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读经的危害
　　　　经可读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读的态度将影响读的及格,态度不对的话,读了没有半点好处,还会对自身造成巨大的伤害。古代文人们大多属于死读经,读死经的人物,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危害。
　　　　<<五经>>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传说是孔子收集编撰的,其中包括<<诗>>、<<书>>、<<礼>>、<<易>>、<<春秋>>。
　　　　注意这五部书，它们被合称为“五经”，大黄金时代结束后，儒家学派在政府,中当权，这五部书支配中华人学术思想近两千年之久。
　　　　《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感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的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
　　　　《春秋》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封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各有各的名称。如楚国史名《(木寿)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教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榖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的当作一本圣书。
　　　　《诗经》出现于纪元前十二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规定，依孔丘的标准，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这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损失。《诗经》里的诗篇，包罗人生万象，从战争到和平；从闺房到宫廷；从农田到政府；从政治到恋爱，并且有很多其他书籍上所没有的情调和鸟兽草木的名称。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谈话中必须经常引用上面的诗句，以显示他的高深学问，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当作辞典运用。孔丘的门徒再加发挥，索性把所有的诗篇，都赋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传》、《榖梁传》赋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样。这部诗选，遂被尊为经典，脱离了文学的范围，成为儒家的五种经典之一。连男女间的情歌，都被形容为圣人们庄严的政治意识（这使我们想起基督教《旧约》中《所罗门之歌》被诠释为上帝的预言一样，两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书经》又名《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选集，包括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纪元前二十三世纪夏王朝，纪元前十九世纪商王朝，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观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比英雄还要高一级，所以他们的文告宣言自然成为经典。知识分子也必须经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为自己的意见找到权威论据。
　　　　《礼经》内容全部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礼节仪式。孔丘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的甘心于现状，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东西，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自由权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就会永远和平。所以孔丘认为礼的教育——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纪元前十二世纪时那种贵族的乐园时代。正如一个政党的政纲政策一样，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体方案，全在这部经典之中。后来这部经典分为下列三书：《礼记》、《仪礼》、《周官》，内容更详尽，范围更扩大，但主旨不变。 ——这五部因为孔丘编纂删订而被尊为经典的古书，在大黄金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
　　　　正是这种死读经的精神,严重的制约了中国文化的进步,甚至出现的倒退的情况。
　　　　先是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的经典儒家学说,到西汉老董将其神学话,带上了迷信色彩, 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于是汉武帝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到了宋代,周、程、张、朱之流开始搞什么理学了, 前面曾提及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根据——《五经》。另外还有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如孔丘言论集《论语》，即占仅次于五经的地位。朱熹又把《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五经四书》”，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
　　　　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曾有人对他吟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色说：“鬼语，鬼语。”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目的的行为，都是邪恶。第三 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
　　　　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州长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就出现了黑格尔所描述的情况:他们以撒谎著名,随时随地都欺诈、撒谎,发现后也不觉得可耻。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黑格尔还总结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一个显著特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每一次盛世的来临之前,都有一场伟大的思想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文景盛世”前有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南北朝民族大融会造就了隋唐盛世。满人入侵给夕阳中的帝国带来了一点点新鲜的血液,在落日中造就了”康乾盛世”。而最大的冲击来自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所以思想贵在创新,不能在抱残守缺,认为中国文化就是老大,应该多到外面看看,别人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不要一天就抱着老祖宗留下的那几本书翻个不停,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五本书经过两千年的研究与在研究,还可能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吗?而且以前的研究大多也是附会之言。当然我们还是要读经的,其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却绝对不值得去研究,那只是浪费青春,浪费智慧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