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物论：百年散文大盘点（续一）
庄周
　　
　　山野水沼之人，实话实说。前曾品题文雄八十，空费旦夕之功，枉抛无端心力，倦极怠极，本以为自此将视天下文士为隔世，再也懒提话头。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间受一蝴蝶诱引，不知不觉，竟又重操秃笔，再续前缘。适足证野叟之言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惟余一事，还请看官牢记：天下衮衮文雄，不佞有缘识荆者，百里不过二三，万中难凑一打。故下文（含上回）所论，悉自尔曹锦绣文章中求来。若有唐突，权当隔墙放箭，误伤足下；偶见揄扬，亦如临窗泼酒，错醉同行。呜呼，大梦谁先觉，文坛我不知。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

　　三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

　　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

　　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隐私》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隐私》只是相对的隐私，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隐私”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隐私、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隐私、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

　　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

　　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

　　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

　　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绩的名字是许多读者陌生的，但他却写了一部必可传世的杰作。李先生大半生栖居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中。此书对犹太人哈同在上海滩从落魄到发迹的一生做了生动有趣、令人喷饭的实录，极富史料和艺术价值，比如王国维与爱俪园的一段不可忽视的因缘就鲜为人知。柯灵先生誉为关于爱俪园的“第一种可靠的信史”。此书手稿为柯灵先生珍藏三十年，劫后余生，侥幸未曾湮灭。柯灵先生说：“《梦影录》所表现的才华学养，是无可怀疑的。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而有真才实学的却没世而名不彰，这真是艺术世界最大的悲剧！”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重读大师》）

　　由于顾准的息县日记，有人持论过苛地认为有两个顾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隶的耻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发生了动摇。当此之际，活着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出，雄辩地证明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日记也是有必要造伪的。素喜责备贤者的俗儒孟轲主张知人论世。当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论人。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强迫英雄跪下，最后就会失去英雄，只剩下跪着的奴隶。西哲云：仆人眼中无英雄。信然！

　　李碧华《长短句》（《新民晚报》）

　　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

　　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

　　伊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

　　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

　　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邀战，说理透彻，斗志昂扬，文章骨血交融，议论切中时弊，读来能令人毛孔时舒时紧，情绪忽快忽闷。当代中国牛虻众多，“刘牛虻”是我最激赏的一只。他和有些牛虻（如伊沙）的区别是：“伊牛虻”让别人出血是为了替自己进补，“刘牛虻”给社会放血是为了帮人民去毒，目的不同，疗效自然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惟愿“刘牛虻”能保重身子骨，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哉！

　　刘漫流《失败是蓝色的》（《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在电脑前一坐，就会有一挂时空飞毯自动来到他脚下，助他远离嚣尘。“文坛”对于他就像完全不存在，因而诸如“文坛外高手”的评价，对他也全无意义。与他深爱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他的写作也是追忆性的、“穴鸟”型的。他陶醉于在幽室里与众多域外高手过招斗法，传递机锋，比拚内力，黑暗中那无人知晓的粲然一笑，成了他自视最高的荣耀。他是在一种古典心情下写作的，读他的文章，因而也需要在体内召唤出该种心情。然而召唤谈何容易，所以刘漫流的寂寞，几乎无可改变。虽然这对于他未必是坏事，对我们时代又未必不是坏事。

　　刘墉《我不是教你诈》

　　这种类型的书，非老滑头莫办；而如果作者真是老滑头的话，又是肯定写不好的。能否斗胆将此命名为“刘墉悖论”？说不清刘墉的文章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反正他竟然从“悖论”中脱颖而出了。为了使青少年“被卖”后不至于“还在帮人数钞票”，他以全能教师爷的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说起来这也正是从事这一行工作的家伙（如美国卡耐基）的绝活，都有能耐大量批发人生格言。我有把握的只有两点：一、大哲学家绝对不敢从事这种买卖；二、人类天生长于制造格言，短于听从它。格言批发商若当真“世事洞明”，其居心就有点叵测了。

　　伍立扬《文言、白话宜相安》（《文汇报》）

　　伍立扬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贵族倾向，他写作不为别的，似乎就为了证明自己秉承着一股高贵的“文言”血统。看不出他有多大见解，除了感觉到他是一位辛勤的读书郎外，也看不出他的别种真性情。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贵族身份是多么了不起，看来构成他写作的全部冲动。该文字贵族身份，在语言破落户眼里虽然非同小可，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出拙穷之相。他热爱文言，却没能耐像陈四益先生那样写出活生生的文言，使的只是死文字。“文言、白话宜相安”，诚然，但请先从自已“安”起——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作家文盲化的时代，多几位伍立扬实在不是坏事。他爱显摆就由他去罢。

　　阿城《威尼斯日记》

　　论风流蕴藉，顾盼生姿，阿城的文字堪称倾国倾城，最能见出文明古国的薰染之功，调教之力。这部韵味款款的闲笔之作，既有着《教坊记》《扬州画舫录》提供的“文化背景音乐”，又不时传来美国NBA总决赛制造出的现代声响，仿佛“布鲁斯”杂糅了“迪斯科”，贡多拉挨上了乌蓬船。由于心态无比自由，文章的作态也相应挥洒无羁，随机生发，著树成春，不入流而能水流无际，不讲究而能究尽中西。唉，文人最是这阿城好，令笔墨处处荡开。

　　张洁《醉也难不醉也难》（《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

　　张洁的文字，有着十足的女人味，既不小，也不大。是那种不知道如何称呼但想着又觉亲切的女人，不管叫她“阿姨”、“大嫂”还是“女士”（更别提“大娘”“大婶”了），都觉得不像。中国语言里好像真缺少那个词，方便我们见面时称呼。张洁的文章让人感觉她什么都明白一点，什么又都明白得不多。这欠明白的地方，便被她凑成了魅力，或者也就是她独特的“明白”。结尾她说：“这辈子怕是一次也醉不倒了。但我为什么又干了那许多像是喝醉酒的傻事呢？”——正是这类老于文字者的教科书式结尾。

　　张继高《精致难》（《张继高散文》）

　　以“三不”原则（不出书，不教书，不上电视）驰名的台湾文化奇人张继高，曾被好事者轰传为“台湾第一才子”，其中自不乏文以人传的缘故。细玩之下，发现这位本该写出放荡奇文的怪客，命笔行文竟格外中规中矩。所以张继高的成就，八成在于见识而非文章，在于能说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缺少精致——包括能够生产精致和享受精致的人”这样的妙论，而不在于身体力行地写出精致之文。横向比较一下，诸如“还没读过一本专门研究见识的专书”之类病句，余光中或董桥先生是宁死不为的。

　　张默生《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此书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大部分传主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活生生的民间人物，如疯九、苗老爷、鸟王张、义仆等，另有义丐武训、怪杰吴秋辉等。虽然武训在“大批判”之后已尽人皆知，但当作者于三十年代撰著时却知者不多。即有知者，也必认为这些三教九流不配“宣付国史馆”。此书大旨，意为常人亦有懿德异行，芸芸众生不亚于大人先生。足见绝无腐儒偏见，颇具现代眼光。作者学养弘富豪阔，文笔摇曳多姿，读至痛快处，每欲浮一大白。我每当倦闻大人先生之高论，即读此书以舒愤懑，已不下三四过矣。

　　肖开愚《论疾病》（《散文与人》第五集)

　　一望可知的诗人手笔，即使文前加一“论”字，即使“作为医生”“曾经在医院里工作多年”，仍不减分毫。现在诗人太多了，作品太难以鉴定了，所以我只能偷懒，先试着看看他的散文如何，再做计较。能写一手好诗的，决无写不好散文之理。真诗人一旦写起散文来，其底线一般也会在专职散文家之上。肖开愚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结构挥洒不拘，见识出人意想，思维左右驰骤，语言处处讲究。肖先生真该多写一点，写得再野一点。

　　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仙逝未久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精研古典造园艺术，专业造诣为世公认。中国古典文化是整体性的，陈先生长期浸淫其间，一法通万法通，由造园而及于书、画、诗、曲，好之继以乐之，陶然而忘倦。米癫拜石为兄，人笑为痴；而老来痛失爱子的陈先生，则终生视石如子，自号“阿Q同乡”。晚岁情溢于衷，发为文墨，无不斐然成章，清朗可诵。先生之绝艺可传，而先生之痴心不可传矣。痛哉！

　　陈四益《绘图新百喻》(湖南文艺版)

　　陈四益先生的文字，应该属于国宝级，在我眼里是和大熊猫不相上下的。当然仅指他的“文言”，不包括其白话小品和近来越写越油的打油诗。这表明，“搭卖”之道是行不通的，陈四益“别才”惊天，这既成全了他，也限制了他，使他不具备两栖发展的条件。为什么非得两栖发展呢？套用马克思的妙语：我们羡慕狐狸的诡谲多智，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刺猬的“只此一招”呢？——好久没能读到陈先生《绘图新百喻》一类的文字了，颇觉情绪怏怏。

　　余世存《说王——王小波的忧郁》（《重建生活》）

　　应该留意这位曾经有过不小地位而今一无所有的小伙子，他的见解未必总能启人心智，却是从大处着眼的。相比所有他阐述过的思想、观点，隐匿在这些思想、观点身后的人格化形象，无疑更值得刮目相看。某种与他的年龄似乎不相谐调的宏大关怀，总能时不时地把你打动，使你惊悸。他是否能成“大器”当然言之尚早，但有一点可以预判：他即使什么也不是，也不会沦为“小器”。移用他评王小波的话，他的声音或许暂时“不庄重也不雅训”，但却足够“沉重”。

　　吴亮《批评即选择》（《文学的选择》）

　　海派批评家吴亮初出道时，还是颇可观瞻的。除了华彩的文句，佻荡的见解，还有那最能逗人心跳的“独立批评家”风采。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评论不曾受人邀请，与请柬、机票、景点、纪念品等被别的评论家视为必备的要素无关。但许是受了定居地上海的强力牵引，再加又对“文学与消费”作了一番考察，他开始重新“选择”批评方向，从此远离文人书斋，转向热闹的画廊、咖啡馆。十年一觉，文字竟面目全非。当他将那些粗看煞有介事、细玩一派胡言的“吴侬格言”精细打造成所谓“老吴论语”时，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吴生老矣，语无伦次。所以情急之下，只能从事与妻子唱双簧，对时尚瞎点评之类粗陋活计了。

　　何其芳《画梦录》

　　重读此书，失望之余，大感欣慰。竟有人说，《野草》之后有《画梦录》，比拟不伦，莫此为甚。矫情恶俗的新文艺腔，或许以此书首开先河，至少是影响最著者。这种娇滴滴的伪浪漫主义，羞答答的小资情调，散文中的鸳鸯蝴蝶派，令人感叹现代汉语写作确实已大大地进步了。甚至当代如恒河沙数的晚报体业余写家，也足以傲视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散文巨子。今之写作者固然不应忘记先辈的筚路蓝缕之功，但也不必因其偶著先鞭而夸大其实际成就。

　　林清玄《温一壶月光下酒》（《林清玄散文》）

　　此文与董桥名文《中年是下午茶》题目何其相似!董桥和林清玄是港台两地“情调散文”的代表。港台两地都把男人女人叫做男生女生，所以许多港台名家的散文都有极重的学生腔。而其末流，则充斥着为洒脱而洒脱的假洒脱，为抒情而抒情的伪抒情。没有阳刚的黄钟大吕，只有阴柔的隔江后庭。唐代禅学的牙慧、宋元词曲的婉约、明季小品的帮闲，再加一点清末的鸳蝴派，你以为是新的，其实仅仅在现代汉语中有点新，底里却是文言滥调。这就是深受鸳蝴派影响又超乎鸳蝴派之上的张爱玲，在港台竟被顶礼为文坛“妈祖”奶奶的缘故。

　　南帆《虚构躯体》（《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评论家南帆妙手偶得，妖刀一闪，竟然如此匪夷所思，好看煞人，直欲令本色当行之散文诸家汗颜。虽然引文甚多，不似散文本色，颇有学者掉书袋之嫌，然而细思之，也不奇怪，既对身体作运斤如风之裁剪，自当裁剪先贤文本。散文本无体，形散神不散，何如神散形不散？腹笥弘富，獭祭非病，要之宜巧施连缀，妙引无缝。倘若入而能出，以独造之匠心驱遣天下万物入造化大炉，则无往不可。虽大师奇文，何妨被我削铁如泥？

　　徐晓《无题往事》（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

　　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此文回忆了她与一代奇人赵一凡的交往。多亏了这篇文章，我们才得知，最早数期《今天》诗刊的全部作品皆由赵一凡一人提供抄本，因为当时连作者本人都不敢保存。《光明日报》打算公开发表遇罗克《出身论》时，也遍觅不得，只有赵一凡能提供抄本。此文文笔素朴，深情内蕴，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文献。赵一凡以虽残之身、不残之心保存了历史，而徐晓作为赵一凡全部收藏的指定继承人，不负所托地保存了这段保存历史的历史。不能保存历史真相的“历史”，只是谎言。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1月第1版）

　　《今天》之前那些“昨天”的现代诗人，绝大部分都不宜写诗，而更宜写散文。以恶诗《草木篇》罹祸的流沙河先生也是如此。他的《锯齿啮痕录》，是我读过的回忆右派经历的最惨痛、最感人的文字，作者是极少数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惟其如此，此书至今少有激赏者。如果没有这种大彻大悟，流沙河就不会悟入《庄子》，更不会写出《〈庄子〉现代版》。不过依我看，《〈庄子〉现代版》还是不写为妥，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由我捉刀无疑更为相宜。

　　莫小米《缔结平衡》（《新民晚报》）

　　莫小米的小品篇幅虽短，却有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大气，故不宜归入“小女人散文”。其幽默、机智固为女作家罕有，而能时刻保持篇幅和煽情的双重节制更属难能。但这种对通俗报刊规定篇幅的驾驭能力又实在是女性所长，达到了大家闺秀那种既不越礼又仪态万方的水乳交融。所以或许可以称为“淑女散文”。我从报刊中零散见过几十篇，很惊讶地发现她的产品质量极其稳定，配方也极少变化，你不会失望，但也较少惊喜。其质量三包，如同麦当劳汉堡。淑女而吃汉堡包，虽似滑稽不伦，其实正是时代潮流。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

　　本土学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序，一写写了八万字。旅美学者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序，一写写了十多万字，附庸蔚为大国，只好独立成书为《胡适杂忆》。显然两“刚”皆不知何为“刚刚好”。似乎才华过人，篇幅也非过不可。所谓“君子不器”，凡大才必不受世俗器局之拘束。故儒门东家之丘，也不得不浩叹“必也狂狷乎”?然而顾颉刚固然才华过人，文笔却枝蔓芜杂，清汤寡水。笔者不想在专“齐散人”的本文中为顾先生单列条目，若还有机会专“齐学人”，或可考虑。而唐德刚却一失手成千古事，无意间煲出一锅美（国）味的唐老鸭汤来。

　　秦牧《细节》（《艺海拾贝》）

　　对于今天整个中青年一代人来说，秦牧先生是值得感谢的。在那个文学洪荒时代，学子饥渴难耐，秦牧先生说古道今的散文（准确地说应该是“读书随笔”），给青年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学滋养。本人就尝蒙深恩，理当没齿不忘。秦牧先生的高大形象，当年是颇可比附今之钱锺书的，何况当时几乎没有哪位青年听说过钱锺书，所以只能“不贤识小”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秦牧的文章实在简单了些。因为立意仅在普及常识，故硬伤虽寥，滥调却不少。当今有众多优秀读物可选择的青年，自不必再视《艺海拾贝》为十全大补膏了。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第3第4期）

　　香港新生代作家黄灿然，最初是诗人，其后成为世界级大诗人的中译者，创作实践和广泛了解非汉语同行的双重功底，终于使他写出了这篇视野空前宏大、内涵无限延伸的划时代文献。也许有人会把此文归入理论或学术，但真正入乎其内的通人，必能出乎其外，正如中外所有的大师，他们的理论与学术巨著，都是绝妙的大散文。写出此文，作者就已跻身不朽。每一个有抱负的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拜读这篇雄文。甚至置之座右，每当著作现世之后，自我膨胀之时，不妨用此文提供的世界级度量衡，正确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斤两。

　　章克标《文坛登龙术》

　　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区别是，马氏对自己的妖邪之说抱有求道的真诚，章克标先生则仅从“伎俩”的角度探讨，故“马基雅维里”之后可缀以“主义”，“文坛登龙”却只一“术”而已。章先生命笔时心中显有大块噫气，虽妙语频发，卓见纷至，还原幕后，仍一“厚黑”嘴脸无异，常常左手方自扇己腮，右手急自抚己臀。——老先生不久前忽发少年狂，以百岁衰颓之躯，发嘤嘤求侣之声，致使天下为之微耸。识者可否断为“文坛登龙术”之又一变招？

　　谢泳《不近人情》（《谢泳居》网站）

　　造化没有赐给他更多的文学才能，看来是为了预防他心思太野，一不小心弄起了文学，反耽误了正事。这正事在于，充当中国当代文学的走方郎中，专司为文坛配方抓药，为文人正骨去痰。他出手快捷，反应神速，擅长在第一时间对无行文人、越轨文事作出判断。绰有余裕的现代文学知识，一方面固然使他的文章有公式化之嫌，另一方面却也使他的每一次判断都能找到坚实的立足点。谢泳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文人之镜，我是很愿意在这面镜子前照一下的，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

　　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与乃师谭其骧之殷殷师生情，在此浇漓之世犹如空谷足音。其名文《悠悠长水》令人想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千古绝唱，但我独喜此文。先生抉发冯道因深悯民生疾苦而不惜自污之隐衷，虽未必切合实情，然而言之成理，横扫陈见。比之腐儒立异以为高的深文周纳，麻木不仁的大义凛然状，尤其自见性情，大具慈悲之心。我是喜欢乱世的，乱世的坏处当然很多，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大一统。乱世有自由而易死，大一统无自由而易活。至人曰：不自由，毋宁死。

　　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

　　可遇而不可求的一部奇书，但把它视为《颜氏家训》《曾国藩教子书》一类读物，则又难免盲人抓药之嫌。我的建议是：完全不考虑其中也许潜藏有的教育意义，只以奇书视之。傅雷之教，除却风雅绝伦，还时时杂有惊雷，非耳聪目敏如傅公子聪者，难免失聪。何况，傅聪惊闻之下是否已有失聪，旁人原也难猜。我感兴趣的，是奇人傅雷，而非“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后者属晚报类话题，与傅雷本无干系。

　　新凤霞《发愁与胆小》（《太阳下的风景》）

　　作为专业评剧艺人，她很著名，可惜我没眼福。作为业余散文家，她没写过名著，但我却眼福不浅。她文化不高，但有可贵的良知。比如关于发愁，她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应该锻炼自己的头脑勤于思考；人身上的各个部位经常使用都有好处，但头脑是统帅，要首先锻炼。”然而有头脑就要发愁，但她不反悔。再如关于胆小，第一次坐飞机，刚刚上天她就吓得大嚷：“停一下！我要下去。”乘客大笑，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从一九五七年起，她的胆子就吓破了。我忍不住大笑，如果没有胆子，她还敢这么写吗？可见她不仅有脑子，而且有胆子。

　　蓝英年《法捷耶夫之死》（《寻墓者说》）

　　因为地缘政治和文化运命上的关系，一说起苏联作家，总会开启中国知识分子的泪囊，使他们唏嘘感叹，情动难已，同病之怜，敌忾之气，遂杂沓而出。当然，还得看由谁来“说起”，如果由王蒙先生起头，由于谁也不清楚他在其中羼入了多少恩怨莫名的题外因素，圈内圈外，常常竟不知何种读法系正解。如果由苏俄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来“说起”，由于作者笔如止水，心动而幡不动，往往立时便生出一派纯正之气，依稀能闻见狄康卡的老橡树味，能瞥见贝利亚闪烁的镜片——何况，作者的文笔亦极高明，正可见俄－苏文学的浸淫之功。惟对索尔仁尼琴痛诋不休，令我不快。

　　筱敏《消失》（《新时代的忍耐》）

　　对往事的痴迷，对高飞于往事之上的抽象物“时间”的好奇，加上高敏度的感性、女性味的智性和基本上够用的语言才华，构成了筱敏的突出特质。她的写作与切身经历关系不大，她不是那种靠旅游行踪、意外变故、社交风云提供写作灵感的作家，她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清夜扪心时的所思所想。和普鲁斯特一样，她似乎哪儿也不去整天躺在床上也能写出漂亮文章。她的思维与梦境有着明显的瓜葛，我们永远不知道文章的下一自然段将如何开始。现在评论她的成就也许为时尚早，但仅仅展望一下，对我也是一件快事。

　　廖亦武《算命先生孔庆天》（《八面来风》2000年第3期）

　　诗人廖亦武（老威）重出江湖，编了两本好书。我幸运地买到了《沉沦的圣殿》，但至今没有觅得《漂泊》。在杂志上看到此篇，我疑心就选自后者。廖亦武编的两本书，都立足于江湖，这是极为可贵的。他帮助读者看到了被庙堂的喧哗遮蔽了的无声的中国，听到了无声背后的呻吟与饮泣。而在这位信口开河为人测算流年的孔子七十四代孙孔庆天身上，我看到了孔子的思想被庙堂加工成僵尸之后，他的精神依然流落江湖，并终于和江湖浊流合污，这再次证明儒学及其余毒，至今依然是中国脱胎换骨的最大障碍。

　　魏明伦《自序》（《巴山鬼话》）

　　魏明伦以鬼才自居，靠鬼话蒙世，本人虽素不信邪，但为面子起见，折扣来折扣去，到头来恐怕也只得尊称他一声“魏半仙”。“魏半仙”戏剧方面薄有才华，大具盛名，虽出身草台班子，青云之志竟迟迟不坠。为使文名长盛不衰，仗着多年奔走码头的经验，遂决意走江湖异人路线，不惜“委身于鬼”，放胆一搏。一部《巴山鬼话》，每个字都当当作响，数说着主人的“天赋鬼秉”，不同凡响。然才具之丰不抵学养之乏，整天忙做相如赋，却直教司马青衫湿不休——我们都知道，“巴山蜀水”的无限风光，可不是由酸气刺鼻的“浦江秋雨”成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