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应用
周筱赟，葛剑雄

〔摘要〕当前的中国史学中存在将历史研究和应用混淆的弊端，片面强调“古为今用”，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作为历史学两个不同层面，其要求和目的都是有区别的。
〔关键词〕历史研究；历史应用；古为今用


20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自70年代末逐渐摆脱“文革”的政治话语束缚之后，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优秀成果迭出，成绩斐然。但在这一片兴盛之下，市场经济的冲击、研究队伍的萎缩和流失、功利主义的盛行等等，史学依然潜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史学所不能左右的当下外部因素外，史学自身也应该成为反省的对象。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普通受众，还是不少的历史研究者，当前对待史学最大的弊病，就是混淆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应用之间的界限，脱离历史事实，一味片面强调“古为今用”，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一、“古为今用”不应是历史研究的目标

“古为今用”一词，几种权威的辞书，如《汉语大词典》〔1〕、《辞海》〔2〕、《现代汉语词典》〔3〕、《中国大百科全书》〔4〕均失收，按照我们的理解，历史研究中的“古为今用”，是指研究者不仅要向受众提供正确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经验得失，为今天判断、处理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依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古为今用”中的“用”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绝对客观的，随着主体的不同会发生转变。同样的事实和观念，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讲极具价值，对那一部分人就可能毫无意义。既然某一命题究竟有没有“用”，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那么历史研究者应该根据谁的标准来判断呢？如果历史研究惟一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那么在研究之前首先必须确定研究命题的有用与否。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是很难正确判断哪个命题有用，或一个命题的哪一方面的实际功用更大。而且，随着人的认识与社会需要的变化，有用和无用也完全是相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有用，也没有绝对的无用。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国内收藏家注意的多是书法优美的手书经卷，对账册、契约一类不屑一顾。当年敦煌文献自甘肃运往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员纷纷盗取，都是挑选这类经卷。而今天人们无疑早已意识到，后者在历史研究中对复原当时生活实态具有更大的价值。

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绝对的无用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是个人的选择或兴趣爱好的差异。有些研究的价值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或者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即便有一些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确实找不到实际用处，但这种研究的过程可能会形成或验证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或者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训练。如某个历史细节的考证、某人的生卒年月一类，本身可能并无多大意义，但是考证的过程却训练了研究者挖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

我们固然不宜用有用与否来要求历史研究者，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历史研究者的专业标准来苛求非专业人士。政府部门或其他非专业人员，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所需，有取舍地学习和使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古为今用”对于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运用的人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会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加以取舍利用，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试想当美国总统接待来访的英国女王，在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时，就未必一定要提独立战争中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了。一定要提及，应该也是一语带过。这种选择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不可避免的，但这样做，并不等于否认这段历史的存在。在研究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史，或者研究美国独立战争史时，无论是美国的历史学家，还是英国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蒋大椿先生在国内较早便提出了将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的构想，认为这样才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5〕，这一见解正是抓住了症结所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作为历史学两个不同的层面，应该严格区分开来。“古为今用”更大程度上对历史应用的要求，这一口号不是为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提出的目标。“古为今用”追求的是现今的实际效果，一旦史学工作者将历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单纯为了“古为今用”而进行研究，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惟一标准，历史研究就很可能蜕变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

即使是在历史应用中，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研究的成果所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剪裁，但绝不会歪曲、篡改既定的事实。北宋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是希望这部书能使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6〕，强调的是历史对后世的“资治”作用，但他在撰写过程中发现原始记载互为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详加辨析，说明取舍的理由。对于异说，也记于《考异》一书中，以备后人查考。而当前某些研究者，却借着“古为今用”的名义，先入为主，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寻找甚至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史实”，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要么绝口不提，要么歪曲篡改，用自己的目标来重新“创造”历史。这样，历史岂不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二、片面强调“古为今用”的弊端

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总是说我们中国人了解中国史、研究中国史，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自己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倍感自豪，如果只是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服务，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关心的应当是历史事实的真相，而与研究者的国籍无关。否则，如果涉及国家的耻辱、民族的陋习、文化的劣性等，就不必研究、甚至一笔抹杀吗？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无论哪一国的历史研究者，研究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应用这一成果，如故意忽略或隐瞒某些事实，强调或夸大某些事实，以使自己一方处于有利地位，赢得外界道义上的支持等，但这早已不属于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研究者的事了。

近几年来就有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五四运动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推翻，诸如河图洛书的传说都是信史，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三皇五帝确有其人，不仅有具体的出生，还有世系明确的直系后裔；似乎惟有如此才是爱国主义。这使我们想起了清代以来的一种潮流，外界传入中国一种新事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制度方面的，总会有人出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暗示外国人只是拾了中国古人的牙慧，至少是受了中国古人的教化或影响才有的。清朝皇帝中，康熙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他曾经亲自向来华的传教士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几何等知识，但他学习之后却得出结论，这些西方学问“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7〕10余年前足球开始风行时，便有人撰文称足球实起源于唐宋流行的“蹴鞠”，20世纪80年代允许股票上市时，又有专家撰文论证股票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出现，进入90年代更有学者论证市场经济中国古而有之，这实在是历史研究和运用的一种倒退。但是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类盲目复古、西学中源的论调，不过是晚清或更早的沉渣泛起，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当前还有一些人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把《周易》及阴阳学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的源泉。其实稍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看出，先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即便有现代科学家从《周易》或阴阳学说中获得灵感而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的科学价值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学界广为流传的莱布尼茨（Gott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从中国的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故事，其实并非事实，而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解。早在1679年，莱布尼茨以外交官身分旅居法国期间，便完成了题为《二进制算术》（De L'arithmetique Binaire）的论文手稿，对二进制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包括用0和1表示一切数的规则，二进制运算法则，并与十进制作了比较。1697年初，莱布尼茨将二进制的设想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闵明我（Marie Philppe Grimaldi, 1639～1712），但未引起对方注意。〔8〕直到1703年，莱布尼茨才从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籍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处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图（莱布尼茨误以为此图为伏羲所创），发现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数学来解释，这在莱布尼茨本人撰写的论述二进制数学的论文中写得很明白〔9〕，但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即便真有其事，那么这些学者为何不可以研究一下，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并进而研制出计算机呢？

除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下将史学泛政治化外，当前历史研究弊病的另一大表现，是强调所谓“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近10余年来，各地争夺名人诞生地、活动地、重大事件发生地，以及不顾既定的历史事实，一味为祖宗翻案等事件频频发生，其实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本来是早有定论的，有的根据现存的史料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比如西施故里的所在地，浙江的诸暨和萧山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诸暨和萧山两县毗邻，历史上又长期同属会稽郡，县界可能有所变动，西施居住的那个村的原址，早已无从查考。更何况西施其人不见于《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而记于《管子》、《庄子》以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究竟只是小说家言抑或实有其人，还是个疑问。今天两地学者所引以为据的本地所存的西施古迹，多为后人附会，根本不可能是春秋遗迹，显然不能当真。再如对孙武的故里，先秦古籍并无记载，司马迁只说“孙子武者，齐人也”〔10〕，语焉不详。到了《新唐书》中有了孙武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11〕的说法，于是就出现山东的惠民、博兴和广饶三说，而该条史料，来源于唐元和年间（806～820）所编的《元和姓纂》。有人认为该书中的“乐安”指唐乐安郡，有人认为指汉乐安县，有人认为指先秦齐国乐安邑，一时众说纷纭。且不说孙武祖父的采邑是否一定为孙武的出生地，《元和姓纂》中所列郡望名称，既有郡名，又有县名，既有唐代地名，又有前代地名，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很难作出判断。

也有的史实本来是很明白的，如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东汉末属于南阳郡邓县，是南阳郡下辖的37个县之一，这一点，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得很清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12〕，当时是刘表的统治区。而今天的河南南阳，东汉末虽然与今天的湖北襄阳同属南阳郡，但从建安四年（199）张绣降曹开始就一直是曹操的控制区，刘备怎么可能于建安十二年（207）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呢？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13〕，只是从当时的郡名而言的。历史学界对此早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到了1990年《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的“三顾茅庐”、“隆中对”要确定首发式地点时，襄阳、南阳之争就白热化了。有人在文章中声称诸葛亮躬耕地关系到“南阳二千万人民的利益”，发起10万人签名的活动，这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历史事实可言？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再讨论的余地，而是这样的做法，已经完全不是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了。这样的“考证”成果，不仅不是历史研究，连历史应用也谈不上。

争名人，争古迹，争“第一”，说到底，都是为了某一地方或人群的利益，因为他们都认为，争到了这些“历史资源”就有了地方的知名度，就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产品的销售，就能够引来外资内资。其实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决定因素。在今天世界上或国内的大中城市中，完全靠历史悠久或历史地位重要而获得知名度的是极少数。即使是这些城市，也还离不开现实条件。如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安阳建都在杭州之前，年代比杭州久；开封也先于杭州，地位更加重要，但今天杭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无疑要比开封、安阳高得多。

历史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人文景观中更是如此。但绝大多数旅游者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者或专业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休闲，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再重要的古迹也不会引来游客。20世纪30、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可以吸引张大千、常书鸿这样的画家、学者，但只有交通改善和设施具备后的今天才会成为旅游热点。真正要产生市场效益，历史悠久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全是假的，只要市场定位准确，也同样可以吸引大量的客源。像杭州的“宋城”主题公园，全是新建的仿古建筑，游客也源源不绝。而杭州城南凤凰山麓真正的南宋皇城遗址却堙没于草木之间，到那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长期无人知晓的四川九寨沟，除了编出一些民间故事外，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什么记载，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使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名闻世界。

三、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作为纯粹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绝对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规律。另一方面，在一种具体的规律被发现、被揭示以后，历史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用于验证这一规律。如果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或者对历史事实作随心所欲的取舍，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根本起不到验证的作用。如果这一“规律”并不是真正的规律，而是错误的，那这样的验证只能为错误披上正确的外衣，延续并扩大了它的消极作用。如果这一规律是正确的，也会因为采用了错误的验证方法、使用了不真实的论据而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规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人们全面、深刻地揭示和认识，实事求是的验证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片面性或局部的误差，这正是使之完善的恰当途径。

一种理论或主义，如果是真理，就不必害怕历史研究的检验，因为它必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即使由于一时还无法找到充分的事实，或者由于真相被歪曲、掩盖而暂时不为人们所知，但规律的客观存在是不会改变的，难道它还要靠虚假的“历史事实”才能变得正确吗？相反，依靠迷信或其他欺骗手段、专制或其他暴力手段推行的理论或主义，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乞灵于捏造事实、造谣惑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用伪造的所谓“历史事实”作附会迎合，只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历史应用的目的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

第一个目的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无二致，就像历史研究要应用其他学科的规律和知识一样，不能设想，如果这些东西是以虚假的、错误的论据为依据，我们却还能用之于历史研究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当然也是一样。如历史疆域的研究可以为民族、人口、文化、艺术、语言、宗教、经济、贸易、政治、对外关系、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学科提供重要的根据，如某一民族的分布和迁移、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某种方言的形成过程、某种宗教的传播范围等往往与疆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由此而决定的。要是我们在地图上画出的历史疆域是随心所欲的，或者只是为了表示“爱国主义”而尽量扩大了的，相关学科以此为据的结论又岂能正确呢？

对于第二个目的，由于接受宣传教育的对象千差万别，每次宣传教育的具体要求又不一定相同，选择的内容和方式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同样是历史课，初中的和大学的不应相同；都是作报告，对一般民众与对党政官员、专业人员自然不能用一种稿子；国难当头时要多讲先人的英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不必同时说明历史上同样有过多少回委曲求全、卖国苟安；激励民心时就侧重于以往中国在世界的先进地位和伟大贡献，而不必大谈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历史上的污点；凡此种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切都应该是以不违背事实为前提的，只能是对各种事实的不同选择或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像前述的那样去歪曲甚至伪造事实。如果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不顾历史事实，尽管当时可能有效，一旦受众了解了真相，就会连正确的宣传也不再相信，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第三个目的最为某些人所看重，历史研究为现实、为政治服务一度被置于首位，因而这方面的功能被无限地扩大了。实际上，历史研究对现实或政治的直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历史事实也不会雷同，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任何历史财富都不会直接转化为实际利益。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指出：“人们习惯于把历史上的经验的教训介绍给各个君主、各个政治家、各个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政府和各民族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形式不得不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14〕绝对的无用也许夸大了，但黑格尔这段话对于热衷于历史为现实服务者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在国家和民族消亡之前，历史学者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一员，应当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但如果他要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为国家或民族服务，那就必须遵循历史学的原则，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如果在历史事实中找不到有利的论据，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倾注自己的爱国热情，而不应该伪造或歪曲事实。

总之，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处于什么条件之下，对真实的追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在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时，可以有所选择或取舍，但还是必须以不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为前提，否则不仅不利于历史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且将贻害社会。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当作最伟大的天才、导师、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一切问题都可以在他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他某句话做注释而已。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作者简介：周筱赟（197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葛剑雄（194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3〕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5〕 蒋大椿《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6〕 [宋]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载《资治通鉴》附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页。
〔7〕 [清]章梫《康熙政要》卷18《历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8〕 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莱布尼茨中国通信集》）, Frankfurt（法兰克福）出版,1990, pp33～42. 该书无中译本，笔者之一委托德国罗森海姆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 Rosenheim）商业与行政管理系（Fachbereich Betriebswirtschaft）的刘雁女士代为查阅和翻译了该书部分内容，谨致谢意。
〔9〕 莱布尼兹《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算数：兼论二进制的用途以及伏羲所使用的古代中国符号的意义》（Explication de l'arthmetique binaire，quise sen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 avec des remarques Surson utilite, et Sur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eiennes fi-gures Chinoises Fohy），李文潮译，载《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1期，原载《1703年皇家科学院年鉴》（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 Année 1703），1705年巴黎出版。
〔10〕 《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第7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1页。
〔11〕 《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三下》，第10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5页。
〔12〕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1页。
〔13〕 诸葛亮《出师表》，《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引，第4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0页。
〔14〕 黑格尔《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原载《学术界》2004年第3期