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堕落，还是道德进步
随著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社会表象上看，似乎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奸商"多了，"标兵"少了；"贪官"多了，公仆少了。

在人们的头脑中，理想少了，利益多了。有人甚至惊呼，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道德滑坡"；有人担心，中国人正在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情操的"经济动物"；有人对"十亿人民九亿商"、"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惶惶难以终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疑问：经济发展带来的是道德进步还是人性的堕落？有人甚至视市场经济与情操失落为前因后果的关系。至少，从时间顺序上看，道德的"滑坡"是伴随著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出现的。然而，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的失落，真的构成因果关系吗？如果不是，两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目前道德领域的问题原因何在呢？

与上述种种担心和指责相反，我以为，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败坏人的道德，反而为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准备了有史以来最充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为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实现提供了最佳的经济结构。专门为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而设计的社会从未成功过，僧侣主义的破产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把人的自由选择落实在最坚固的地方，也为人的全面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过上了道德上体面的生活，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断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计划经济剥夺了让人哪怕是做"奸商"的机会，但却付出了道德上付不起的贫困的代价。如果让人们在一个"有奸商"、也有选择自由的富裕社会，在一个"没有奸商"、却贫困如洗、民不聊生的社会间作出抉择，我想，绝对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1949年之后，我们曾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后一个选择，但终究因经济和道德代价过于沉重而放弃了。

财富是同情、关心他人的前提。市场越发达，慈善事业也就越发达。财富为人们实践美德提供前提。发达国家对卢旺达、波斯尼亚等地的难民、对北朝鲜的饥荒等的大量的物质援助与仅表示道义上的口头同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财富为后盾，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就会成为空话，乃至口头同情者自身成为实施人道的对象。没有以财富为后盾的物质支持，只有道义上的同情，口惠而实不至，不是一种虚伪吗？现在，一些关心道德的人往往对市场抱有多多少少的敌意。但是，市场经济被证明是最有利于财产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效果最显著的制度。不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实践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理想的道德只能建立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道德"道德吗？市场经济能使人们脱贫致富，这就是其最有力的道德合理性。

假如经济发展不能带来道德进步，那么，经济不发展会带来道德进步吗？若果真如此，那么，以经济不发展来换取道德进步可取吗？把虚幻的道德追求凌驾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上道德吗？人穷便志短，仓廪实才知礼节，衣食足才知荣辱。绝对的贫困与绝对的权力一样绝对使人败坏。"人穷志不穷"不过是一种告诫、一种追求、一种与"人穷志短"局面的抗争，而不是天然的客观事实。市场经济只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环境，从而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创造出适当的外部物质条件。若是只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道德楷模的话，那么，这样的楷模值得效法吗？只有贫困和饥饿才能换取道德的高尚吗？这样的交换道德吗？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生活与道德情操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表现道德情操的方式往往是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当利己与利人相冲突时，往往要求人们作出自我牺牲。换句话说，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私益与公益不能两全，必须有一方作出牺牲才能成全另一方。所以，这种提升道德情操的难度很大，会有"英雄"、"楷模"，却难以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在市场经济下，公益的增加恰恰靠的是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公益与私利被恰当地联结在一起。

现在，北京人吃广式月饼、看日本的电视机、喝美国的可乐已是普通的享受。这并不是靠国内外的这些厂商和分销商们发慈悲，学雷锋，而是靠利益驱动。他们的动机在赚钱，后果却是丰富了市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市民做了实在的好事。若没有市场经济，他们无利可图，也就做不了好事，大家也享用不到这些物品了。若有的话，也象过去那样凤毛鳞角，只能是特供商品，有特权的阶层才能享有。普通市民仍然只能去吃那些诸如凭票供应的、常被人们戏称为"用锤子都砸不开的"老式月饼了。

市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这种现象称为"意外后果的法则"，相当于中国人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市场经济对道德情操的提升主要靠的是"无心插柳"。而非市场经济的社会则主要靠的则是"有心栽花"式的刻意追求。有心为善，靠鼓励"忘我无私，舍己助人"来增进社会的美德往往象有心栽花，事倍功半，而且对这类美德的宏扬往往意味著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有心栽的花即使活了，也不能为社会提供道德"荫凉"，只能是稍纵即逝的、摆设式的点缀。

为人民服务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买米挑水、打扫卫生、扶老携幼之类的好人好事。另一种是通过自己所享受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来从事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有偿服务之类的商业活动，如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或经营搬家公司。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只被允许用前一种方式做点好人好事，而且做这样的好事要求牺牲自身的利益（如休息时间），用后一种方式做好事的机会则被彻底剥夺。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慈善）组织来做前一种好事，而且人们还可以从事既利己又利人的商业活动，这样就使得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更加合理，效果更加显著。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只能等待可遇不可求的"雷锋"，不能雇佣、也不允许雇佣招之即来的"雷锋"；在市场经济下，人们不仅可以等待"雷锋"，在等不来时可以雇佣"雷锋"。更何况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的满足也远非靠隔三岔五给人打扫卫生所能比拟。所以，以为人民服务来衡量，市场经济在行善的道德方面也远远优越于计划经济。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的结论：要想为人民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就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更有效地保障人们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

在一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者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就能使商品消费者得到满足；在另一种经济体制下，尽管人人学雷锋、做好事，消费者即使凭票也还是买不到理想的商品，即使愿意花钱也得不到合适的服务，哪一种体制更道德呢？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的美德仅在于促进个人自身的利益。但是，个人通过某些机制既实现了私利又促进了公益，那么这种机制显然是合乎道德的。恰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提供这种机制。

对市场经济败坏道德情操的"最有力的"指责，莫过于市场经济"造就"了大量的"奸商"，允许他们"坑蒙拐骗"。但事实正相反，奸商的泛滥是没有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奸商的历史比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要古老得多。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蛋"与"鸡"的关系。计划经济虽无奸商，但却造就了垄断，不用兜售其奸就可以用权力独占超额利润，其结果是物质匮乏、民不聊生。如果这种做法也比市场经济更合乎道德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道德的了。即使是"奸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因为骗钱毕竟比抢钱文明。前者靠双方的自愿同意，后者则靠武力胁迫。只要法治健全，市场完善，消费者变得"挑剔"，奸商就难以得逞。在中国，人人都明白，原装、独资、合资、国营、个体，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其中凝聚的道德因素（如"诚"、"信"）含量不一样，受欢迎的程度也就不一样。（"原装"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的关联不用多说了。）这种差异还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越发达，商品的质量就一定越可信、越可靠。否则，人们一定弃"原装"若敝履。

如果人想干坏事，那可能是人性的问题，与市场并无干系。没有市场，人照样干坏事；没有市场经济，人可能干比坑蒙拐骗更坏的事，所以不要错戴帽子。市场中存在欺诈并不等于市场自身有不良的道德动机。当然，在市场经济下，商人们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惜牺牲公益。为此，他们不惜垄断市场，不惜用贿赂等手段使政府官员为他们的业务建立保护性贸易壁垒。然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同样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大敌，所以有些商人总是企图通过权力来破坏市场机制以济其私。这恰恰说明市场是公平的，不能把不属于市场造就的恶行归咎于市场。相反，维护市场的完整性和公平性才是打击奸商的最有效的手段。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所以，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参与这种交换的商人。大家都知道，和气是一种美德。而市场经济最滋长这种美德。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和气生财"。如果你想卖出你的产品，你就必须礼貌待客，文明服务，以致列队恭候、笑容可掬、忍气吞声。当然，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贡献绝不仅于此。市场使人的潜能得到发展。它鼓励人们勤劳、客气、恭谦、礼貌、合作、克制。售货员经常殴打顾客的商店绝不会生意兴隆，除非是非市场条件下的独家生意。所以，市场经济是文明的最强有力的推进器。

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其中不乏庸俗、奸诈之徒。但是，一个社会又有那个阶层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圣徒呢？市场经济的道德水平并不指望商业和工业巨头们有一个善良的心或美德来建立一个遵纪守法、生气勃勃、情操高尚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靠的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来迫使人们表现出良好的道德情操。为了让一位顾客消费，顾主可能会强按怒火，仍然满面笑容。若没有市场这种结构，顾客得到的可能是顾主的臭骂，而不是笑容。不管商人们的动机是否善良，为了赚钱，他们必须展示出良好的道德面貌，因为这正是公益与私利的共同要求。这样，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成功的商业活动与良好的道德情操可以并行而不悖。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同于宫廷式的官僚社会，前者对人才实行"功绩"的奖励原则，后者实行的则是以"拍马屁的"能力为晋升原则。在前者，个人的成功靠的是勤劳、自立、诚实、能干，后者则靠阿谀、迎奉、依附与权威崇拜。究竟那一种社会更败坏人的道德呢？那一种社会更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发育成长呢？在非市经济场的官僚社会中，个人无独立人格，靠人身依附，社会则压制、积压人才，制造浪费，鼓励盗窃，以致扭曲人的心灵和道德。尽管利他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美德应来自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因为这种"自利"的道德不把自己当作负担转嫁给别人，不让别人为照顾自己的利益付出代价。试想，若是一国的所有国民都对自身的利益袖手旁观，看著别人为天下人的利益日理万机，鞠躬尽瘁，直到死而后已，难道不觉得于心不忍吗？这样做，既败坏了自己，也败坏了别人。责任心是良好道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有助于个人自我实现，摆脱人身依附，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自己的责任心。而只有有能力对自己负责的人才有能力对社会负责。

近年来，人们对市场化改革时代的道德面貌和精神生活也展开了各种讨论。其间，不断有人以五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文明顶峰"来衬托今天市场经济时代的"人心不古"的世风。有人甚至"自豪"地宣称，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虽不如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在五十年代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高度的精神文明。于是，五十年代的道德面貌便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参照系。

不过，五十年代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面貌给我留下的却是一串串的问号。首先，精神文明的标志难道是象五十年代那样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充斥著"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吗？谁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拒绝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人会说，五十年代比现在廉洁。可是，高层干部中如高岗之流的奢糜、大饥荒所滋生的中低层干部的特权不正是后来的结构性腐败的先兆吗？

有人可能会向往五十年代人们表现出的天真不世故、无私不计较、奉献不索取、服从不反思的"美德"。然而，我们又怎能遗忘当时政治生活中充斥的迫害、出卖与谎言？我们真的有足够的理由把上述"美德"与在镇压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等具有政治性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愚昧截然分开吗？如果这样的"美德"还能继续充当我们今日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如果当初人们更"计较"、更"世故"、更"有主见"，那么今天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取消人民公社、放弃计划经济、为右派平反、改造所有制，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不都是多余之举吗？难道中国人今天的"追货逐利"不正是吸取了当年以几千万人饿死换来的教训吗？今天的"贪财"与人们的正当利益长期受到严厉压制毫无干系吗？

所以，我怀疑，五十年代究竟是精神文明的颠峰，还是道德滑坡的序幕？退一步说，如果五十年代真的是"颠峰"，为什么如此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仅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导致经济的崩溃？与物质文明完全背离的精神文明可以成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吗？再退一步说，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值得重新追求的"道德理想国"，不靠强制、灌输和社会生活的重新政治化，普通民众愿意回到五十年代吗？再说，上述手段文明吗？假使我们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重建了昔日的"道德理想国"，那么，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向世人担保，我们所迎来的不会是第二场"所有制改造"、第二波"大跃进"、第二次"大饥荒"、第二个"十年动乱"呢？即使是值得怀念的也不等于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等于是能够追求得到的。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应该有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目标！

市场经济不可能杜绝不道德，任何其他经济体制也办不到。所以，我们不能把能否杜绝不道德当作取舍市场经济的根本尺度。市场经济成为现代社会在经济体制上的唯一选择，其自身一定有坚实的道德基础，不然不会成为如此普遍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与其他经济体制之间的抉择也是一场道德抉择。如果一个社会知道用何种方法去创造财富，但不肯把这种方法付诸行动，那么由此造成的贫困便是不道德的。每一种经济体制的动力是其成员的道德习惯所激发出的力量。中国人目前表现的贪婪和短视正是长期压抑和扭曲的所有制的结果。如果说，真的出现全面的道德"滑坡"的话，那得首先归咎于这种长期的压抑。另一些道德上的弊端，有的是来自人性中不可克服的一面，更多的则是来自目前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所以，提升道德情操最根本、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加紧完善市场经济，这才是道德重建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