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征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感到喘不过来气，而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的数量，乃至财政税收山穷水尽。最后由于政府规模、权限的无限制扩张，吞食了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机体，最终以崩溃告终。除非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民众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政府可以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的过低的名义，通过加大向民间的提取力度，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对任何王族来说，无限政府与万世一系，不可得兼。所以，有限政府的诉求绝不是民间有意与政府作对。正是无限政府才导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限政的政治逻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逻辑，它并不是为限政而限政，而只是要求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限政可以帮助统治者免除末世的厄运，可以帮助老百姓免除苛政的压榨。所以，为官者与为民者都没有理由拒绝它。不受限制的政府未必对统治者有利。当肢体过度肥大的时候，中枢对肢体各部分的控制程度，就必然大幅下降，酿成权威危机。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无限政府会导致政府的倾覆，这肯定既非统治者的本意，也不合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若考虑到被统治者的利益，无限政府更是有害。所以，摆脱"治"与"乱"的循环，关键是由"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为这一转变的实现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契机。

六、限政的理由与限政的方式

政府的权力之所以要受到限制，有限政府之所以要取代取代无限政府，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人性；不可避免的无知；政府的逻辑与政府的目的；市场的逻辑。

人性

由凡人组成的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至善尽美的境界，因而不要指望通过政府、国家和政治家的努力来达到这种境界，政治的作用与人自身一样都是十分有限的。任何权力总有一种要冲破现有限制的冲动，任何掌权者也总是企盼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一现实激发了相应的有限政府的必要。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因为掌权者的权力总是趋向于腐败。所以，市场经济之下，最令人特别担心权力的集中。不仅担心政府权力的集中，而且担心经济和社会权力的集中，赋予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之外的任何权力都是极端危险的。人们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政府的权力是必需的，但这样的权力本身又是危险的。最佳的政府应该是最适合人的本性的政府，即它能够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

基于对人的本性上的局限性，有关政府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应该强大到足以去作它该作的事情，但又不能强大到去危及自由。而只有有限的政府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不可避免的无知

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是基于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类的无知，限政的必要也正是来自人的不可避免的无知。无限的、全能政府不承认由凡人所组成的政府同样有不可克服的无知的一面。在现实中，把社会中的资源统归给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通常是政府）来分配，并作出经济决策，就会出现知识短缺和知识传递上的问题。政府必须为稀缺的知识找到一个效率最高的用途。政府要想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需拥有大量的知识，而且必需拥有它在事实上不可能拥有的全部知识。政府把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之前，还务必首先要明确这些用途是什么。面对这些不可克服的无知，政府在决策时的主观片面就在所难免。所以大部分行业和资源，一旦完全为政府所支配，其畏缩和枯竭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所以，对粮票管制得越严，就意味著大米越少；政府的任意干预越少，经济发展的步伐就越快。这虽不合乎理想，但在一定时期内，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依据无知论，政府则应尽可能地把决策权分散开来。否则企图去集中不能集中的知识，被集中起来的实质上就有可能是无知。政府的决定很可能是在信息和知识不充分的条件下作出的。作出的决策越大，其危险可能就越大。

基于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没有任何权力中枢能够充分掌握分散在个人手中的全部知识。若是剥夺个人使用这种知识的机会就会因此限制这种知识所可能带来的好处，从而不仅给个人而且也会给公众造成损失。所以，只有在没有统一目标的秩序中的人才是自由的。若是某一秩序把公共目标强加给个人并追求这一目标，就只有把个人变成秩序机器上被指定部位的零部件，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自由了，也就妨碍到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市场经济除了其经济职能外，还最佳利用了人类最稀缺的资源：知识，并通过赋予人们以选择和创造的自由，宝贵的知识才得以成为宝贵的财富。政府既然不是全知的，当然也就不是全能的。既然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就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政府的逻辑与政府的目的

政府必须受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自身的逻辑及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地所决定的。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的行为是以公共利益和维持政权为依归，不可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准则来运用资金。若是政府的权力，包括财权得不到法律和立法上的有力监督，必将导致社会财富非法流入官吏腰包，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提取民间财富的能力越强，支配财富的效益就越差；政府从民间提取的财富越多，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就越多。计划经济国家的能力最强，但经济发展的记录最糟。如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所挖苦的那样，如果让政府去负责撒哈拉沙漠，不出5年，沙子就会短缺。在制造短缺的计划经济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上述形容算不上夸张。所以，主张强化国家的能力应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约束。也就是说，加强国家能力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目标，而且即使作为一种手段使用起来也应当非常谨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要非常小心。"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中国大跃进的经济绩效证明了任何试图超越人类心智之政治实践、使国家能力最大化所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此外，政府的强制减少了自由，而自由本身就是免受政府约束的状态。而且，是公民个人，包括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最知道把他们的钱投到什么地方最明智。若这些钱由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去投资，既造成中间环节的流失，又造成投资不当、重复引进、重复上马的胡子工程。这些都是政府不当投资行为造成的严重浪费，且不说还有大量的钱财用于维持官僚队伍，乃至中饱官僚私囊。

国家没有、也不应负有实现至善的使命，因而就不应使其能力和权力过于庞大。政治是一项具体且有限的活动，它要求政府在使用其权力时经济而有效，在影响的范围上要受到限制。政府的作用就是执行游戏规则，就像体育运动中的裁判员与运动员不能兼二任于一身一样。这些规则又反过来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构成防止任意误用权力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可以使民众的自由得到保障，而正是这样的自由才使得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仅不应增加，而且要用限政的剃刀把多余的权力剃掉。要使国家和政府有所作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加以必要的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要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败坏了国家的能力。 政府总是要服务于一定的道德目的，它不能违反基本的道德律。根据基本的道德律，生命是神圣的，自由是珍贵的，财产的个人占有是正当而必不可少的。所以根据这一道德律，伤害人的生命是违法的，是犯罪；剥夺人的自由是犯罪；盗窃他人的财产也是犯罪。同样，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符合这一道德律，即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免遭伤害。既然公民享有属于自己的

美德"作为一个"好东西"，在直观上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单凭这一点似乎就可以使倡导美德成为无人敢于质疑的事业。然而，人类多疑、审慎、超越直觉的本性告诉我们，越是对美好动听的名词，越是要责问其实质内容，须循其名责其实。

关于现代性导致美德失落的消息，近年来在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都有大量的报道。随著麦金太尔等人著作的中文版面世，西方的这方面的见解开始在中国知识界的部分学者中引起共鸣。设计以美德为基石的思想大厦和"新"道德体系的念头也偶有所闻。"美德"作为一个"好东西"，在直观上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单凭这一点似乎就可以使倡导美德成为无人敢于质疑的事业。然而，人类多疑、审慎、超越直觉的本性告诉我们，越是对美好动听的名词，越是要责问其实质内容，须循其名责其实。即使假定美德就是"本身好的东西"，我们应该追问，它是何种美德？谁的美德？为什么美？多么美？作为好东西，它对谁好？

一美德的过渡

"美德"在内容上有著很大的弹性和相对性，以至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仅赋予美德不同的内容，甚至赋予相反的内容。另一方面，尽管古今中外所倡导的种种美德中不乏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每一个美德倡导者并不赋予每种美德以同等的重要性，而是突出强调其中的一两种美德。易言之，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个道德哲学家那里，都至少有一种大写的美德。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也相应地伴随著一种大写的美德向另一种大写的美德的过渡。麦金太尔等社群主义同道者们的美德学说再次印证了关于美德过渡的这一历史惯例。麦金太尔试图倡导一场新的美德过渡运动，不过过渡的目标不是什么前所未闻的崭新美德，而是流行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生活中的那种古典美德，其核心是参与城邦、服务城邦、献身城邦的公共美德。由于这样的城邦只相当于一个社群，而且在政体上时而采用共和形式，故当代的社群主义者往往以共和理想传人自居，并给上述美德学说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这样，复兴古典美德的运动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回归共和美德（republican virtue）的运动。乍听起来，这场运动的道德调门可谓高耸入云了，再加上中国一向被认为缺少公（共美）德的传统，其在中国可能引起的兴致就可想而知了。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首要特征是美德。美德的重要性来自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古代城邦里，美德就是热爱国家，献身国家，这种热爱要求人们不断把公共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把舍己为公、献身国家当作至高的美德来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并不是古代共和政体中专有的事情。事实上，在所有的古代社会中都有类似的"美德"要求。在中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五讲四美不都曾是以道德规范形式出现的最高政治律令吗？用"忠君"与（或）"爱国"来概括这种古典美德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只是在君主政体下，爱国服从忠君；在古代共和政体，参与（政治生活）服从爱国。而国家主义就是这两种政体之美德观的公分母。

培养效忠与献身的美德决非易事。它要求有特别的条件和严密的控制，而这会妨碍到宪政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它要求把城邦当做一座"大学校"来培养新型公民。这就要求城邦规模不能太大，不能是民族国家，只能是城邦国家。最好同文同种，不能让商业发展，不能让思想自由交流，否则会导致一些公民"中毒"，他们会败坏自己、逃避应尽的义务。社会最好是一座兵营，这样一切都处于长官的控制之下，以确保所有成员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而这些控制的结果就是导致今日所谓的"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只有一些理论家所主张的那种"国家的自由"，或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但是，这种集体的自由与个人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献身于这种国家的美德正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古典的美德最终被证明是败坏的美德，不论它是依赖直接民主还是依赖贵族寡头都必然要以奴役和专制为前提，奉行黩武的帝国主义和军事扩张。古典的共和理想要求所有的公民参加制定、并遵守由此产生的法律。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

柏拉图主张，基于建立"一个美德的社会"的必要性，有必要对公民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严厉的管制。亚里士多德虽主张有更多的自由，但仍视美德为政治的目的；而行动的自由则随时必须为这一目的让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德治之下，统治者都应鞠躬尽瘁地献身于公益。按照现代美德观，这种要求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是极不现实的。如果统治者像爱自己那样热爱其所统治的国家，那么，人们会怀疑这国家（江山）是不是像他（们）自己的身心一样是仅仅属于他（们）私人的。我们知道，有些守财奴把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与金银珠宝相比，江山当然要宝贵得多，也就更值得统治者热爱。所以，历史上那些为自己的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未必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把公共的江山据为私人所有。

这种美德伦理学的政治预设是：理想的政治生活乃至经济生活，更不用说道德生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人必须克服掉心中的私欲。只有能舍己奉公的政治人，才是政治生活中最合格的参与者。根据这种美德观，人是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动物，其存在一方面涉及到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涉及到个人私利。要使政治有效运转，人就必须克服自身的自私部分，制裁个人的私欲，才可能成为公正道德之士。然而，强调效忠与献身的美德，也意味著政治制度不发达，法治未确立。在古代共和国如此，在当代人治国也是如此。若只一味强调美德，把建国与立国的根基放在动员公民的爱国心之上则可能导致美德因承受不起的重负而彻底崩溃，乃至荡然无存。

以国家为核心、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古典美德，随著实践的推移和社会经济及人类自身对道德及政治问题认识的发展，逐渐暴露其根本的不合理性。早期的基督教已赋予个人以更多的自由，圣·奥古斯丁认为国家根本无力改进个人业已堕落的道德状况，因此，必须对国家化道德领域施以严厉的限制。圣·托马斯虽视美德为国家的主要目的，但强调个人自治的重要性，及个人在正误、对错、是非、善恶之间作自由选择的必要性。在中国，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古典美德观在明朝末年就受到了来自当时的思想界的重大挑战。在西方，尤其在英国，随著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在近代的形成，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美德观已日薄西山，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已格格不入。于是，以洛克、斯密、休谟等人为代表的英格兰－苏格兰启蒙学派归纳、概括、阐发了（但不是发明了）与当时已萌芽的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型美德观，并由此触发了由古典美德向现代美德的过渡运动。而且，在地球上现代性尚未全部展开的角落，这场过渡运动仍未终结。

二、对照与比较

在对古典美德和现代美德的优劣作出判断之前，我们不妨对这两种美德作一番简单的对照与比较。

古典的美德是依附的美德，以义务为本位的美德，使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利益服从于他人和国家需要的"他"性（otherness-oriented）美德。按照这种美德观的看法，自我利益与公益是水火不容的。人有私利但更要献身公益。要维持社会的正常生活，政府有效运转，公益得到保护，个人就必须克服自身的私心，制裁个人的私欲，把私（己）奉献给公（共），这样才能使自己才能成为美德的化身。这种美德认为爱国是获得自由的前提、是公民无条件的义务。

现代美德是以自由和权利为本位的美德，是"自"（self）字开头的美德，格外强调个人对自己负有的不可让渡的责任，注重个人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力）、自治（自律）。古典美德认为奉献自己是关心他人的前提，现代美德认为健全的自己才是关心他人的根本前提。价值和美德源于自我。人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自然地趋向于那种被拔的太高的公益，因为以忠诚和献身为特征的古典美德对待普通人过分严酷，并且无效用，它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是爱国的前提，爱国的义务只能是热爱能够保障和增进个人自由的制度的义务。

古典美德观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直觉，无私奉献是美德。而基于审慎的现代美德观是反直觉的，它发现，单纯的利人与献身并不能增加公益，利己利人才能增加公益。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以古代人的自由和现（近）代人的自由来区分这两种美德。他发现古典美德把自由理解为参与和献身，而现代的美德则把自由理解为个人在私人领域内自主、自立的自由。波普则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集大成的古典美德是"封闭社会"的美德，洛克、休谟所集大成的现代美德是"开放社会"的美德。

至此，已不难发现古典美德的最高境界是要人们恪守"螺丝钉精神"，卡尔·波普称之为"齿轮精神"。这样，美德伦理学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美德政治学：每个公民生命的目的就是为国效力，为公献身，在国家机器上克尽"螺丝钉"和"齿轮"的角色所赋予的职责。按波普的分析，这里的与国家利益等同的"公益"，不过是"集体的自私"的代名词。所以，这种美德所扶持的国家必然要求特定的美德与之相适应，这便是螺丝钉和齿轮的美德；人人都是高度参与国家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和齿轮，而有关这种美德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就是迫使每个人学会如何把个体奉献给整体，同时，国家机器运转的目的却不是螺丝钉和齿轮们所能过问的。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有一句名言高度而准确地概括了这种"螺丝钉"美德：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可是，若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他的总统当然做得轻松、潇洒。但是，他有理由要求大家为他做个好总统而忘我工作吗？为国家工作与为总统工作有差别吗？这里国家与个人是主仆关系，公民不是自由人，国家则凌驾于个人之上，两者之间就变成了单向的依附关系。国家由属于人民变成高于人民。可它既然不能为百姓做点什么，那么要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国家岂不是个怪物。这种公民美德论调的背后仍然是柏拉图的正义观：正义是最美好的国家利益，凡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就是善的、有道德的和正义的；凡是危及国家利益的就是恶的、不正义的；国家本身不可能有任何错误的行为，只要它是强大的；国家有权对它的公民使用暴力，如果这样巩固国家的权力的话。

按照现代美德观，一个好的体制具有适当的制度化机制，既能满足、又能控制那些造就这一体制的自私的人们，而坏的体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里，自立、自力、自利是预设的，是出发点，我们不能区分自私的好与坏，只能区分好的利己方式与坏的利己方式。美德只存在于个人的身上，即使是"集体主义精神"，也要由以个人为本位来体现。

古典美德的一个主要魅力在于它提倡的是一种英雄的美德观。但这种英雄美德的展现需要奴隶与征服来衬托。在雅典城邦，获得公民资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他有能力购置一件武器。在希腊语中，"美德"（arete）的词源是"跑得快的（因而善战的）能耐"，在拉丁语中，"美德"干脆与"士兵"（vir）同源,意思是指男子在战场和竞技上表现出来的"刚勇"。英雄的美德需要杀戮。城邦时代的古典美德是崇尚暴力的美德，是由武士来践行，在兵营里和战场中实施的美德，是建立在杀戮基础上的美德。无怪乎波普称这种美德为"好战的、原始部落的美德"。

古典美德还是一种基于特权的美德。它认为一些人的生命价值高于另一些人，所以它要求一部分人以奉献为生命的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公开主张人与人在身分与待遇上的不平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等级与特权是不可动摇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这样劝谕他的学生亚力山大大帝：做文明人的贤君，做野蛮人的暴君。等级、特权与暴力显然是人类文明在演化过程中的重点摆脱对象。现代美德是凡人的美德，是和平的、适合于商业活动的美德。这种美德，虽无力使现代社会完全避免战乱，但它的实现却不以奴隶和战争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固然有使人失落的一面，似乎英雄少了，凡人多了，但同时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新的出发点。这样，人可以相当自由地把握自身，并改善自身的处境。现代美德是基于人人身分与权利平等的美德，它认为人与人在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生命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充当另一些人实现生命价值的工具。

古典美德是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的美德，它秉持意图伦理和积极的政治观，认为人活著的目的和一切政治活动的目标就是追求那个在天国中才有的至善。现代美德是低调的现实主义美德，它秉持责任伦理和消极的政治观。现代人并不追求那个并不存在的伊甸园，只要能避免专制的大恶就实属万幸了；他们遵循他们那稳健、务实的自然本性，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有这样的道德，而是因为他们的欲望是健全与平衡的，并且认识到这种健全心态的合理性；他们知道，尊重他人的权利，自己也会被尊重；他们尊重法律，因为法律的制订也有利于自己的权利。这一切在英雄和圣贤看来，确实并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对于贫困、羸弱、受压抑的人类大多数来说，这却是获得拯救的保证。现代人构建美德的起点虽低，但根基坚实。所以，古典美德是容"寡"（少数统治精英）暴众的美德，现代美德是容"众"不暴寡的美德。按照中国古人的看法，大德才容众。

古典美德赋予国家以巨大的道德权威和道德使命，把美德当作是治人的重要工具。亚里士多德说："关心美德是国家的职责，这才真正配得上这个名称。"国家官员必须关心公民道德，他们还必须使用他们的权力来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这样，政治权威支撑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来自政治权威。对国家提出这种道德要求将导致个人放弃对自己的道德责任，其后果不是改善，而是毁灭道德。它将以国家对个人的虚假的责任来代替个人对自己的真正责任。而且按照这种美德观，一些人的灵魂像花木或机器一样要交给另一些人去"修理"。于是，那些灵魂修理者的权威不是来自其自身智慧、真理和正气，而是来自权力，当然他们的灵魂最终也要由政治权力来修理。在现代美德观看来，修理他人的灵魂纯粹则是一项多余而有害的工作。

现代美德观把美德主要当作自治的工具，要求法律、政治与道德必须分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是美德的政治。这种分离并不是意味著政治可以不讲道德。私人的道德不应是权力和法律的事情，否则必将侵害到每个人的自由。所以，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应相互独立，道德权威不能来自政治权威。据波普认为，如果国家有道德的话，它在水准上大大低于一般公民的道德。所以，国家的道德应由公民来控制，而不是相反。人类所需要和希望的是政治道德化（政治活动要合乎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而不是道德政治化（政治权力决定道德规范）。

根据古典美德观，作为美德化身的"好人"是那种只关心他人的人，缺（乏美）德的"坏人"是只关心自己的人。现代美德观中的"好人"则是那些知道如何关心自己的人，对自己的利益和行动负责的人。他通过合法途径对个人利益的竭力追求，通过复杂的市场交换机制最终增加了社会的共同财富。追逐自利需要的是勤劳、诚实及正直的个人道德。当然，也不排除出现欺诈等恶德。按照现代美德观，具备美德的人是承担对自己的责任的人，而不是把自己交给别人，或承担对天下人的责任的人。对他人的私务不可能也不应该过于关心。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主地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

现代美德观对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利便无公益。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自己没有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实现个人利益提供最有益的环境，只有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也就保证了对公益的关心。所以，公共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和范围。现代美德观还解除了对人类追求生存权利的禁锢，指出了与之相抗衡的那些动机的虚幻和伪善；主张任何人类的理想都必须尊重个人为自己著想的权利和自由。按照现代美德的看法，正当追求自利所带来的公益绝对大于牺牲自利所带来的公益。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向人们提供从事伟大事业的机会，而无需其本人伟大。人以自利为出发点能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全社会的人贡献大。正义是起源于人的自利和有限的慷慨，自己对自己负责，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充分的自我发展，便是对公益最大的贡献，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不要去损害他人的私益。

三美德与黑暗时代

古典美德之所以让位于现代美德，部分是因为这种古典美德不过是政治操纵与专制的面具，是打著平均主义旗号的、反平等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至善论为依托的美德在自由主义看来正是恶德的最大根源。它不公正，不公地对待人与人，它容忍人对人的奴役，却不宽容不同的思想与信仰；它不公地对待公与私，它要求人们去私奉公。相反，现代美德反对平均，却主张对每一个人给予同等的尊重；它抛弃了至善论的美德观，尊重每个人的正当自利和同等的自由，尊重每个人的财产权和信仰自由。现代美德观虽然承认个人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不以美德为其思想和实践的立足点，并且对美德能永远战胜自利持强烈的怀疑主义态度，但这并不意味著它排除了美德，相反它更有效地鼓励了美德，为美德的光大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它把美德的发扬与人的自利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使之基本上并行不悖。根据新的美德观，没有自利就没有美德。信奉美德不等于信奉至善无私，而是相信多数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越眼前的狭隘的自利。所以，呼唤美德不再是向人索取其所不能奉献的东西，更不是去蔑视人的天然本性。

可能有人会指责，上述对照与比较带有明显的偏见与偏爱。当然，古典的美德并非一无是处，现代的美德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彻底排除古典美德。然而，麦金太尔及其同道们却断言：启蒙运动的道德主张是一场大失败，自由主义的规范伦理学已经彻底破产。在他们看来，无论（自由主义的）道德规则多么周全，如果人们不具备良好的（古典）美德，这些规则就不可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更不用说成为人的道德行为规范了。但是，只要是道德规范不都包含了对美德的某种规定吗？

表面上看，美德伦理学对规范伦理学的否定，不过是伦理学内部一场寻常的学术争论。社群主义试图拿有特定内涵的美德伦理学去置换自由主义规范伦理学，不论其在学理上能否立足，都不算过激之举。然而，美德伦理学从它的第一个字母、第一个笔画起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如果麦金太尔看中的美德中所包含的政治信号还不甚鲜明的话，那么，这一信号在另一位社群主义者本杰明·巴柏那里已放大得再鲜明不过了。这就是作为参与民主所要求的，个人对公共生活和共同善业的参与、服务、奉献的、雅典式的强势民主。麦金太尔沿著美德伦理学的思路得出的政治结论则更令人咋舌：现代美德已完全失去了道德合理性，当今社会的道德如此贫困，美德如此短缺，只能意味一个新的野蛮、黑暗时代已经来临，所以，人类进入了（光明与黑暗的）重大政治转折关头。至此，伦理学上的是非问题已经变成了光明与黑暗决战的重大政治问题。

现在的焦点，已不是古典美德是否一无是处或现代美德是否完美无缺的问题，而是回到前现代（或后现代）的古典美德可能性、必要性、理据及代价问题，是摆脱还是回到黑暗时代的问题。假使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规范伦理学真的已彻底破产，那么，社群主义者们所衷情的古典美德，若想取而代之又需满足哪些条件呢？

读过麦金太尔作品的人都会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眼里是古典美德的大宗师。读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读者们一定记得，卡尔·波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决定论美德观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运动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这种美德观作的证伪工作。麦金太尔也承认：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上，亚里士多德在许多方面，并不是致力于反对《理想国》，而是在完成《理想国》未竟的工作。亚里士多德没有背离支持柏拉图极权主义理想国的道德学说，在这一点上，麦金太尔与波普并无分歧。二人的分歧只是，麦金太尔主张复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古典美德，因为它能挽救人类，并引导人类走向至善。波普则抛弃了这种古典美德，因为这种美德每一个细胞中都包含著极权主义的基因。

下面是波普在其《开发的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古典美德观及相应的道德学说所发表的一些看法：

虽然这种古典美德是"盼望恢复较稳定的生活，恢复宗教、规矩、法律和秩序的表现，但它本身在道德上是腐朽的。"（中文版，页194）对团结、美好、至善的梦想，以及这种唯美主义以及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乃是从前的部族集团精神的产物和象征。（中文版，页210）神秘的或部族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之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成为开放社会。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恰当地比作一个有机体。所谓国家有机体学说或国家生物学说可以在相当范围内适用于它。一个封闭社会相似于一群羊或一个部落…，其中各个成员由于有著半生物学的联系－－同类、共同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而结合在一起。（中文版，页182-183）追求古典美德的"浪漫主义可以在过去（或者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尽管有著创造人间天堂这个最善良的愿望，它只能造成人间地狱－－这个地狱只能是人给自己的同胞准备的。"（中文版，页117）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这种美德登峰造极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

由此观之，麦金太尔要使人类接受其古典美德的召唤，他至少必须做以下两件事情中的任意一件。他必须解脱古典美德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干系；要么他能证明，古典美德即使带来极权主义也比现代美德所支撑的自由民主政治优越，封闭社会比开放社会优越。复兴古典美德不能无视"波普命题"对古典美德所作的毁灭性诘难。但是，麦金太尔及其同道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在他们的作品中避开了波普的诘难。

从美德与欲望的关系中可以找到两种可能的生活：一种是美德可能实现的生活，另一种是欲望可能实现的生活。古典的美德观认为两种可能的生活是或此或彼；现代的美德观认为，两种可能的生活不仅一致，而且注定要融合在一起。更有甚者，它认为，不是欲望服从美德，而是美德服从欲望；只有关于欲望得到满足的生活成为可能，关于美德得到实现的生活才是可能的。对古典美德的向往只不过是一种扭曲了的欲望。数百年前已经失败了的美德，今天可能死而复生并统治世界吗？假定古典美德可以解救当代的西方社会，与雅典文明无缘的非西方社会怎么办，难道任其堕落？雅典美德的药方可以成为普（遍）适（用）的药方？古典美德为什么没有解救希腊，反而迎来被普遍认为是"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

的确，现代美德从其诞生的时刻起，就一直受到抨击，被人诅咒，被指责为放纵贪欲，有私无公，格调低下。今天这一攻击的火力得到了跟在古典美德之后的麦金太尔的大大加强。现代美德中的确潜伏著危机，但若要复辟古典美德以取代现代美德，其必要性、可行性令人怀疑，其后果更令人担忧。麦金太尔说今天的西方世界是没有美德的"黑暗时代"，不知他指点的光明世界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若在地狱，人们恐怕会避之不及；若在天堂，对凡人来说又飘渺而不可及。更何况，谁能肯定这样的"光明"不是刀光火影折射出的血光？拿黑暗的时代（中国的说法叫"暗无天日的社会"）来吓唬人，拿至善的美德、崇高的理想、极乐的天堂来诱惑人，从而把人们引入乌有之乡，这种政治思维的套路中国人应该毫不陌生。

当代的社群主义者反对规则伦理学，是因为这些伦理在他们看来是自由主义的，并且有著不可克服的重大缺陷。不过，即使是在西方，现有的全部伦理规则并不都是自由主义的，而且，所有的伦理规则和所有的美德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规则与美德都是如此。不能以想象中的完美无缺之物来取代现实中的不完美之物。可以肯定，在现在及未来的世界中，美德伦理学没有取代规则伦理学的可能性。其中简单的原因是，任何美德都需要规则体现，不论这些规则和美德是什么主义的。

麦金太尔认为，自由主义伦理学说是颠覆和否定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伦理学传统为基本前提和目标的。的确，兴起于英格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在道德研究方面的最根本的目标是为由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共和的、宪政的民主政体提供新的道德合理性论证。易言之，这种伦理是以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为前提的。而伴随古典美德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早已消失。所以要想古典美德在二十一世纪大行其道，就必须像十九世纪的新兴历史决定论思想一样根据这种美德设计一套更高明的，并且能取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全新秩序。依据这种道德原则设计秩序的努力会比历史上类似的尝试结局更好吗？历史告诉人们，这样的道德理想建构一旦变成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必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麦金太尔预言，若不追求他所指点的那种古典美德，黑暗时代将再次降临。在中国也有人断言，若不回到五十年代，中国人将堕落得无可挽回。麦氏提出的解救之道是：只有回到洋溢著古典美德的社群生活，人类的文明才能在即将来临的野蛮黑暗时代中继存下来。这样的社群（community）及其中充满"美德"的公共生活，不禁使人联想到斯巴达城邦中的公共生活、使苏格拉底受难的雅典大民主，以及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公社（commune,communal）生活。在中国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雅典、斯巴达式的古典美德不可谓不盛行，公民的参与程度不可谓不高。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德生活史，简直就是古典美德的再现史。全民皆兵、全面武斗、有集体无个人、读语录学文件，汇报交心、彻底的不宽容，可谓展现到了极致。参与集体、服务他人、批判揭发、野营拉练、游行串连、上山下乡、群众大会、效忠领袖、献身"国家"等，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不履行就会受到惩罚的强制性义务。其效果如何，后果又如何？那时，侵泡在这种生活中的中国人，按麦氏的标准，应已彻底冲出了黑暗时代。当年的普通中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欣赏自己的况境呢？那时"身怀七亿三十亿"的道德境界不能说不是廓然大公的境界；与麦氏的"黑暗时代论"相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政治判断则更有"先见之明"。这种古典美德与黑暗时代、封闭社会是什么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已得到最为彻底的检验。其结论是，一个仅靠古典美德支撑的时代注定是专制、蒙昧、野蛮的黑暗时代。

是人性堕落，还是道德进步--我看市场经济的道德后果刘军宁【多维新闻社2000年11月7日电】刘军宁文摘之十七：随著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社会表象上看，似乎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奸商"多了，"标兵"少了；"贪官"多了，公仆少了。

在人们的头脑中，理想少了，利益多了。有人甚至惊呼，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道德滑坡"；有人担心，中国人正在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情操的"经济动物"；有人对"十亿人民九亿商"、"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惶惶难以终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疑问：经济发展带来的是道德进步还是人性的堕落？有人甚至视市场经济与情操失落为前因后果的关系。至少，从时间顺序上看，道德的"滑坡"是伴随著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出现的。然而，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的失落，真的构成因果关系吗？如果不是，两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目前道德领域的问题原因何在呢？

与上述种种担心和指责相反，我以为，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败坏人的道德，反而为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准备了有史以来最充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为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实现提供了最佳的经济结构。专门为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而设计的社会从未成功过，僧侣主义的破产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把人的自由选择落实在最坚固的地方，也为人的全面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过上了道德上体面的生活，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断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计划经济剥夺了让人哪怕是做"奸商"的机会，但却付出了道德上付不起的贫困的代价。如果让人们在一个"有奸商"、也有选择自由的富裕社会，在一个"没有奸商"、却贫困如洗、民不聊生的社会间作出抉择，我想，绝对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1949年之后，我们曾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后一个选择，但终究因经济和道德代价过于沉重而放弃了。

财富是同情、关心他人的前提。市场越发达，慈善事业也就越发达。财富为人们实践美德提供前提。发达国家对卢旺达、波斯尼亚等地的难民、对北朝鲜的饥荒等的大量的物质援助与仅表示道义上的口头同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财富为后盾，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就会成为空话，乃至口头同情者自身成为实施人道的对象。没有以财富为后盾的物质支持，只有道义上的同情，口惠而实不至，不是一种虚伪吗？现在，一些关心道德的人往往对市场抱有多多少少的敌意。但是，市场经济被证明是最有利于财产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效果最显著的制度。不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实践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理想的道德只能建立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道德"道德吗？市场经济能使人们脱贫致富，这就是其最有力的道德合理性。

假如经济发展不能带来道德进步，那么，经济不发展会带来道德进步吗？若果真如此，那么，以经济不发展来换取道德进步可取吗？把虚幻的道德追求凌驾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上道德吗？人穷便志短，仓廪实才知礼节，衣食足才知荣辱。绝对的贫困与绝对的权力一样绝对使人败坏。"人穷志不穷"不过是一种告诫、一种追求、一种与"人穷志短"局面的抗争，而不是天然的客观事实。市场经济只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环境，从而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创造出适当的外部物质条件。若是只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道德楷模的话，那么，这样的楷模值得效法吗？只有贫困和饥饿才能换取道德的高尚吗？这样的交换道德吗？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生活与道德情操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表现道德情操的方式往往是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当利己与利人相冲突时，往往要求人们作出自我牺牲。换句话说，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私益与公益不能两全，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才能成全另一方。所以，这种提升道德情操的难度很大，会有"英雄"、"楷模"，却难以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在市场经济下，公益的增加恰恰靠的是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公益与私利被恰当地联结在一起。

现在，北京人吃广式月饼、看日本的电视机、喝美国的可乐已是普通的享受。这并不是靠国内外的这些厂商和分销商们发慈悲，学雷锋，而是靠利益驱动。他们的动机在赚钱，后果却是丰富了市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市民做了实在的好事。若没有市场经济，他们无利可图，也就做不了好事，大家也享用不到这些物品了。若有的话，也象过去那样凤毛鳞角，只能是特供商品，有特权的阶层才能享有。普通市民仍然只能去吃那些诸如凭票供应的、常被人们戏称为"用锤子都砸不开的"老式月饼了。

市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这种现象称为"意外后果的法则"，相当于中国人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市场经济对道德情操的提升主要靠的是"无心插柳"。而非市场经济的社会则主要靠的则是"有心栽花"式的刻意追求。有心为善，靠鼓励"忘我无私，舍己助人"来增进社会的美德往往象有心栽花，事倍功半，而且对这类美德的宏扬往往意味著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有心栽的花即使活了，也不能为社会提供道德"荫凉"，只能是稍纵即逝的、摆设式的点缀。

为人民服务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买米挑水、打扫卫生、扶老携幼之类的好人好事。另一种是通过自己所享受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来从事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有偿服务之类的商业活动，如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或经营搬家公司。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只被允许用前一种方式做点好人好事，而且做这样的好事要求牺牲自身的利益（如休息时间），用后一种方式做好事的机会则被彻底剥夺。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慈善）组织来做前一种好事，而且人们还可以从事既利己又利人的商业活动，这样就使得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更加合理，效果更加显著。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只能等待可遇不可求的"雷锋"，不能雇佣、也不允许雇佣招之即来的"雷锋"；在市场经济下，人们不仅可以等待"雷锋"，在等不来时可以雇佣"雷锋"。更何况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的满足也远非靠隔三岔五给人打扫卫生所能比拟。所以，以为人民服务来衡量，市场经济在行善的道德方面也远远优越于计划经济。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的结论：要想为人民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就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更有效地保障人们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

在一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者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就能使商品消费者得到满足；在另一种经济体制下，尽管人人学雷锋、做好事，消费者即使凭票也还是买不到理想的商品，即使愿意花钱也得不到合适的服务，哪一种体制更道德呢？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的美德仅在于促进个人自身的利益。但是，个人通过某些机制既实现了私利又促进了公益，那么这种机制显然是合乎道德的。恰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提供这种机制。

对市场经济败坏道德情操的"最有力的"指责，莫过于市场经济"造就"了大量的"奸商"，允许他们"坑蒙拐骗"。但事实正相反，奸商的泛滥是没有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奸商的历史比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要古老得多。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蛋"与"鸡"的关系。计划经济虽无奸商，但却造就了垄断，不用兜售其奸就可以用权力独占超额利润，其结果是物质匮乏、民不聊生。如果这种做法也比市场经济更合乎道德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道德的了。即使是"奸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因为骗钱毕竟比抢钱文明。前者靠双方的自愿同意，后者则靠武力胁迫。只要法治健全，市场完善，消费者变得"挑剔"，奸商就难以得逞。在中国，人人都明白，原装、独资、合资、国营、个体，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其中凝聚的道德因素（如"诚"、"信"）含量不一样，受欢迎的程度也就不一样。（"原装"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的关联不用多说了。）这种差异还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越发达，商品的质量就一定越可信、越可靠。否则，人们一定弃"原装"若敝履。

如果人想干坏事，那可能是人性的问题，与市场并无干系。没有市场，人照样干坏事；没有市场经济，人可能干比坑蒙拐骗更坏的事，所以不要错戴帽子。市场中存在欺诈并不等于市场自身有不良的道德动机。当然，在市场经济下，商人们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惜牺牲公益。为此，他们不惜垄断市场，不惜用贿赂等手段使政府官员为他们的业务建立保护性贸易壁垒。然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同样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大敌，所以有些商人总是企图通过权力来破坏市场机制以济其私。这恰恰说明市场是公平的，不能把不属于市场造就的恶行归咎于市场。相反，维护市场的完整性和公平性才是打击奸商的最有效的手段。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所以，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参与这种交换的商人。大家都知道，和气是一种美德。而市场经济最滋长这种美德。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和气生财"。如果你想卖出你的产品，你就必须礼貌待客，文明服务，以致列队恭候、笑容可掬、忍气吞声。当然，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贡献绝不仅于此。市场使人的潜能得到发展。它鼓励人们勤劳、客气、恭谦、礼貌、合作、克制。售货员经常殴打顾客的商店绝不会生意兴隆，除非是非市场条件下的独家生意。所以，市场经济是文明的最强有力的推进器。

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其中不乏庸俗、奸诈之徒。但是，一个社会又有那个阶层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圣徒呢？市场经济的道德水平并不指望商业和工业巨头们有一个善良的心或美德来建立一个遵纪守法、生气勃勃、情操高尚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靠的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来迫使人们表现出良好的道德情操。为了让一位顾客消费，顾主可能会强按怒火，仍然满面笑容。若没有市场这种结构，顾客得到的可能是顾主的臭骂，而不是笑容。不管商人们的动机是否善良，为了赚钱，他们必须展示出良好的道德面貌，因为这正是公益与私利的共同要求。这样，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成功的商业活动与良好的道德情操可以并行而不悖。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同于宫廷式的官僚社会，前者对人才实行"功绩"的奖励原则，后者实行的则是以"拍马屁的"能力为晋升原则。在前者，个人的成功靠的是勤劳、自立、诚实、能干，后者则靠阿谀、迎奉、依附与权威崇拜。究竟那一种社会更败坏人的道德呢？那一种社会更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发育成长呢？在非市经济场的官僚社会中，个人无独立人格，靠人身依附，社会则压制、积压人才，制造浪费，鼓励盗窃，以致扭曲人的心灵和道德。尽管利他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美德应来自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因为这种"自利"的道德不把自己当作负担转嫁给别人，不让别人为照顾自己的利益付出代价。试想，若是一国的所有国民都对自身的利益袖手旁观，看著别人为天下人的利益日理万机，鞠躬尽瘁，直到死而后已，难道不觉得于心不忍吗？这样做，既败坏了自己，也败坏了别人。责任心是良好道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有助于个人自我实现，摆脱人身依附，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自己的责任心。而只有有能力对自己负责的人才有能力对社会负责。

近年来，人们对市场化改革时代的道德面貌和精神生活也展开了各种讨论。其间，不断有人以五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文明顶峰"来衬托今天市场经济时代的"人心不古"的世风。有人甚至"自豪"地宣称，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虽不如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在五十年代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高度的精神文明。于是，五十年代的道德面貌便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参照系。

不过，五十年代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面貌给我留下的却是一串串的问号。首先，精神文明的标志难道是象五十年代那样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充斥著"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吗？谁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拒绝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人会说，五十年代比现在廉洁。可是，高层干部中如高岗之流的奢糜、大饥荒所滋生的中低层干部的特权不正是后来的结构性腐败的先兆吗？

有人可能会向往五十年代人们表现出的天真不世故、无私不计较、奉献不索取、服从不反思的"美德"。然而，我们又怎能遗忘当时政治生活中充斥的迫害、出卖与谎言？我们真的有足够的理由把上述"美德"与在镇压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等具有政治性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愚昧截然分开吗？如果这样的"美德"还能继续充当我们今日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如果当初人们更"计较"、更"世故"、更"有主见"，那么今天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取消人民公社、放弃计划经济、为右派平反、改造所有制，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不都是多余之举吗？难道中国人今天的"追货逐利"不正是吸取了当年以几千万人饿死换来的教训吗？今天的"贪财"与人们的正当利益长期受到严厉压制毫无干系吗？

所以，我怀疑，五十年代究竟是精神文明的颠峰，还是道德滑坡的序幕？退一步说，如果五十年代真的是"颠峰"，为什么如此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仅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导致经济的崩溃？与物质文明完全背离的精神文明可以成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吗？再退一步说，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值得重新追求的"道德理想国"，不靠强制、灌输和社会生活的重新政治化，普通民众愿意回到五十年代吗？再说，上述手段文明吗？假使我们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重建了昔日的"道德理想国"，那么，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向世人担保，我们所迎来的不会是第二场"所有制改造"、第二波"大跃进"、第二次"大饥荒"、第二个"十年动乱"呢？即使是值得怀念的也不等于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等于是能够追求得到的。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应该有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目标！

市场经济不可能杜绝不道德，任何其他经济体制也办不到。所以，我们不能把能否杜绝不道德当作取舍市场经济的根本尺度。市场经济成为现代社会在经济体制上的唯一选择，其自身一定有坚实的道德基础，不然不会成为如此普遍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与其他经济体制之间的抉择也是一场道德抉择。如果一个社会知道用何种方法去创造财富，但不肯把这种方法付诸行动，那么由此造成的贫困便是不道德的。每一种经济体制的动力是其成员的道德习惯所激发出的力量。中国人目前表现的贪婪和短视正是长期压抑和扭曲的所有制的结果。如果说，真的出现全面的道德"滑坡"的话，那得首先归咎于这种长期的压抑。另一些道德上的弊端，有的是来自人性中不可克服的一面，更多的则是来自目前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所以，提升道德情操最根本、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加紧完善市场经济，这才是道德重建的正道。

值此北京大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北大百年同行会邀请我今天来与大家谈谈北大传统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半的欢欣，一半的叹惜。欢欣的是大家对北大传统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这个话题有兴趣，欢欣的是我有这份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北大传统的看法；叹惜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惜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是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新话题。

早在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并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人权不过是自由主义之树上的一个重要的果实。在西方，尤其在英美，自由主义及其人权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在中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前半叶曾做过一阵子培育自由主义之树和人权之果的事情。现在看来，恐怕中国人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得重操这份未竟的旧业。人类在历史的某个时段总是需要回首过去，总是需要前瞻将来。回首过去与前瞻将来就是给今天定位。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社会转型的比较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回溯北大的传统是一件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的事。

为了纪念北大建立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不能忘却的北大自由主义传统，我们编辑一本构成这一传统的文选荟萃，通过重新发掘有关的历史文献，试图令人信服地向世人再现昔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大观。今天，我也愿意乘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在编辑该书过程中的一些收获和感想。究竟什么是北大的传统，社会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说北大传统是拥护革命的传统、坚持爱国的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若说北大传统是革命的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两场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而且看不出北大与这两次革命有特殊的联系，也从未有被公认为能代表北大的人物声称北大有这一传统。若说北大的传统是爱国的传统，爱国是几乎中国每一所学校的精神，我们又如何把北大与其他学校区别开来？若说北大的传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的确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又何止北大？在延安曾有马列学院，在全国各地，还有那么多的党校。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说传播什么，其传统就是什么。况且，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研究北大的传统，其实就是研究北大的独特性，研究什么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类东西；研究那些北大独有，而其他地方无，或北大多而其他地方少的东西；研究最能代表北大的价值和精神所在的那些东西。如何找到这样的独特性呢？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听听那些公认为北大精神和传统化身的那些人物是如何界定北大的独特性的，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总结北大的独特性和传统的。本书所选定的这类代表人物包括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几位北大校长，并辟出一章（第十二章）汇集了他们有关北大传统的言论。本书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除非他们的代表性有疑问，否则他们的结论就应该成立。如果承认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那么，这一传统一定是自由主义的。

谈到中国近现代的种种思潮，不能不谈到自由主义；谈到自由主义，也不能不谈到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北大。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不仅使一代代北大人引以自豪，而且也得到了一代代华人学子的高度认同。著名华人学者刘述先先生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这样写到，“我由中学到大学，接上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先生中学是在上海和台湾上的，大学是在台湾大学上的。一个与北大“无关”的人，何以接上了北大的传统、而且是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原来，他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的，而傅斯年先生及其朋友又把北大传统在半个世纪前带到了台大，使得刘先生能在青少年时起接受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熏染。自那以后，台大也成了台湾岛上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派的重镇，学生们争民主要自由的运动的策源地。这段插曲证明，北大的传统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而且是超越北大的。著名华人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在本书所选的一篇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也表达了一位海外学人对蔡先生所奠定的北大传统的高度景仰。如果说自由主义传统是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北大传统，显然与事实不合。但若说自由主义的传统是北大前五十年的传统，大概不会有大的偏差。事实上，北大早期的自由主义传统还可以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映证。这就是，一九四九年后，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持续的、彻底的、大规模的“肃清”和“思想改造”恰恰证明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北大也因长期被当作重点改造对象而成为极左思想的重灾区。应当承认，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未特别发达过，更没有深入过中国的本土社会，只是在中国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影响。北大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找到自由主义的地方，而经过革命风暴和大规模思想改造的涤荡，在过去的五十年几乎荡然无存。正因为其弱小、正因为其消失，正因为其命运多舛，也正因为它曾经带来的那么一点点暗淡的曙光，今天我们才有必要重新正视它。作为自由主义一种系统的思潮，“兼容并包”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在后五十年的北大基本上是历史中的记忆。尽管如此，北大的学子们还每每用他们的行动让世人感到，自由的因子还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来与我一道回顾这一传统，并对演讲的话题表现出如此的兴趣，这足以表明，北大的传统不仅没有死亡，而且已经开始复苏。它正在迎来新的黎明。

北京大学与自由主义的密切联系是有其特殊渊源的。在很大程度上，北大本身就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实现中华振兴的产物。在一百零三年前，康有为等一千三百多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万言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兴办现代学校。此后，康有为本人又以奏折形式敦促清帝尽快在北京建立京师大学堂（即北大的前身）。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北京大学先是中国变革与开放的产物，继而成为变革与开放的推动者。可见，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北大命运就是中国变革与开放的脉搏。后者强，前者旺；后者弱，前者颓。开放使自由主义进入北大，变革使自由主义深入北大。又可见，北大站在东西文明的交汇点上，而任何文明的重要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就在于同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文明越先进，其所融入的其他文明的优秀遗产就越多。

如果说仅用“兼容并包”这四个字来概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略嫌笼统的话，就有必要对这一传统作进一步的展开。我编辑的这本书，从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与人权、宪政与法治、政体问题民主还是独裁，政党政治、革命观、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个人主义、教育思想等方面，汇集了以北大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主张及其对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贡献。有关的具体内容及评论，可以参见该书所选的文献和编者撰写的提要与按语。

自由主义，尽管有其特定的价值倾向，但却是一切“主义”中最为开放的主义、最能宽容其他主义的主义，是唯一允许甚至提倡反对自己的主义。所以，“宽容”也罢，“兼容并包”也罢，在性质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宽容”并不等于“赞同”。蔡先生把各种思潮都引入北大，完全不意味着他对各种主张都实行“等距离外交”，但他还是能够尊重持不同主张的权利。这使我想起了自由主义的一句口头禅：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反对你的观点，但坚决维护你持反对意见的权利。我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北大传统是一个反门户的传统。比如说，北大传统的缔造者像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都不是北大的产物，但他们都成为北大传统的缔造者。北大不是自己产下的，不是自己的产物。北大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努力追求自由的结晶。换句话说，北大的传统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思想无国界，更无校界，自由主义思想尤其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对北大传统的认同，不是对北大门户的认同，而是对北大传统中所凝聚的、所代表的开放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认同。如果要把北大传统仅仅归结为北大自己的功劳，或者仅仅归结为北大校园之内的传统，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我想，正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没有国界、没有校界、今天在座的才既有北大的，也有不是北大的。非北大的朋友不要因中国过去的自由主义传统与北大有关而拒绝之，北大的朋友也不要因为北大的先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有贡献而自我封锁，唯恐被别人染指。在历史上，北大的传统也一直是开放的传统。胡适先生就说过，他不愿以北大派自居。他通过《独立评论》所结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人团体，其中有北大的、也有清华和燕京大学的。即使在这一自由主义团体内部，有信仰民主的，也有倾向独裁的。所以，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仅仅意味着北大对这一传统形成有贡献，而绝不意味着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非北大莫属。先辈们这种摒弃门户之见、兼容并包的胸怀，不仅今天而且永远有特殊的价值。与此同时，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作正面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已经十全十美、不可改动、不可逾越。对这一传统持绝对化的态度是有悖于自由主义精神的。相反，若是对这一传统持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态度可能更有助于加深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真消化这一传统在形成过程中的经验得失。

剖析北大传统，我们不能不注意其中存在着若干重大的紧张关系。我这里之所以称之为“紧张”，而非“矛盾”，意味着我无意去断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谁对谁错。在一对紧张关系中，也许每一方都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多元真理观，特别是在价值领域，两个互相冲突的东西可能是同时有道理的。比如说，是要守旧还是要激进，在自由主义内部，以及在自由主义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都有很大的争论。激进和保守的对立在北大、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一直都存在。比如对学生来说，如何处理读书与参与之间的关系，这在北大，从五四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紧张。对蔡元培和胡适等师长来说，心情也很矛盾。他们既想要学生好好读书，更不愿压制学生们关心国是的热情。对他们自己来说，也面临着为学问而学问，还是用自由主义来议政论政的困难抉择。胡适本人就长期处于这一困境之中。他一方面誓言不问政治，另一方面又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方面声称愿意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著称于社会。蔡元培挑战军阀政府与胡适挑战孙文和蒋介石的勇气表现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具备的现实的关怀。大家都知道，北大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但同时，拥护自由主义和反对自由主义在北大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三十年代中，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再次反映了北大学人自由的多元倾向，而且，论战的双方多为自由派。

除上面所枚举的许多紧张关系中的一部分外，以北大为主要代表的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看来，还有一些重大的失误和偏差。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后个人、先强国后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着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杜威。杜威是一个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劢、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个人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例如说，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征兆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有鉴于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去补上被先辈们漏掉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一课。

由于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 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这一通病至今未有治愈的迹象，轻视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偏差至今仍未得到匡正。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二十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据我观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么紧迫。况且，二十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从自由主义脉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北大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苦难与风流》，文汇出版社）由此可见当时在靠蔡元培先生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上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色人等翩翩起舞的盛况。然而，这一平台又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蔡先生的个人的人格力量上的。一旦这种人格的力量消失，这样的平台难免要出现裂痕，乃至最终崩塌瓦解。在自由主义制度上了轨道的西方大学里也许出不了像蔡元培那么伟大的教育家，其原因是那里的兼容并包的平台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上的，是靠自由主义的制度支撑的平台。不论谁作校长，这种制度平台的宽容性质也许有摇摆，但不会有彻底的改变。可见，蔡元培先生的贡献既是北京大学和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骄傲，但其中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台仍然是人格的平台，而非制度的平台。要想使兼容并包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所有大学的办学方针，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就不能不关心如何把过去支撑兼容并包的人格平台变成将来不随人格力量而动摇的制度平台。否则，即使再次出现建立在人格平台上的“兼容并包”局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仍将是昙花一现。

其实，需要“兼容并包”的制度平台的不仅是大学堂，更是整个社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这个传统不被世人忘却。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传统的复兴。复兴当然不是复制，而是重建与发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北大、乃至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一个“兼容并包”的制度平台。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变成一个自由、宽容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思想的市场当然也是自由的市场，各种思潮都应有其一席之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当然也不例外！回顾历史，北大从其孕育时起，就与中国的自由事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这不仅是北大传统的使命，而且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