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达我的羞愧”——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施罗德
译者：多奇


尊敬的原奥斯威辛－比肯瑙集中营的各位幸存者们，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谢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给我的邀请，让我在这里面对各位讲话。

我相信，您们的这一邀请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在现在，它也还不是这样的。对我们德国人来说，面对这场最大规模的人类罪行，识趣的态度或许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在这个殃及成百万生命的杀戮行径所表现出的绝对的道德沦丧和意义虚无面前，我们的政治言说面临着自身失效的危险。

我们有心去弄明白那难以置信的东西，但它超出了任何人类的想像力。我们徒劳地寻求着最终的答案。

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少数那些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人的一份份见证词。
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屠杀现场的残垣断壁和历史档案。
除了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是我们的一种确信不疑，是我们坚信：在死亡营里，曾经是恶本身现形于世。

从此以后，恶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的或知识的范畴。然而，奥斯威辛之后，谁还有可能怀疑这个恶的存在，谁还可以怀疑它在那场受仇恨驱使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屠杀中把自己暴露无遗了呢？我们确定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避重就轻地退回到所谓“魔鬼希特勒”这一老调子上。纳粹意识形态的这个恶原本并非是毫无前提条件的。一种思想过程的野蛮化和道德的失控状态，我们很可以说都曾有过某种先期历史。然而，最为首要的是：纳粹意识形态曾经是人之所欲和人之所为。

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60周年之际，我作为民主制德国的代表站在各位面前。为着那些死难者——并且当着您们，当着您们这些从集中营这个地狱里活下来的人的面，我表达我的羞愧。

Chelmno, Belzec, Sobibór, Treblinka, Majdanek和奥斯威辛－比肯瑙，这些如今都成了与无辜死难者的历史，而且也与欧洲的和德国的历史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地名。对此我们心知肚明。

在对死者哀悼中，我们承受着这一份沉重，甚至在我们严肃的责任感里，我们也承受着这一份沉重。

上百万的儿童、妇女和男人被德国的冲锋队员和他们的帮凶用毒气杀死，或者被他们活活饿死和枪杀。

犹太人、吉卜赛－罗姆人、同性恋者、政治反对者、来自全欧洲的战俘和抵抗组织的斗士，无不遭到纳粹借助冰冷的、先进的工业装置杀害，或者被他们奴役至死。

在这之前，还从未有过一种更为深重的裂痕划破几千年的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直到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历史的断裂之痕才为人们在战后认识到它的全部严重程度。我们看见了它，但我怀疑，我们是否从来能够把握它。过去的时光是无法象时下说的，被“消解”的。过去已然流失而去。但它的痕迹，并且首要的是它的教训，却伸延到我们当今。

对于当时那种恐怖的程度，对于那无数痛苦和发生于各集中营里的苦难的规模，我们今天已不可能有任何的补偿。然而，给大屠杀死难者和幸存者们的后人奉献一定的善举却是可能的。长久以来，联邦德国以其国家政策和司法制度——并在本国男女公民法律意识的支撑下——信守着这一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张照片上的青年男女们，他们是当时1945年夏集中营里的受难者，他们在相互搀扶着。象大多数的幸存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被解放之后各自继续着极为不同的道路：有的前往以色列，有的移居南北美洲，有的回到欧洲其他邻国，重返他们自己的家乡。

但也有一些人继续留在了德国，或者回到原来的生活地，正是在那里，纳粹们曾经拟定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的方案。

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曾是极为艰难的决定，而且这样的决定常常也不是自愿作出的，毋宁说，那是希望完全破灭的结果。然而，希望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们已是伤痕累累的生命之中，许多人留在了德国。对此，我们今天感激不尽。

今天，在德国的犹太人联合会已成为欧洲第三大联合会。她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且还在发展。新的犹太教堂不断涌现。犹太人联合会已经是、并将始终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无法替代的一部分。他们那既辉煌又痛苦不断的历史对我们始终是义务和诺言并举。面对顽固分子的反犹主义，我们将以国家权力给我们犹太同胞以保护。反犹主义意识总还在出现，这一点不容否认。与之进行不懈斗争乃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使命。再也不能让反犹主义分子得逞了，再也不允许他们排挤、伤害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犹太公民——再也不允许他们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耻辱了。

一些极右势力，他们的愚蠢叫嚣和涂鸦已然引起了我们的警察和宪法保护的严重关注。然而，我们所有人与新老纳粹势力的较量必须以政治的方式进行。一切民主制公民的共同义务是坚定地抵制新纳粹分子的恶意煽动，坚决抵制不断兴起试图淡化纳粹罪行的企图。对于民主和宽容的敌人，具有防范能力的民主社会决不予以宽容。

女士们、先生们，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在要求我们保持警醒，要求我们不要不闻不问和装聋作哑。他们要求我们对那些践踏人权的罪行直言不讳并与之斗争。幸存者们的声音正在被听到，尤其正在被年轻人听到，例如，被那些在今天正用自己的眼睛了解奥斯威辛纪念地的年轻人听到。他们与曾经是集中营的受害者交流。他们为维护和保存纪念馆场提供帮助。他们也将为教育后代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活着的德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于那场大屠杀不应承担罪责。但他们肩负着某种特殊的责任。牢记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那场战争和种族屠杀，这已经成为经我们手建立起的宪法的一部分。对一些人来说，要他们承受这一部分是困难的。

然而，不接受它，丝毫改变不了这样的记忆已属于我们的民族认同这一事实。记住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它的罪行的时代，乃是一种道义责任。这一点，我们不光对那些死难者，对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亲属负有责任，是的，我们于此也对我们自己负有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

事情的确是：遗忘和排斥的诱惑是巨大的。但我们不会屈服于这种诱惑。

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这座大屠杀警世纪念碑对死难者既不能还以生命，也不能还以尊严。对于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来说，这座纪念碑也许能被视为他们的苦难的象征。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有助于警示我们与遗忘斗争。

因为，有一点我们已经懂得，假如我们不再记住，过去，当自由、公正和人的尊严遭到别人借助国家的权力践踏时发生了什么，那么，就决没有自由，决没有人的尊严和公正。今天，在德国的许多学校、企业，在工会联合会和各类教堂，人们做出了榜样性的工作。德国勇于正视它的过去。

从这场虐杀中，从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中，给我们所有人催生了一种明确的认识，对此，人们用“绝不重蹈”这样的话最好地表达了出来。我们愿意使自己保持这样的明确认识。所有的德国人，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欧洲人以及一切的国家共同体，都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学会彼此尊重，学会彼此人性地和和平地共处。

旨在阻止种族屠杀的国际公约乃是国际法从纳粹大屠杀中得出的直接教训。它赋予所有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特征、不同宗教或不同肤色的人有责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尊重并且保护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就连在座的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的各位，您们同样也以您们独一无二的工作为着所有人类的利益，在为此奋斗着。

与您们一道，我在死亡营的罹难者前鞠躬。即便是有一天，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可能在人类的记忆中淡漠了——他们的苦难命运将永不会被遗忘。他们安息于历史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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