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面的价值
黄卧云

公共利益区不但别于个人利益, 也区别于集团利益,它是社会不同个体利益和团体利益的调和与平衡。当一个地方各种利益都受到合理兼顾和尊重时,那里的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体现。平衡各种利益、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反对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合法的反对力量存在，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切实保障。

分歧和对立表明冲突和分裂，从感情上说好像应当尽量避免，但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的不同利益受到合理对待，恰恰是受益于分歧和对立。同传统和现有结论决裂，是所有新思想、新发现的起点。我们从对手那里受益良多，这一点不容易被人清晰地看到。认识到对立面的价值，不是靠人的本性，而是靠人的理性。人的本性不喜欢自己的对立面，人的本性喜欢统一，喜欢他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只有理性才会告诉人应该尊重对手，并意识到多样性的好处。

反对是净化权力的力量
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使担任公职成为典型的高收入与高风险并存的行业。最初也许是一个并不起眼的腐败案件，但它可能牵出来一个更大甚至是一串更大的腐败案件，过去包得严严实实的内幕就此揭开了，卷入的人数越来越多，几十上百，以至更多，其中不乏高级别的官员，判死刑的判死刑，判无期的判无期。他们有不少原先都是“好人”，但现在都完了。鉴于如此严重的职务犯罪现象，不但对如何给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必要保护，使他们免于堕落和犯罪，更对如何保护公共权力免遭大面积污染，理应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无论是保护掌权的人，还是保护权力，不外一是利用法律，二是利用制度。法律保护在于它能够让人们准确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从而主动离开危险，免受法律惩罚。但只要有相当一部分贪官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就会鼓励人们进一步想法逃避法律的惩处，即使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也会对之以更巧妙的逃避，比如把贪污所得转移到海外，通过退出官场到企业任职的方式推迟完成权钱交易……，其结果是在腐败犯罪和执法打击之间展开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制度保护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的权力遇到足够有力的抵制。他们的命令一旦畅通无阻，不但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大部分人都不能总是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对眼前利益的追逐会蒙蔽对长远利益的考量，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愿意从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性约束中得到保护。所有犯罪不只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而职务犯罪就更加是社会和制度的责任。

对上级或者对一把手惟命是从，它可能使任何荒谬和无理的命令都得到贯彻执行。讨厌阻力是人之常情。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强调令行禁止，为此他们要拒斥反对意见，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清理那些与自己“对着干”、妨碍他命令的人。他们以团结的名义排挤领导班子内部不与自己合作的成员。只有当听不到不同观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满意，并以为有了一个“团结的集体”。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不少时候是通过排斥不同意见的人来实现“团结”的。

的确，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班子是团结一致的，现在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的个人意见总是能变成领导班子的决定。特别是摆脱了公众监督之后，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达到了顶点，这时，“集体领导”就会出现集体谋私，集体丧失原则，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些地方整个“领导班子”溃烂的现象。当他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行动自由时，他的危险也大大增加了，因为当还有人敢于站出来抵制的时候，他会有所顾忌，会更加注意检点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事不正当活动的人一旦估计阻力可能来自其无法控制的方面，便常常由于恐遭反对而有所节制”（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正是对立面，对他构成了有效的保护。就在他干净地清除了对立面、获得胜利的喜悦时，他同时也就干净地清除了自己的保护伞。

尽管所有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在反腐风声很紧的情况下，自我保护意识还会加强，但只有自我保护非常不够。风险越高的地方，自我保护能力越弱。目前，官员保护自己的办法，要么凭个人意志保持廉洁的品质，不为不断涌向自己的金钱所动，要么依靠和使用“自己人”构筑利益联盟，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自我保护都不可靠。个人意志可以抵挡巨大诱惑的一时进攻，但难以抵挡巨大诱惑的持久逼进；而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联盟也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问题，导致整个自我保护系统的全线瓦解。

尽管从道理上说限制即是保护，但对不习惯接受限制的权力来说，最难接受的就是对它的限制。近年改革的焦点之一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从一开始作为改革方向就一直被大力倡导。在被监督者同时又担负监督之责时，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理解“改革精神”和“探索”改革办法，而他们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把监督变成一项对自己最好不要造成不便的活动。各地热热闹闹探索的廉政办法，一般不外是把监督变成单位内部或家庭内部事务，如内部整改，妻子监督担任领导职务的丈夫，领导监督自己的妻子。一切内部监督都存在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流合污的危险。

公共权力承担服务公共利益的义务，但只有在它置于公众控制之下时，才可能担负起自己的义务。一旦任何一个公共职务都要遇到合法的和公开的抵制力量，权力就会得到限制，而担任公职的人们也就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对手。这不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是因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理解了抵制的优点。他们会体验到来自对手和公众的限制对自身的益处，他们从反对者和公众那里得到的好处比不便明显要大，因此愿意接受反对带来的各种不便。他们虽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多了些牵制，但作为交换，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得到了保证。既然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那么，利用它从事违法犯罪的机会也自然减少了，从而保护了官员，也保护了权力。

不同意见，社会的减灾器
按照通常的说法，命令畅通，令行禁止，就能保证效率，但这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即命令绝对正确。不要说不存在总是正确的命令，即使是正确的命令，让它在执行前遇到一些阻力也是可取的。权力制衡体制中常常出现议而不决的僵局，但为了安全，在议案的通过时竖起一道或者更多的障碍是必要的，以便让当事人作进一步的思考，正如城市交通出于安全需要通过各种措施限制车速，而不是让汽车危险地加足马力飞速奔驰。

效率需要一定的行政集权，但过于强大的行政集权就走向效率的反面，它不仅仅导致无效率，更导致严重的浪费和灾难。由于君临一切的权力使命令无人可以抗拒，不管它们有多么荒谬也总是能够畅行无阻：从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到“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形形色色的重点建设项目上马。它们的失败只有在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之后才逐渐被大众所认识。2000多万生命的代价制止了继续“大跃进”，损失上千亿元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则要过去40多年后才被承认是一座失败工程，很多重点工程没有逃脱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命运。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经受住这些接二连三的命令的蹂躏。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在这里是完全可以假设的：如果有反对和抵制的政治力量存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荒谬历史剧就不可能出现；如果黄万里能够用他的科学知识向社会呼吁，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劳民伤财的三门峡工程就可能不会修建，至会受到更严谨的对待。今天人们怀念黄万里先生不只是因为他敢于说真话——作为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科学家，更是因为他唤起人们对固执和无知命令的反思。

经济人通过市场各自做出经济决策优于集中决策，同时人们也发现，民主市场与经济市场运作得一样有效。纵使高度统一的权力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化解某些矛盾，但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有效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由于生活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它需要不断地增加权力机构，穷于应付，以致于陷入机构无限膨胀的窘迫之境；由于下级的错误只有上级才有权纠正，就总会存在着纠正上级权力的困难。

权力有原则的公开竞争必定产生反对的力量，对于当权者，反对派是制造麻项的根源，它迫使决策者面向公众为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辩护，对于社会，它却大有益处，它的益处正在于它制造麻烦，它让不同的观点有机会得到社会輿论的评判，使错误的观点经受大众的检验，它迫使当权者不得一意孤行。

社会必须有纠正错误决策的力量，是因为：如果个人的错误是由其本人承担全部后果，他的错误也由他自己纠正，坚持错误就意味着他要继续接受错误决策的惩罚，他具有立即纠正错误的强大动机；但如果个人在代表公众进行决策，他的错误决策要由社会来承担后果，社会就有义务、有责任制止其错误。由于共公策决者长期以来不承担错误决策的后果，很难及时纠正错误，相反，他会为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维护错误，坚持错误。

繁荣源自思想竞争
对立面的存在为社会始终保持思想竞争的局面创造了条件。每一次思想对立都是一次思想交锋，思想交流。通过交锋和交流，思想进入更新的境界。彼此不同的主张必然要在竞争和交锋中显示自己的优势，并且，竞争各方也从对手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在竞争中丰富和完善自身。竞争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最佳途径，充分的竞争不但使优秀的主张得以脱颖而出，也使不同的主张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彼此竞争包含着相互学习。当竞争者都力争获得创造的优势时，繁荣──思想繁荣和物质繁荣 ──就会到来。而且总是先有思想繁荣，然才有物质繁荣，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获得繁荣是不可靠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竞争造就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或者说，正是那些被正统派所拒斥的“五花八门”的思想和观点带动了社会进步。

人们观点相左，意见分歧，是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现象，而观点一致，意见统一，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有非强制的一致才是有益的，强制下的一致就是消灭竞争。某种观点一旦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对其它观点进行排斥和打击，就妨碍人们自由创造。步调一致看起来是诱人的，所有的人都劲往一处使，它其实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对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致命的伤害。矛盾、冲突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理的状态，容忍对立，即是容忍探求，容忍发展真理。

到了检讨我们的“强国梦”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来，充满道义感的强国理想激励着几代人，也控制了几代人的头脑，它把经济目标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在大力抓钢铁，抓粮食，抓革命，抓经济，抓建设，抓企业，抓项目，抓出口，抓农业，抓工业，抓教育，抓思想，抓宣传，抓产业化，抓现代化，为此高度地集中利用社会资源，极大强化政府集权。强国的需要压倒了人民对自由的需要，压倒了社会对法治的需要。但是历史一再证明，用权力追求强国达不到强国的目的，强国是“抓”不出来的，是计划不出来的。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为了其自身利益自由创造带来的伟大副产品。

比强国理想更值得追求的，是更合意的生活方式，把改革理解为强国之策会使改革误入歧途。改革的目的是使多数人获得更合意的生活方式──自由是它的根本特征。
追求绝对一致不但与强国梦有关，与无止境地追求权力有关，也与追求某种完美理想有关。别尔嘉耶夫，这位视力是正常人两倍的俄国哲学家，发现了追求完美的危险，人类关于完美社会的设计，总是包含着高度一致的理想，包含着全面安排生活的意图，它所希望的完美生活只能是强迫的善。

更合意的生活方式并不表示它完美无缺，它表达的理想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不要面对不公正的强迫。在我们接受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时，也要接纳它的缺点；在我们追求法律下的平等时，还得承认人在自然禀赋和财产上的差异；我们希望从全球化中受惠，就得同时承受它带来一些的损失。如果要拒绝民主和自由的缺点，就只有不要民主和自由；想得到一切方面的平等，就必须面对奴役；不接受全球化的不足，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让理性的力量支配社会
对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千方百计把公民变成没有思想的顺民，看起来便于管理，易于使社会保持无所作为的稳定，但它隐藏的风险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顺民转向暴民。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生命浩劫，无数生命死于暴民之手。这些暴民同时又是顺民。顺民总是被利用的对象，并以此为满足。他们把服从作为自己的本份，他们会喊口号，会举双手赞成，会跳忠字舞，但不会思考，也不知道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别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利。暴民对破坏和毁灭抱有病态的狂喜，而不会顾及自己以外的人。从顺民到暴民只有一步之遥。顺民只懂得服从，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不由自主地作决定，他们既然可以把命运交给当权者，也就可以把命运交给“造反派”。

从顺民到造反者的转变过程历史上通常是这样完成的：顺民由于顺从，他们的利益最容易遭到侵犯，当这种侵犯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他们的力量就会呈爆发之势喷涌而出。一个刚刚从剧烈的暴乱中诞生的新政权会想到给民众休养生息，安抚他们，让他们顺服社会的新主人，但随着创立政权的一代人的消逝，处境被动、默无声息的顺民又逐渐被遗忘了，他们重新成为掠夺的对象，在最无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先是占山为王，随着地盘越占越大，与当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武力争夺由此拉开了序幕。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时，它保有统治；政府无力对付武力挑战时，它就失去统治。

国内和平与稳定不是靠一方居于压倒优势来实现的，相反，一方占据压倒优势的企图和努力使社会不得安宁，因为建立绝对优势无非是要建立绝对垄断，获取绝对利益，而这只有反复地求助暴力才能实现。斯大林建立起绝对统治权的过程，是不断对“无数敌人”施加暴力和无休止地制造动荡的过程，它包括反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粉碎托洛茨基派的“反苏罪行”，清除政治上的“两面派”，消灭富农阶级，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特务余孽”，等等。它不停地制造自己的敌对分子和反动派，然后与之作斗争，进行连绵不绝的清洗，最终消灭竞争对手。

在那些有较高政治文明的国家，获得安宁与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必须要受到理性的控制。党派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任何一方都不会运用暴力谋求获胜。那里经常发生政见纷争和对抗，争取权力的竞争有时异常激烈，但没有任何需要打击和消灭的敌对分子。这样的社会就是由理性在支配的，而不是由权力和力量在支配。


(据2004年12月下《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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